jacquesliu

上一次从本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还是快20年前了。那个时候并没有感到非常大的不适应。这一次，却没有那么自然，主要原因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用到太多的数学知识，而高等数学的大部分，十几年前我就还给老师了。人生的挑战，总是可以激起新的斗志。对我来说如此，对于魁北克的许多政治人物来说，也是如此。
这几天看电视新闻，记住了几个新的名字。他们都是要挑战自己人生新的高度，当然他们因此遇到的困难可能比我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
第一个名字是Maria Mourani，魁人政团在蒙特利尔Ahuntsic选区的国会议员。Mourani女士祖籍黎巴嫩，出生于非洲科特迪瓦的阿比让，1988年移民到加拿大。她被报道有98%的可能参加到12月份的党领竞选中。她自己则表示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是否参选。在从政之前，Mourani女士曾经长期从事失足青少年的惩教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
第二个名字是Jean-Francois Fortin，魁人政团在Haute-Gaspésie-la Mitis-Matane-Matapédia.选区的国会议员。17日周六他成为第一个站出来竞选魁人政团党领的人。这位38岁的政治新人是今年大选才进入联邦政坛的，此前曾担任过当地Saint-Favie镇的镇长和镇议员。他说，他一定要把魁北克人的声音传递到渥太华。从政之前，Fortin先生一直是CEGEP Rimouski的政治学教师。
魁人政团的临时党领Vivian Barbot整个一个夏天都在和党内人士会面，酝酿新的党领人选。她说，5月2日大选的惨败已经成为过去。魁人党员必须卷起袖子，重新振作起来，赢回魁北克人的支持。在那次大选中，魁人政团在全省78个选区中仅赢得4个席位，而上一次大选魁人政团还有47个席位。不过，如何赢回魁北克人的支持，说得容易做得难。魁人政团一贯被认为是魁北克人利益的守卫者。上周CBC一条报道却在质疑他们的这一角色。和魁人政团有密切联系的魁人党前领导人Andre Boisclair最近被正在魁省开采页岩油气田的阿尔伯塔Questerre能源公司任命为董事会顾问。而魁人政团的创建者Lucien Bouchard现在担任总裁的魁北克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也在积极进行页岩油气田开发。对于页岩天然气开发，许多魁省民众因担心会污染当地的地下水资源而积极反对。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也宣布冻结页岩天然气的开发两年。有人因此质疑，魁人政团的这些前领袖们到底是在捍卫魁北克的利益还是出卖魁北克的利益。曾经担任过魁省能源部长的Andre Boisclair被Questerre认为是熟悉魁北克政府运作，能在和政府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然，摆在魁人政团面前的还有更重要的魁独问题。在CTV的新闻跟帖上，有人质问Mourani女士，“你当年移民来加拿大，现在却要从事分裂加拿大的举动。你到底能说清楚魁北克独立有什么好处吗？”
第三个名字是在今年4月大选中成为魁北克市北部的Abitibi-Baie-James-Nunavik-Eeyou选区国会议员的政治新人Romeo Saganash，他刚刚宣布加入NDP的党领竞选。Romeo Saqanash现年50岁，是魁北克一位广为人知的印第安政治家，代表印第安人的利益多次和政府谈判。他在1989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律学位的印第安Cree族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他曾是后来被广为诟病的印第安学童寄宿学校的学生，是当年坚持接受了完整教育的十名印第安学生之一。对于参选的这一决定，他表示他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许多选民鼓励他出来竞选，尽管他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他还是决定站出来。
我不太相信这位印第安Cree族的政治家能最后担任国会正式反对党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我觉得，他站出来参选的姿态更重于他最后能否当选的事实。对于加拿大人来说，他的参选标志着有着第一民族之称的印第安原住民积极成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要把他们民族的声音，把魁北克的声音，把底层民众的声音带到这个国家政治殿堂的最高处。历史的苦难，也许正是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动力。对于那些有着更高精神需求的人们，我总是报以极大的尊敬。

3月12日星期六一早，刚打开邮箱就看到两封相关的邮件。一封是通知我从今年夏季学期开始，学费上涨，从每个学分69元涨到73元左右，其他杂费也有增加。另外一封邮件是学生会通知，这一天中午有各校学生大游行，反对省政府的涨价措施。这两封邮件突然让我明白过来，刚才在街上远远看到的游行队伍应该与此有关。涨学费毕竟与我也有关系，于是我决定出去观察兼声援一下。
等我赶到街上，我才发现，这不仅是学生的游行，而是魁省各大工会，左派的魁北克团结党，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等联合组织的在省政府3月17日预算案发布之前一次集体示威行动。行动似乎很成功，有大约上万群众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从加拿大广场出发，沿Peel， St. Catherine大街一直走到Mcgill大学校门前。参加游行的群众举着各式标语，旗帜，沿路呼喊着要求停止增加学费，反对医疗服务私有化等口号。道路两旁还有不少人散发传单。游行组织者还准备了专门的歌曲向庄社理省长陈情。
根据我的观察，参加游行的人中有许多是工会成员，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因为他们都打着工会或者学生会的旗帜。许多人带着孩子，牵着狗，一边游行一边说笑。蒙特利尔的这类游行许多都有着类似嘉年华的效果。不过通常左派的游行，警察总是会比较紧张。记得几年前的五一大游行曾经酿成警民激烈冲突。这一次，我看到工会有专门的纠察人员在两边巡逻。每个路口都有警车把守，天上有直升机盘旋，有一段时间十多个骑警还出现在游行队伍外。在游行队伍里，明显有一些属于社会的闲散人员。他们看我这个旁观者的眼神充满了挑衅和警惕。
听着主席台上一位位集会领导者的慷慨陈词和台下群众的阵阵欢呼，我不知道我是否该赞成他们的这些主张。反对私有化，反对各种费用上涨，这些要求都很能打动我，尤其学费上涨还和我有直接利益关联。但另一方面，政府要这样做，是否有政府的道理呢？我想我应该能够理解，政府提出这些举措背后的原因，至少是表面的原因。面对魁北克的看病难，面对政府债务的节节提高，寻求解决方案是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做的事情。但是反对者方面呢？除了反对，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吗？我看到一份游行中无政府主义者发给我的传单。他们的确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那就是直接民主，民众自治和不断抗争。但这是一个好办法吗？
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反对者，相比一个主张合作的人士，提别是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掌声。这一点在中国更加明显，许多人以扮演政府的批评者为荣，但却提不出什么合理的主张。这两天看到叶檀女士指责那些反对房屋限购政策的人，说他们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维护一个严重不合理，充满泡沫的假市场。我觉得说得好极了。
回到蒙特利尔的大游行。我注意到，参加这次游行的似乎没有魁省官方反对党魁人党人的身影。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反对这次游行能够把庄社理的声望拖下来。但是他们毕竟也有机会执政，他们不会给自己将来的执政制造麻烦。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
今天中午去参加负责魁省经济发展的国务部长Denis Lebel的新闻发布会。他代表外经贸部加农部长宣布哈珀政府将向社会各界就如何促进美加贸易以及边贸安全向全社会征求建议。哈珀政府今天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委托多位政府高官同新闻界会面高调宣布这一事情。我问Lebel部长，这样一个公众咨询，政府为什么要高调宣布，难道以前没有做过吗？他回答我说，哈珀政府是应对当前特殊的美加关系提出这一动议的，这也反映了哈珀政府对美加贸易，对民众意见的重视。对比自下而上的大游行，哈珀政府的这一举动，虽然有作秀的嫌疑，但是也未尝不是个收集民意的好办法。

12月4日星期六一早被唐编拉去参加市政府执政党Union Montreal一个党代表会，说是有华人党工动员多一些华人参加。我本以为这是一个小型座谈会，原来却是一次全市性质的代表大会。会议的内容大概就是介绍一下该党的执政成绩，让一些新党工和大家见见面。
2年前，我曾经参加过另外一次类似的会议。那次不是Union Montreal，而是Vision Montreal，是本市的反对党。那个时候Benoit Labonte刚刚从Union Montreal跳槽到Vison Montreal担任党领。会议的内容就是介绍Labonte和即将参加市选的各个市议员候选人。那次会议是在蒙特利尔东区的Tohu杂技城的大演出厅，参加的人也有几百人的规模。参加那一次会议的华人算上我大约只有3个，而4日的这次会议，由于事先动员得好，参加的华人有几十位之多。
来魁北克这么多年，和本地的政党打交道也不是一次两次。有几次还有人动员我加入某一政党，象征性交一点党费就可以成为该党党员。虽然如此，说起来对本地的政党还是一知半解，尤其是蒙特利尔市这三个市级政党的异同，让我说我也真说不出来。相比我了解的中国大陆的政党结构，这里的政党组织非常松散，除了高级成员，对普通党员的要求很低。另外这里的政党的日常活动也不多。除了每年一次代表大会，像这次会议这样，不在选举期间有党的活动，我还是第一次碰上。
党的组织松散，但是并不影响党员的忠诚。这么多年来我碰到过不少忠诚的联邦保守党员，联邦自由党党员或者省自由党，省魁人党党员，其中也不乏华人。这些人通常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倾向，每逢选举，也总是积极参与助选。在我看来，与其说他们忠诚于自己的政党，更不如说他们忠诚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只要政治信念一致，许多人大概并不在意换一个政党。前面提到的Benoit Labonte不就是一个例子。
说到政治信念，我自己的政治信念到底是什么，似乎也说不上来，可能更多是一个大杂烩。正因为如此，任何人让我加入加拿大什么政党，我都提不起兴趣。估计新移民中像我这样的不在少数。鼓励华人参政，激发起华人参政的兴趣，找到华人感兴趣的话题，这大概是个切入点。
曾经有一次联邦新民主党的华裔国会议员邹至蕙来蒙特利尔唐人街助选，同时宣传反对国会新的中药立法的事情。那一次我正好在现场近距离和邹议员打交道。她倒是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有几次见到她的先生Jack Layton，也感觉很舒服。这对夫妇相比我之前打过交道的其他政治人物，比如冷冰冰的总理哈珀，高高在上的前自由党党领迪安，更能让人唤起参加政治生活的热情。说到这里，我们的市长谭保利先生也是一位鼓动人热情的好手。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市选前夕在红宝石参加国庆六十年晚会时热情洋溢的发言。谭市长在本地华人圈中支持率很高，大概也与此有关。
由于定期选举的关系，加拿大的政治人物表现非常亲民。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在中国大陆连我所居住的深圳市长，甚至南山区的领导我都没有机会握过手，更别说合影。大概我都没有当面见过他们。可是来加拿大短短几年，上至总督，总理，下至市长，区长，我个个都见过，握过手，有的还合过影。在加拿大学习政治，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是从接触这些政治人物开始。
限于水平，我无法对比加拿大的政党制度和中国的政党制度孰优孰劣做出分析，尽管我很想探究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在执政前长期斗争环境所形成的，基本不面向民主选举，因此组织严密之余，很多党员的信念并不那么强。加拿大这里的政党似乎更是一个为选举服务的相同信念人的自发组合。许多党工都是自愿者就是一个明证。
两年前那次Vision Montreal的会议有许多印巴籍市民参加。这曾让我感慨民主选举传统对一个公民政治意识的熏陶。在华人的圈子里，选举似乎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有人愿意出来参加政治生活总是好事一件。

10月31日，见到了雪。冬天终于要来了。

1995年10月30日是魁北克历史上第二次独立公投举行的日子。那一次支持独立的力量仅以些微票数落败。在1995年独立公投迎来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关于独立公投的讨论又占据了本地报纸的大幅版面。
魁省裔的前联邦保守党政府 部长Michael Fortier在9月底写信给La Press报建议与其不断为是否要举行独立公投辩论，不如干脆规定每十五年魁省就举行一次独立公投。历史上1980年，1995年，魁省先后两次进行独立公投。今年正好又是一个十五年。在Fortier先生看来，每15年固定一次独立公投，可以让主张独立的魁人党不要没完没了地为是否要举行独立公投争取支持。他们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关注魁省经济民生那些真正值得关心的事情。不过，Fortier的这一建议没有得到多少响应。哈珀的新闻官说那只是Fortier自己的想法，不代表政府。新民主党在蒙特利尔的国会议员Thomas Muclair则干脆地说那是他见过的最愚蠢的主意。
Fortier的建议不受待见，并不意味着独立公投在魁北克就没有市场了。许多分析人士说，独立公投没有再次举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魁省最近一直是主张联邦主义的自由党执政。而魁省的下一届政府很可能是魁人党主政，他们可从来没有忘记独立公投。前不久，魁人政团的主席杜锡不还到美国去争取对魁省独立的支持了吗？
在1995年独立公投举行15年之际，魁省著名的民意调查公司Leger关于魁北克人的独立意向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40%的魁北克人仍然支持魁北克独立。这一调查与1995年独立公投时主政的省长Jacques Parizeau的看法一致。在接受La Press报的访问时，这位前省长对于独立前景依然表示看好。他说，魁北克人不会放弃独立的梦想。这位一手促成1995年独立公投的前省长也是1960年代魁北克静静的革命的重要推手之一。让他们那一代人放弃这个梦想可能不太可能。
同时接受La Press采访的1995年独立公投期间支持联邦主义的自由党领导人Daniel Johnson针锋相对地表示再也不会有新的一次独立公投了。他认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995年之后，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拿大和欧洲的一系列贸易协定，魁北克已经全面融入了世界经济。在欧盟日益一体化的今天，独立已经不再是魁北克的选项。他说：“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为什么要再认为建立一道屏障呢？”他坚持认为魁北克人不会再支持举行一次独立公投。魁北克再也不会有独立公投了。
1995年魁省的独立公投的时候，笔者还在中国念书。来到魁北克之后，也听到很多人在不同场合讲述那场公投。前一阵子参选蒙特利尔市长的Louise Harel女士曾经在唐人街一次活动中称赞华人社区在1995年独立公投期间与魁北克人保持一条战线，没有大量离开魁北克。我也听过一位做地产的朋友讲述那个时候如何有有眼光的华人大量低价收购地产。在学法语期间，也见过很多坚定支持魁北克独立的老师。
是否还会有下一次独立公投？这个问题大概很难预测。对于坚定的魁独人士来说，去掉这个念头很难。特别是1998年联邦政府的清晰法案出台后，即便魁北克独立公投通过，魁省也已经不能单独宣布独立。尽管魁人政团和魁人党对这一法案的作用有着自己的解释。
关于15年前那场公投，在许多人心里，重要的也许不再是结果，而是对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的记忆。Daneil Johnson说，他很难忘记7万多加拿大人在公投前夕从加拿大各地赶来，到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广场集合支持统一。在那个期间连航空公司都主动对来魁北克支持统一的人士提供优惠价格。加拿大人的爱国热情，当然也有魁北克人的独立热情，在那一个时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历史就这样被创造了。

10月11日，感恩节，晴，刘晓波先生获得本届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坚持在中国宣传西方民主的观念。LaPress报上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中写明他在中国的入狱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参与宣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刘晓波先生留在中国大陆坚持自己信仰的勇气可嘉，但是他宣传的东西正确不正确却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学期我选上的一门国际关系课上个星期正好讲到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理论。老师在讲述时特别提到虽然二战以来西方主要所谓民主国家间地的确没有战争，但是在那些向民主转型的国家里却非常容易发生战争，其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大陆如愿向刘晓波先生和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委员会的专家们那样走向“民主”，谁会为千百万中国人可能因内战而死亡，而流离失所负责呢？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谓摩根索六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不要以意识形态决定外交政策。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另外一门经济学课堂上，老师问学生们：“你们真正关心那些生产iPhone的中国厂家前一段自杀的十几名工人吗？”学生们嘻嘻笑着说不太关心。既如此，做个不一定恰当的引申，我们能够相信西方社会真正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吗？
民主的形式好实现，民主的精神却不好落实。魁北克该算是一个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可是上个星期魁省政府未经招标就宣布授予庞巴迪阿尔斯通联合体蒙特利尔地铁车厢合同的新闻却让人不得不对这个民主社会产生怀疑。重大合同招标是国际惯例，魁省民选的政府却不按惯例坚持将这么大的合同交给本地厂商。他们的出价竟然比竞争的西班牙公司的出价高出80%以上。一贯叫着没钱的魁省政府没有钱为蒙特利尔延伸地铁，兴建新的通往南岸的大桥，却能拿出十几亿支付给一家本地公司。有人说，这笔钱归根到底还是魁北克人拿了去，最后还是会还给魁北克社会。可是人们要问，是哪些魁北克人得了这个好处？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这个好处？本地英文公报上周四的社论中说，魁北克政府也许在这个合同发放的事情中没有获取金钱的利益，但是政治利益却一定是有收的。君不知，即将开始的一场新的补选就发生在庞巴迪许多员工聚居的选区。魁省政府是在拿普通纳税人的钱讨好一小部分能给自己带来回报的选民，或者说是那些能够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能够给自己政治捐款的大公司。民主的实质在这里并不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而实在是一部分有左右选票去向的人做主。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腐败，是钱权交易的另外一种形式。其后果也许不是那么直接，但可以想见西班牙政府今后一定会找机会“投桃报李”。而受到保护的庞巴迪的竞争能力长久看终于会下降。上个星期报纸上又在讨论魁省中学男生的高辍学率问题。从庞巴迪这个例子看，如果反正能有政府罩着，努力学习在魁北克有用吗？
如此看来，即便是如魁北克这样的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制度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向民主过渡又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全盘立刻照搬人家的方式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刘晓波先生的偏执。在我这样的小人物看来，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能让中国人民百年难遇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受到破坏。依靠外国人来羞辱自己的国家，实在也谈不上中国知识分子看中的气节。
哈珀总理也就刘晓波先生获奖这件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呼吁。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加拿大政府能多花一些力气让在加拿大的100多万华人对于自身的民主权利有更多的认识，这比什么都更能促进中国，乃至加拿大的民主进步。

8月25日星期三，对于省长庄社理来说，这是一场不得不进行的名誉保卫战；对于前司法部长Marc Bellemare来说，这是他一个人和整个星球的战斗；对于许多看热闹的民众来说，这是一场纳税人付钱的民主游戏；对于我来说，这更是一个观察魁北克乃至整个西方政治的窗口。
Bellemare打破沉默，24，25日连续两天出席Bastarache委员会的听证会，将他和现任省自由党政府的争执推向一个小高潮。在24日的听证会上，他不仅绘声绘色描述庄社理省长如何要求他任命自由党筹款人推荐的大法官人选，还点了这些筹款人，被任命的大法官的名字。另一方面，庄社理及那些被点到名字的人依然矢口否认一切指控。
按照Bellemare的说法，2003年9月2日，在接到自由党筹款人Franco Fava多次要求他任命某人成为大法官的电话后，深感不安的Bellemare找到庄社理，希望获得他的支持。可是庄社理告诉他：“Franco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有影响的筹款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听从他的建议，他要求你任命谁，就按照他的建议好了。”
那么是Bellemare的上述陈述应该被相信，还是庄社理省长以及Franco Fava们的辩解应该被相信呢？ 现在的问题是Bellemare拿不出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些说法。无论是Fava找他，还是他和庄社理的谈话，都是私人性质的，对方完全可以矢口否认，除非那个时候留下什么记录。正因为如此，许多人都不看好这次调查能最后有什么结果。听证会的第一天，一些抗议民众在场外装成小丑的样子，还举起了“欢迎来到Charest-Bastarache马戏团”，“自由党马戏团来到魁北克”的标语牌。据说魁省政府为了举行这场调查，需要花费500万-600万纳税人的钱。
这些民众可能是明智的。他们知道这所谓民主政治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Franco Fava本人就是一个大建筑商，而当前魁北克建筑领域的官商勾结腐败现象正被越来越多地披露出来。来魁北克几年，对这里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魁北克人很多时候和我们中国人一样重人情，重关系。其实你看庄社理对Bellemare的话其实不是合情合理吗。人家帮了我们，力所能及地回报一下也没什么不对，何况Bellemare本人也不否认那些被要求任命的法官本身德才足够堪任。这样的人情为什么不送呢？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样做不够光明正大，是与西方政治基石的司法独立唱反调，也实际上是在私相授受，任人唯亲。在不民主社会里发生的那些丑陋的事情在这个民主社会里以另外一种形式一摸一样地上演了。
这件事请上升到了政商勾结的高度，庄社理不能不出来否认。可能他也不用特别担心，毕竟这件事请现在撼动不了他的省长宝座。尽管民调显示多数民众不相信他，尽管网上人们骂他从一开始就是投机分子，尽管反对党指责不仅在建筑领域，在道路建设，日托资格许多方面自由党政府都在私相授受，那又能怎么样呢？
我突然想到，西方基督教教育强调人的诚实。可是在这件事请上一定有人在说谎。为什么一谈到政治，西方人就诚实不起来呢？

8月16日星期一，雨转晴，上个星期在温哥华靠岸的载有450多名斯里兰卡泰米尔难民的太阳海号给加拿大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到底该不该接受这条船上的难民，在加拿大的政府，媒体和民间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La Press报今天发表Agnes Gruda的专栏文章，http://www.cyberpresse.ca/chroniqueurs/agnes-gruda/201008/16/01-4306781-il-y-a-une-limite-a-tout.php
她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编译如下：
1939年5月13日，S.S.Saint-Louis号船驶离德国汉堡开往古巴。船上有930多名逃离纳粹统治的犹太难民。当时每个人用150元买了一个前往古巴的签证。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古巴政府拒绝承认签证的有效性，这条船后来开往阿根廷，巴拉圭，美国，加拿大，全部都被拒绝入境。各国政府的理由都是如果这次放行，就会有更多的犹太人前来。结果不得已，船只有开回德国。四分之一的船上乘客后来死在纳粹集中营中。
这件事请被许多人比喻今天发生的事情。但是斯里兰卡不是纳粹的第三帝国。那里的内战已经在去年结束。泰米尔人也不会面对毒气室的威胁。这一次加拿大也没有立刻赶走太阳海号，而是让他们靠岸，然后逐一审查其难民资格。
也许泰米尔人有足够的理由逃离他们的国家，过去加拿大政府也接收了大量的泰米尔难民。但是人口走私是一项严重的犯罪行为。加拿大的难民收留系统正面临改革，几个月内就会有一个结果。加快处理这条船上的难民正是加拿大难民制度改革的必要步骤。加拿大现在面临的不是野蛮的入侵，加拿大也不缺少处理这样事情的工具。对那些蛊惑人心的言论应该给予制止。

7月25日星期日，国际法庭宣布科索沃自行宣布独立合法，中国政府的反应是奉劝当事各方继续谈判。对于有着同样的独立问题的魁北克来说，科索沃的例子实际上非常敏感。既然科索沃可以，魁北克是不是也可以呢？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会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7月23日的La Press报发表记者Judith Lachapelle的文章，标题是Kosovo: la décision n'est pas «un précédent pour tout autre cas»（科索沃的例子不适合其他地区）。
作者为此问题采访了蒙特利尔大学宪法专家Stephane Beaulac。他表示国际法一般并不承认单方面宣布独立的有效性。魁北克如果宣布独立，国际社会未必会承认。而对于科索沃的情况，国际法庭在这个问题上是对即成的事实怎么做，是承认还是拒绝。
在科索沃，曾经存在长期的战争，至今还有许多人下落不明。早在1999年，联合国就取消了塞尔维亚方面对科索沃的监管权。
总之，作者的结论是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这些地方都不适合科索沃的情况。相反，俄罗斯的南奥赛梯这些地方则有重蹈科索沃的覆辙的可能。
是我的法语不好，看不懂这个教授的逻辑，还是他的逻辑本来就有些问题？

7月25日，晴，联邦工业部长甘礼民(Tony Clement)今天被报道勇救落水妇女，为保守党政府内阁填了一点光彩。这些天，报纸上难得有关于保守党内阁的好消息。由于统计局局长辞职的事情，保守党内阁似乎成了知识界的公敌。本来哈珀政府就不太受知识分子喜欢，去年还因为削减艺术事业扶持经费的原因得罪了许多艺术人，这一次得罪的似乎是社会学者，传媒界。
渥太华市民报前不久有一篇署名Dan Gardner的文章“There are real invasions of Privacy supported by Ottawa”。作者要攻击的正是保守党政府取消加拿大统计局人口普查传统的做法。此举导致统计局长被迫辞职。Gardner在文章中指出渥京政府一方面取消传统的人口普查，让许多依赖这些普查数据的社会学者，经济学者，市场人士失望，另一方面却要求各大银行跟踪调查民众的银行账户信息并向政府报告异动。前者本来可以让许多人受益，也是加拿大统计局享誉世界的根本原因之一。后者却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好处，根本上是在侵犯公民隐私。政府却在舍弃前者，拥抱后者。他质问保守党政府究竟是要做什么。
上周五本地法文La Presse的社论文章“Le saccage conservateur”（保守党人的抢劫），作者Andre Pratte也是公开指责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对多个政府部门的运作进行干预，这次轮到了国家统计局。这次的做法与抢劫无异。保守党政府实在是呈一党之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在出台这样的政策前本该先进行充分的调研。
对于主流传媒的口诛笔伐，保守党国会议员Maxime Bernier上周五在La Presse报上也撰文反击。他的文章标题是“Des questions importunes”（强求的问题）。他认为政府没有理由要求民众填写复杂的问卷，那些需要这些数据的人应该自己付钱去做这样的调查。他坚持认为政府这样做是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时应该考虑的是多数人的想法，不是一小部分利益相关者的想法。
局外人可能很难从媒体的报道中对这件事做出孰是孰非的判断。不过有一件事可以很明确，得罪了知识分子的哈珀政府今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尤其在历史的评价上。

4月15日，星期四，凌晨，青海玉树地震，CBC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这些报道把灾区的惨状，中国政府的救援通过生动的电视画面展现出来，让我们在异国他乡也能快速了解到地震的灾情。CBC的记者也在报道中表扬中国政府从汶川地震中吸取经验，及时向外国新闻记者开放对地震灾区的采访。

但是在随后的关于本地社区反响的报道中，CBC却令笔者感到莫名的气愤。青海玉树的地震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灾害，CBC的记者不去向华人社区进行查询，却直接去找一些本地的藏人，而基本上都是支持藏独的组织和个人进行采访。这些藏人一方面为同胞祈祷，一方面也在攻击中国政府对藏人的迫害，指责中国政府可能不会全力救援。

采访本地藏人没有错，错的是为什么不来采访本地的其他华人。为什么要人为将西藏人和其他的海外华人割裂开来？不知道在看到中国政府全力救援后，CBC是否会再去采访问问这些曾经指责中国政府的藏人们对于救援工作有何感想？

11月15日星期日，雨转多云  一早起来在床上看完那部奇洛里维斯的“云中漫步”，心情很好，虽然那个时候天气还是阴阴的。中国的北方已经遭受雪灾，可是往年这个时候已经是积雪覆盖的魁北克却还可以感受到温润的小雨。开车去南岸买一周的菜，本来想去金发吃早茶，看到排长队的人们，也就打消了念头，改去隔壁吃了一顿朝鲜菜。
言归正传，最近没有时间天天仔细读报纸，只能抽空找几篇我特别感兴趣的来读。其中就有发表在11月12日La Press报上Pierre Foglia的专栏文章“Une soiree a Berlin”，翻译成中文就是柏林之夜。文章的细节我还没有完全读懂，大概主题也是围绕今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写的一些感想。其中一个感想就是共产主义如此糟糕，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名人会对共产主义如此痴迷，如此盲目？以我的理解，作者到最后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他怎么看这个问题。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倒是很有意思。“理想主义加上法西斯主义，这个不行。理想主义加上共产主义呢，会更好一点吗？这要看情况，在那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国家里，这个非常好。但是在前苏联，保加利亚，波兰，东德这些国家里，就没有那么好。”
这篇文章的难懂之处其中一点就是罗列了许多人名。除了萨特和波尔伏娃，我对那些人物一点概念都没有。罗列在这里供以后参考：
Cesare Pavese (1908年9月 – 1950年8月) 意大利诗人，翻译家，20世纪意大利最杰出作家之一。他在战后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并负责该党机关报L'Unita的编辑。
Paul Éluard （1895年12月-1952年11月） 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奠基者之一，法国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4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在诗作里赞美过斯大林。
Louis Aragon（1897年10月-1982年12月) 法国诗人，小说家，法国共产党的长期支持者。
Federico García Lorca (1898年6月-1936年8月) 西班牙诗人，戏剧家，倾向西班牙共和政府，曾在马德里大学就读，他早期的诗集有《诗篇》、《歌集》等。成名作是《吉普赛谣曲》。他在美国纽约市旅行时写下《在纽约》，批评美国对弱小者的欺压和资本家的贪婪。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初期，他支持共和国民主政府，反对法西斯主义叛军，后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省遭弗朗西斯科·佛郎哥的军队残忍杀害并将尸体抛入一个废弃的墓穴。佛朗哥当权后，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他的作品一直在西班牙遭禁。

Edgar Morin (1921年7月生)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者
菲利普·所来尔思（Philippe Sollers），又译索莱尔斯，（1936－），法裔欧洲作家，很早就独自开始关注中国。1957年，年仅22岁的所来尔思以短篇小说《挑战》获费内龙奖，翌年小说处女作《一种奇特的孤独》获评论界高度评价，尤其受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Mauriac) 和路易·阿拉贡 (Aragon) 的激赏。1961年，小说《园》获梅迪西文学奖。所来尔思还曾翻译过毛泽东诗词。1974年《如此》(Tel Quel) 杂志代表团（所来尔思 Sollers，克里斯蒂娃 Kristeva，普林内 Marcelin Pleynet，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等一行五人）作为建国后西方知识分子首访团访问中国。所来尔思曾经学习过两年中文并且在写作中使用汉字，从60年代至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的关注在其所有作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11月8日，晴，魁北克各地的市选在上个周日举行投票，选举新一任的市长，市议员。结果，在蒙特利尔市，选前深受几起官商勾结丑闻困扰的现任市长谭保利Gerald Tremblay连任成功，成为近二三十年来第一个连续当了三任市长的人。他的最大竞选对手，Harel女士则可能是因为当年的魁独背景无法撼动谭保利。Harel女士竞选的口号是要为蒙特利尔带来变化，要给市政厅来一次大扫除。看来这个目标只有让谭保利继续去完成了。一宣布连任成功，他就已经表示冻结所有那些受到怀疑的政府合同。他要自己清理门户。站在我的角度，我不知道谭保利市长是否真的和那些丑闻无关。不过我看报纸上很多人对于他的连任感到失望。有人甚至把他当选和当年小布什第二任总统竞选成功相提并论。
这次市选，投票率只有39%这么低。不过蒙特利尔华人这次的参选热情似乎要高一点。首先有两名华人市议员候选人。大陆背景的武朝新和越华背景的黄秀芬，她们都是以较大劣势败选。选前有朋友质疑为什么华人不能选华人，为什么出来竞选的华人都是女性，很有意思的话题。这个武朝新要特别提一下，几年前我刚来蒙特利尔的时候她就出来代表魁人党参选，这次又跟随有魁独背景的Harel女士参选。这大概是她一直在有着魁独大本营之称的UQAM念书的结果。不过对于这两位女士来说，也算是虽败犹荣。
另外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发生在蒙特利尔南岸的宝乐莎市。那里的两位候选人是前任市长和现任市长。有意思的是住在南岸的两位知名华人分别支持一方，而且还自费打广告支持自己心仪的候选人。最后的结果呢，那位香港移民背景的华人地产商支持的前市长击败了福建中医师支持的现任市长。我看最新一期的本地华侨时报，一些人撰文指责那位中医师的支持广告用语不当。不论如何，华人能够积极参与到主流社会的选举中，总是一件好事。

10月16日，星期五，两个星期以后大蒙特利尔地区各个城镇要举行市镇长选举。这两天本地媒体却爆出一件贿选的丑闻。昨天Radio Canada的“调查”节目说本地一些建筑公司串通起来私自篡改政府公共工程的招标合同，提高价格。9月中旬的La Press报曾经报道说这些建筑公司还组成了一个名叫Fab-14的俱乐部专门联合起来操纵公共工程市场。对此，蒙特利尔市的几位市长候选人已经一致同意展开公开调查。但是在北面的Laval市，那里的市长Gilles Vaillancourt却表示有点不太相信在他那里存在这样的事情。不过在Laval再北边一点的Boisbriand镇，La Press报今天爆出一个真实的丑闻。那里的一家建筑商Lino Zambito （看照片很有点像奸角，看名字应该是意大利人的后裔，和中国人一样重视亲情的意大利人也似乎和中国人一样容易腐败）曾经试图用钱收买该镇另外另外镇长候选人，要求他们退选，从而保证现任的女镇长Sylvie Saint-Jean 顺利连任。他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确保当地人保留工作机会，避免经济出现问题。报纸上还说当地的多数市政工程都有这个商人承办了。
现在这个事情怎么发展下去还不知道。蒙特利尔市现任市长谭保利一样也有不少丑闻缠身，只不过有些事情并没有像在Boisbriand这样直接扯上他本人。现在有些报纸还在紧追不放。或许这就是西方式的新闻自由的好处。在如此的新闻监督下，为什么类似的丑闻还能明目张胆地发生？这该是我的下一个问题了。

10月13日星期二，据说美国参议院今天会投票表决是否要继续进行全民健保的改革。La Press特别采访了一位特殊人物来为这场投票做注脚。他的名字叫Wendell Potter，曾经在美国私人医疗保险公司里从事PR工作几十年，非常熟悉那里的运作情况。这样的一位人物站出来反对自己曾经所在的阵营，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在此之前，CNN，PBS， MSNBC等美国几大电视台都曾经采访过他。La Press采访的原文在这里
http://www.cyberpresse.ca/international/etats-unis/200910/13/01-910689-comment-les-compagnies-dassurances-mettent-les-etats-unis-en-danger.php

我这里仅摘我感兴趣的翻译一段
问：是什么让你辞去私人保险公司的工作？
答：2007年夏天，我去田纳西州看望父亲几天。一天早晨，我在当地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义务医疗队来邻近的弗吉尼亚一处集市巡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借了父亲的车前去看热闹。那天我所看到的令我非常吃惊。成千上万的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排长队去看医生。医生们都在露天工作，用来遮风挡雨的东西都是平常给动物们准备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的，没有任何隐私保护可言。不少人在排队的时候已经睡着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就在那几个月之后，我辞去了我在医疗保险公司的工作。
问：在你眼里，私人保险公司如何去赚钱满足华尔街的期待呢？
答：保险公司总是采取一切手段来限制保险人兑现保单。举例来说，很多人总是看到自己的保费年年增长，当有一天他们不再续保的时候，他们缴过的钱就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用这样的办法，保险公司赶走了很多客户。

10月8日星期四，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只能从自己的感受来写一点这方面的东西。
Gazette： 9月29日前后该报发表了一篇前主编，60年代驻华记者Norman Webster的评论文章，题目是60年了，毛的影响还在。文章主要谈的就是文革中他在中国的回忆，突出的印象是他极为恶劣地评价了茅台酒。文章没有谈任何当代中国的成就。Webster这个人在去年闹藏独的时候也写过很多反华的文章。国庆之前该报还发表了几篇介绍北京加强保安的文章，其中一篇标题是国庆，中国人不许到天安门广场来。10月2日，该报用一篇不长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庆游行，但是文章1/3的地方在谈负面问题。
La Press: 10月1日，2日该报都用一点点图片报道了北京的游行，并介绍了其驻京记者的博客报道。大约9月30日一篇文章介绍了中国普通人对新中国历史的看法，其中有谈到一些老人对50年代的美好印象和对当前中国社会向钱看的指责。
环球邮报：10月1日一篇文章的题目描述了北京游行的盛大，同时用一半篇幅介绍了台湾的反应和对中国的负面批评。
Radio Canada法语台： 10月5，6日连续两天播出了一个2小时的专题节目，介绍中国的发展，可惜没有看到。国庆当天只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了北京的游行。
CTV英文台：10月2日用同样的时间介绍了北京的游行，庆典，普通中国人的反应和对中国政府的指责，包括重复去年314期间的指责性报道。

9月24日星期四，魁北克人权法院最近判决一项魁省最大赔偿金额的反对歧视的官司，这个官司还是针对华人新移民的。经过3年的调查，人权法院认定蒙特利尔儿童书包制造商Caleco国际公司需要向15名前华人雇员每人赔偿1万加元，另外对两名发生肢体冲突的华人雇员另外每人多赔偿7000加元，总赔偿金额164000加元。
事件发生在2006年7月，在这家书包厂打工的15名华人新移民被工厂的老板Stephen Rapps辱骂说“你们中国人和猪一样吃东西”。他并要求华人工人们回去洗澡洗手。遭到辱骂的华人员工们集体辞职并寻求人权组织的帮助，开始打起这场官司。他们还曾经走上街头呼吁华人社会的重视，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书包厂维权委员会”。对于人权法院的判决，他们自然都很高兴，但是他们也知道要想拿到那笔钱，还早得很。
代表Caleco公司的律师Julius Grey说他认为判决不公，Rapps的话尽管严厉，但并不是种族歧视。他说会向加拿大最高法院寻求上诉。
在加拿大，许多以技术移民身份来到这里的华人新移民由于语言不灵光，无法再从事需要语言的办公室工作，许多人为了生计去各种工厂打工。这起案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人新移民在加拿大的艰难生存状况。

9月22日星期二，20年前的这个星期，在魁北克的政治史上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刚刚成立的英语人士组成的政党“平等党”（Equality Party）在那一次魁省大选中赢得了4个席位，在另外5个选区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平等党的成立其实是为了反击当时的省自由党政府在联邦最高法院认定不准魁省的路牌使用英语涉嫌违反公民言论自由的判决之后仍然执意维持原来的禁令，这被认为是对一贯支持省自由党的英语社区的一种蔑视。那次选举的胜利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四年之后自由党政府在修改那条法律的时候也终于允许在保持法语优势的前提下路牌可以使用英语。不过这个平等党终于不过是昙花一现。20年之后，魁北克的英语社区仍然自认为生活在夹缝中，以至于当年平等党的创党元老，后来的蒙特利尔Cote St.Luc区区长Robert Libman还是要跳出来在报纸上撰文呼吁保护这里的英语社区。在加拿大，尤其是魁北克，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没有间断。有人说，语言问题在加拿大就如同种族问题在美国一样，很有道理。
这些天报纸上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蒙特利尔西岛没有地铁的问题。由于不久之前市政府宣布向北，向南延伸地铁，偏偏没有向西的计划，引起西岛英语社区的一片反弹。许多人说不给我们修地铁，他们就让自己选区的议员不支持这个建设计划。有意思的是，今天的Gazette上，一位住在东岛的市民发表来信说，好在西岛还有城际铁路服务，他们那里可是什么都没有。从上世纪20年代就听说他们那里要修地铁，直到今天也没有影子。他劝那些激动的西岛居民安静下来，地铁的问题不过是市选之前吸引选片的一个话题。不过从选举的角度来看，西岛迟迟没有地铁是不是也因为英语社区的话语力不够呢？怪不得有人埋怨从西岛选出来的讲英语的省移民部长James Youlande女士（我给她起名叫詹友兰）没有替他们说话。
说一个题外话，因为财务欺诈上百人数十亿加元而被判入狱的Vincent Laroix在被关押8个月之后就获得了假释，不过昨天这位老兄再次对200项新指控认罪，看来他又要在监狱里多呆一段时间了。前几天报纸上有人对比他入狱8个月就被假释和那位向布什扔鞋子而被关押了9个月的伊拉克记者，感慨人生的不公平。这恐怕也是加拿大社会的福利之一吧。

9月15日星期二，联邦人事部长Diane Finley（我发现这位前移民部长竟然摘掉了她的大墨镜，显示她的眼病好了一些，另外就是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性在镜头前竟然看起来像20多岁一样美艳）昨天宣布联邦政府将为那些过去10年里工作满7年的失业人士延长EI（失业保险）5到20个星期，符合这一政策的大约有19万人。在本周五自由党有可能倒阁的情况下，保守党政府的这一新举措被认为很有可能让他们的执政延续下去。这不是，NDP的Jack Layton已经表态支持这一举措，支持保守党过关。
有意思的是Finley的这一新政策特别区分了deserving和underserving jobless。政府这一次只会为那些deserving jobless延长EI。Gazette报在今天的社论中引用了一个文学形象来描述那所谓的underserving jobless。这个形象就是Alfred Doolittle,萧伯纳戏剧和同名电影“窈窕淑女”中主人公Eliza Doolittle的那个游手好闲（layabout）的宣称自己不应该受穷，出面勒索那个教师的父亲。
改革EI本来是加拿大国会近来热议的一件事情。以自由党为首的反对党要求把失业前一年工作满360小时而不是现在执行的910小时，而且要增加给自雇者的EI。在保守党人看来，这前一天无疑是在为懒人（layabout）们谋福利，他们可以轻松工作几个月然后就去政府申请EI。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区别可能在这一点上特别明显，保守党人不愿意让懒人得利，而自由党人不愿意承认有懒人这样的社会蛀虫。前者更冷酷，更实际，后者更天真，更温情。
不管怎么说，加拿大联邦政府为此要多花近10亿加元。如果这样的代价仅仅是为了避免一场没有人想要的大选，似乎有点不值得。如果民主政治变成政党间的讨价还价，那么真正需要的改革怎么去推动呢？

9月14日星期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个区别大概就是政府对待企业的方式。崇尚市场经济的人认为政府应该放任企业在市场上自由竞争，而凯恩斯主义的人士认为政府应该对企业加以扶持，发展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成为经济主体，再到新时代下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仍然应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产业拥有控制权。单从经济层面来说，加拿大，尤其是魁北克，国有企业一点都不少，铁路，金融投资，水电，公交都是大型国企的天下，这种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魁北克资本主义其实正在成为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一个不那么少见的现象。这种事情，是好是坏，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今天的Gazette报的编者论，就是指责这个问题，读来很有意思。
文章的题目是“对企业的补助让所有加拿大人买单”。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证明加拿大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扶持的若干条最新新闻，有官方的魁北克投资局对蒙特利尔国民队冰球队最新的所有者更换一事投资7500万加元；前宇航员，现任自由党MP Marc Garneau呼吁政府加强对航空工业的补助；灰狗公司声称政府不提供补助就放弃两条通往边远地区的线路；联邦政府宣布9年内投资15亿加元扶持生物燃料企业。然后，文章下结论说，放眼加拿大经济的各个领域，几乎没有那个领域没有伸手去要纳税人的钱，这可以是直接的补助，可以是退税，可以是对于竞争对手的规范。
文章说，早年间，致富的途径是“上面有人”（friends at court，武林外传经典台词的英译）。如果国王特许你拥有某个产业的垄断权，或者给予你特殊的优势，你不想发财都难。后来，西方社会慢慢规范起来，构建了工会，反托拉斯法，消费者保护法等来规范政府和大企业的行为。不过，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的政府重新开始干涉经济（苏联的历史性贡献，就是让西方国家的经济具有了社会主义特色），政府不仅构建了个人的社保体系，也构建了大企业的社保体系。官僚阶层和民选代表们一起构建了一个政府扶持的特殊产业。2007年，提倡自由市场经济的温哥华Fraser学院曾经指出2004年加拿大政府对于私有企业的补助金达到190亿加元，几乎是1995年的2倍，折合到每个纳税人头上是1295元。Fraser学院说这样的政府补助实际上是把钱从社会大众那里拿到一小部分特殊利益群体手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遏制了竞争和创新，遏制了自由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将成本转嫁到每一个纳税人身上。文章最好下结论说，如果政府能够减少大规模的企业补助，那么今年联邦政府高达559亿的赤字也有机会减少很多。
笔者不敢苟同这篇社论作者的观点，只是觉得他一方面讲得有道理，一方面也不能完全否定政府补助的作用，关键是要看这个补助怎么给，给谁。这在中国政府来说面对的也是一样的事情。最近在看有关魁北克连锁超市Provigo历史的书，当年Caisse，魁北克官方的信托基金持有Provigo的最大股份，没有他们的帮助，也没有Provigo的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如何解决政府干预和自由竞争关系的问题，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9月13日星期日，昨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数万人涌上街头，反对奥巴马总统的全民医保的方案。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奥巴马的医改让我们得病”，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全民医保，受益的是社会底层和非法移民，美国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产阶级将面临加税。
很明显，奥巴马的医改方案触动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许多中产阶级的人士都有着公司提供的覆盖全面的医保，他们看病并没有问题。但是看倍可亲网站上的留言，电视剧“ER”里面那个繁忙的急诊室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没有医保的穷人，他们看病的平均等待时间也要十几个小时（这不和加拿大一样？）。中产阶级们不想自己现在享受到的良好医疗福利受到冲击，他们并不想和那些社会底层人士一起排队。许多美国人根深蒂固地持有国家不应该操纵太多事情的观念。这些都是奥巴马总统要面对的。我深深赞赏他的勇气，祝愿他能够冲破这一关，毕竟每个人都能拥有看病的保证，这应该是人类的理想，何况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和当下美国发生的事情做个附和。TVA电视台今早安排播放了反映美国医疗问题的1998年的电影“Patch Adams”。这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Patch Adams医生生于1945年，他和他的朋友们致力于走遍世界各地为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病人们带去医疗服务，带去欢乐。他们把病人看成是朋友，而不是僵化的疾病的载体。从1972年开始，他和朋友们创立的Gesundheit! Institute 作为免费社区医院运作了12年之久。
Patch Adams医生和他的朋友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正是让每个人都有看病的机会。1930年代，白求恩医生在蒙特利尔的时候也曾创立过这样的免费社区医院。这也是白求恩医生至今为加拿大人所称赞的理由之一。
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医疗保险，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美国不应该成为例外，祝福奥巴马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