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触动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那天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9月19日晚我从丹东去北京，因为时间紧没有买到卧铺票，只有在硬座车厢对付一夜。上车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个胸带像章的人正在和一位坐在座位上的旅客争吵。因为这像章的原因我猜他们一定是朝鲜人。争吵的原因大概是那位中国旅客的座位是这几名朝鲜人中的一位的。朝鲜人急得不断地辩解，但是一直都是用朝鲜话。那位中国旅客很不耐烦地叫着听不懂，这座他先占了，就是他的，他要先坐一会儿。在场的朝鲜旅客一共三位，其中还有一位女士，但似乎谁也不能说中文，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正从他们身边路过的笔者有心帮这几位朝鲜旅客，但是考虑到我也听不懂朝鲜语，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当时觉得，不论如何，中国乘客占了人家的座位不让，这是在欺负人，尤其对方还是外国人。这种情况下至少列车员应该出面解决。要知道没有座位在拥挤的火车上熬过一夜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但是在那关头，似乎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出面帮助这几个朝鲜人。这样的情况让车厢里另外一个外国人，也就是我，感到一点不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变得会这样待客？这个客人还来自号称与中国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邻邦。如果那几个人不是北朝鲜人，而是南朝鲜人，或者是我们加拿大人，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想知道这几个朝鲜人后来怎样了。不知道他们是下车还是换了车厢，反正车开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再看到他们。
这不是这次回国第一次遇到北朝鲜人。那天在丹东的鸭绿江边，遇到对岸巡逻的橡皮舟开过来。正在岸边洗澡，聊天的的中国人中，不少人立刻开始大呼小叫。记得有一位大喊“前轱辘不转后轱辘乱转”来冒充是朝鲜话，其他人喊得也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在极尽本事嘲弄对岸的人们。我不知道橡皮舟上的朝鲜人知不知道这些中国人在喊什么，反正他们也招手示意。这让我想起来高中时班里组织来丹东，我们的游船开到距离朝鲜岸边很近的地方，对岸的一些朝鲜人也在向我们招手示意，难道那些人那时候也在骂我们？
还有一次遇到朝鲜人是在上海交大的校园里。我带朋友去交大留学生宿舍办事，恰巧碰到两个穿着极其简朴的中年男子走进来，样子十足像中国许多地方的民工。等到他们从我身边经过径直走进宿舍管理员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胸前的像章才知道他们也是来自北朝鲜。他们从我身边过的时候碰了我一下，但是丝毫没有表示歉意的意思，让我略微感到一丝不快。我同宿舍的保安聊起这些朝鲜学生，他提起他们的时候嘴角多少带着一丝轻蔑。
因为父亲住的地方离边境很近，他们甚至有机会划船到对岸去站一站。据父亲的朋友说，只要给朝鲜的边防官兵带一些易拉罐，最便宜的中国烟之类的，他们也不会怎么干涉。在丹东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朝鲜人穷苦的笑话。一些丹东朋友直白地告诉我，丹东当地人并不喜欢北朝鲜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丹东这座城市的名字是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紧密相连的。这里的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至今还在向我们述说着60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丹东本地的经济发展也同朝鲜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丹东号称中国最大边境城市，可是这些年由于朝鲜经济困难，丹东经济发展也乏力，在最新出台的辽宁省各市居民收入排名中，丹东排名倒第一，甚至低过地理条件远不如丹东的朝阳一带。朝鲜的金正恩上台后，流露出一点经济开放的迹象。特别是最近中朝间第二座鸭绿江大桥的开工建设，还有朝鲜黄金坪经济特区的开设，都让丹东感到了希望。在最新的丹东新区规划中，丹东市把新的市政府放到了邻近鸭绿江二桥和黄金坪开发区的地方。许多人都说，朝鲜一旦改革开放，丹东新区的地价就会坐地上升。
我念大学的时候，同学中曾经有几个朝鲜留学生。他们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质朴，对他们领袖的热爱。当时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很照顾他们。我不知道今天的北朝鲜人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人。可是我知道今天的中国人能用友好的眼光去看待北朝鲜人的已经不多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北朝鲜这样的穷亲戚是不是巴不得他们离得远远的呢？可是，他们实在是我们的邻居，和我们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朝鲜不好，中国一定可以好吗？至少丹东的发展要打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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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去最痛快的事情莫不是可以去吃到许多心仪好久的好东西了。虽然人们总是诟病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是对于我们这一年难得回去一次的游子来说，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而且我一贯的主张就是，即便是地沟油，只要技术上检测不出和普通食用油有什么区别，那理论上它就是安全的（不过这次回去听说有检测办法了）。中国许多好吃的东西，不用油就少了那份味道。
和一般回国的人不同，我生在东北，求学在江南，工作在深圳，同学朋友遍布中国各地，每次回中国，我总是会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虽然这次回去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西部地区，但是光是从南到北的美食已经让我回味无穷了。
回国的第一站总是香港和深圳。虽然时下许多香港人反对港深融合，但在我看来，这是不会以这部分港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香港和深圳只会日益融合。我身边的深圳朋友不少已经拥有香港身份证，有位妈妈更是每天一早过关送小女儿去香港的幼稚园。香港号称美食天堂，不过便宜好吃的东西还是不如大陆多。这些年回国一般都只是到香港机场，也就在机场吃份云吞面而已。记得当年在中文大学做交换学生的时候，沙田有一家餐馆做的云吞面的鲜劲令我终身难忘。在广东生活久了，口味也越来越广东化。许多广东家常菜就成了我回国最先想寻找的食物，比如咸鱼茄子煲，比如炒花甲，还有客家的煎酿三宝，炒大肠之类的。有意思的是我这次是在上海的一家港式茶餐厅吃到茄子煲和花甲，除了份量带着上海人的精细，味道还不错。这两年茶餐厅已经流行到上海一带，不过客家菜就没那么普及，还是要在广东才吃得到。
其实这次回国，我在江南一带盘桓的时间比在深圳还多。回国第二天我就直飞了南京。同学聚会的晚宴上为了要喝酒，饥肠辘辘的我赶紧吃了几碗面条和几个红烧狮子头。记得当年学校食堂里的狮子头每个卖5角5分，总是那么好吃。这些年自己想做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红烧狮子头据说是淮扬菜的特色菜之一，还是在南京一带才吃的正宗。说起南京的美食，最让我怀念的还有小笼包和鸭血粉丝汤。小笼包是那时肚子没油的我们解馋的最爱，鸭血粉丝汤则因宿舍门口一位摆摊卖这个的美丽女孩而成了同学们共同的回忆。南京的狮子桥一带如今已成了美食一条街，这里有一家店24小时不休息，专卖鸭血粉丝汤。这个东西可是南京的特色，比盐水鸭还要南京。
在南京的第一个早晨，我因为睡不着就去逛了一次菜市场。没想到我竟然在那里被感动了一把。感动的我不是什么好人好事，而是无比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里的藕又白又嫩有大，比起我们这里的卖相不知有多好，还有那里的黄瓜全部都是顶花带刺，那里的水蜜桃据说是无锡的特产，个个都是粉红粉红的，又大又圆。当然还有时鲜的莲蓬和菱角。这一切立刻让我感到“祖国”二字竟然同这些食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这个北方人，其实不太会吃莲蓬这类东西，还是太太在武汉买了教给我怎么吃。说起武汉的美食，我能想到的第一就是莲藕排骨汤。不过这个季节不是吃这个的好时候，尽管如此，在武昌南湖一家餐厅，我们点的莲藕还是足够粉，这也只有武汉一带才有这样的藕。武汉还有一种特色的东西“藕夹”，据说是莲藕的茎。这次吃没有去年5月份来的时候好吃，有点变酸了。武汉的特色小食当然还有豆皮，热干面之类，不过我总觉得不如煎饼果子之类的好。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在武汉似乎没看到煎饼果子这个流行全中国的美食，或许武汉人太爱他们的热干面了。在武汉的鲁巷广场，我倒是见过一家卖长沙臭干子的，说是味道不正宗包退。朋友告诉我，真正好吃的臭干子还要到长沙，真正的外焦里嫩，地点就在坡子街美食坊的那个小坪里。
这些年随着国内人口的迁移，一些适合大众口味的特色菜遍及全国，诸如川菜湘菜和东北菜之类的。离了本土的这些地方菜在我看来经常不那么好吃，比如这次在无锡吃的湘菜，在上海吃的东北菜都不好吃，倒是肯德基入乡随俗卖起中式快餐，那个鳗鱼饭看起来还不错。在绍兴那一天，我到处想去找一家可以卖茴香豆和霉干菜炖肉的地方，结果却只是看到盱眙的小龙虾。在无锡的时候，曾沾同学的光去吃小龙虾。据说现在好的小龙虾一碗可以卖到500元，价格超过魁北克的大龙虾。据同学说，小龙虾咸鱼翻生，同当年盱眙的主管官员会做市场大有关系。他到南京五台山举办小龙虾之夜，到场市民人手一袋，小龙虾就此声名鹊起。
现在在中国，要想吃到正宗的东西，大概少不了朋友的引荐。在南京的时候，同学请我去吃江鲜，饭店并不起眼，但是菜色却不平凡。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同学说要裹着鱼皮一起吐下肚子，因为鱼皮很不光滑，不好嚼。我硬着头皮吃了几块，虽然鲜但并不至于是难忘的味道。还有一种我忘了名字的江鱼，长长的尖嘴据说可以壮阳，不知是真是假。
吃面是北方人的特色，但南方人并非不会吃面。在苏州观前街的朱鸿兴，我就吃了一碗著名的鳝糊面。虽然现在都说鳝糊不能吃，但忍不住还是想尝一尝，这样搭配毕竟只有南方才有。对于北方人来说，好吃不如饺子。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旁边，有一家沈阳的老边饺子馆。老边是沈阳两大传统美食品牌之一，我妈妈曾经教过的学生中就有这家店的传人。据说这里的饺子之所以好吃同包好后放置一个晚上，等到油都凝结了再去蒸有很大关系。老边是东北人的美食，可是和我一起去吃的陕西来的弟妹，坚持说他们的酸汤水饺才是水饺的吃饭，我无语了。说起饺子，在丹东我还吃了用鲅鱼和蚬子做馅的饺子，那个味道的鲜美也不下于广东的海鲜云吞了。丹东是吃海鲜的好地方，这个地方的特色是黄蚬子，个子大的一般人不一定敢吃。
各地都有各地骄傲的美食，不过这话放在石家庄就好像不对了。我在石家庄的同学开着车满大街带我找能代表当地特色的美食，结果最后还是只能到西北特色的莜面馆解决问题。据说能代表石家庄的地方菜只有保定菜，其特色的驴肉火烧去年回来我就尝过了。
走遍大江南北，吃遍山珍海味，其实最爽口的往往是家乡小菜。9月25日的晚上，我一个人在深圳著名的面点王叫了两个小菜告别这次中国之行，一个东北的凉拌干豆腐丝，一个西北的荞麦饸饹。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东西也许并不简单。

我今天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跳进鸭绿江去游一次泳。徜徉在丹东的鸭绿江畔，看见许多当地人都在鸭绿江水里畅游，游完泳的人则在江边擦身，还有不少人在江边洗衣，洗地毯，擦车。这样的场景多少让我感到意外，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市里，居然还能找到这样一条干净的河流。在丹东度过童年的父亲说，他小时候小孩子们用毛巾在鸭绿江边就能捞到不少小鱼，今天当然在岸边已经看不到鱼。听在河边游泳的老丹东说，这些年鸭绿江的水还是脏了不少，但是比起游泳池的水来说，质量还是更好，因为这里的水不会放氯，不会刺激人的眼睛。去年我来丹东的时候，听游船导游介绍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鸭绿江的水曾经受过污染，因此还遭受到对岸的朝鲜政府的抗议，因为许多朝鲜人至今还在用鸭绿江水洗米洗菜。中国政府为此后来对鸭绿江采取了更多的保护措施。近距离看鸭绿江水，虽然不能说很清澈，但捧一把在手里看还是比较清。由于不远处有一个大转弯，这个位置的水也没有什么泥沙。据游泳人说，水里面没有什么会缠人的水草，也没有漩涡，非常适合游泳。唯一的缺点就是水比较深，不适合初学者。我们这一次在鸭绿江边，还看到对岸朝鲜的巡逻船开过来。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根据两国之间的协议，在鸭绿江中游泳，只要不上岸，无论靠对岸有多近，都不算过境。看着水里许许多多的游泳者，我也跃跃欲试想跳进江里游一把。不过时至中秋，水已经很凉，加上这天风比较大，这样的天气让久未运动的笔者不敢贸然下水。不过我还是心有不甘。我把鞋袜脱掉，走到水里去亲身体验鸭绿江水。刚一开始的确感到很凉，不过时间长了，脚底下却有一种难得的清凉，让我不愿意把鞋袜穿回去。
这一次原本没有计划来丹东，但是因为临时父亲在乡下抱柴的时候摔伤了肋骨，就让笔者匆匆从上海赶来丹东。由于用了当地颇有传奇色彩的一种膏药，父亲的伤已经大好了。据说现在这种药膏的拥有者一家当年救济了一位贫困潦倒的老人。老人在临死之前把这个方子留给这户人家。凭借这个方子，这家人在丹东当地已经大富大贵起来。好心人有好报，在这里倒是很好的例子。从上海飞丹东，我原本计划可能要晚几个小时，因为飞机要在青岛中转。可是，又一次出乎我的意外，飞机竟然难得的准点。从上海虹桥飞青岛是准点起飞，从青岛到丹东，受流量控制只耽搁了20分钟不到，这样的准点飞行在近一段的中国国内航线上已经不多了。这次回国，在深圳和南京上海间飞了两个来回，几乎每一次都至少晚点2个小时，晚点的理由除了有一次是天气不好，其他都是所谓的流量控制。每每坐在候机室或飞机上苦等起飞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是流量控制？为什么国际航班很少延误？因中国民航的晚点问题导致的纠纷近来已经屡屡成为报纸社会版的重要新闻。同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掌握信息和权力的一方总是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把事情和另一方解释清楚。处于弱势的另一方因此就常常闹出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说起来乘客和航空公司的纠纷，一些乘客没有足够的耐心也是个原因。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很不适应的就是国人做什么都是一拥而上。那天搭高铁，明明是人人都是对号入座，乘客们还是争先恐后的冲上火车。下车的时候也是一样，车刚一停下，就有乘客开始抢占下车的优先位置。国人的争分夺秒精神真是让人印象深刻。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调侃不知道会不会让读者反感，至少那天在餐桌上遭到不少老同学的抗议。他们说我去了加拿大几年，回来总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他们为此说我是在脱离群众。不管怎么说，习惯了一样东西后再去面对很大不同的另一样东西，有时候真是有些不适应。我们这样的中国人如此，初到中国的外国人的反应更会强烈。或许这就是文化差异的一部分。
因为有了鸭绿江的存在，丹东成为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一所城市有了这样有灵性的水，这所城市也就有了灵性。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已经不多了。来丹东吧，亲爱的朋友们，我不妨在这里为这美丽的城市做一回广告。

这个问题是我临回国前一个朋友网上向我提出来的。从感情上讲，我当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可是，回国走一圈，听到看到许多朋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做饭，我又忍不住心里嘀咕了，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说不会出事的朋友的观点都是基于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比如我在国内的朋友做的都是光通信这个行业。这两年国内的各大运营商在光通信上都投入巨资，从而带动了光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新的数据业务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保证了对于光通信产品的需求。这样的市场需求让这些朋友对前景充满乐观。即便说到许多人诟病的房地产市场，昨天在武汉，一位自己拥有8套房子的老板跟我说，据他的调查，他的员工中只有10%有自己的房子。他问我，“你说中国的房地产没有市场需求吗？”
可是这些乐观无法打消我的顾虑，我看重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市场上结构性的需求不足。我这次回国，第一次到武汉就去走访一家行业内的上市公司。这家我们行业内的老大，根据其财报披露的情况，不仅毛利率非常低，主导产品的毛利率只有5%多一点，而且该公司的净利润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家的科技开发拨款。两天前在石家庄，我去走访另外一家行业内的上市公司。该公司的负责人也向我夸耀，他们每年都可以得到地方政府500万到1000万的财政支持，试问这样的优势有几家竞争对手拥有。多年以前我曾经走访过这家公司。当时他们的规模还不大，所以去年他们宣布上市的时候还颇让我吃惊，这也是这一次我不惜在石家庄特别停留一天去看看他们的理由。这一次去看可不得了，位于石家庄经济开发区的这家公司如今占到300多亩，拥有超豪华的办公大楼，多幢生产厂房，还拥有自己的职工宿舍区。可是问题是第一，无论是该公司的展示中心，还是多条生产线上，我都看不到多少员工。按该公司的介绍，不算外派的销售员工，这家公司差不多人均7分地了。走出这家公司，外面不少地方还是玉米地。据说根据石家庄市政府的规划，未来这里还将兴建占地1500多亩的新的高科技产业园。那个时候我突然在想，这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有多少地就这样被划入一家又一家企业名下，有多少农民就此要告别家乡。当然发生这样事情的不仅仅是石家庄，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不仅仅是大城市，也包括许多中小城市。在我们这个行业，许多公司都利用政府关系到内地一些中小城市划了或大或小一块地。在武汉的光谷开发区，沿着光谷大道，创业大道，沿路已经被一家又一家中国的，外国的企业占有。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些地是招商引资的根本。在企业老板看来，这些地的升值自然就是他们未来利润的来源，对抗市场不确定性的根本，也是这些企业老板们对中国经济前景乐观的根本。可是问题是，这些地真的会如愿发展起来吗？没有了政府的补贴，没有了顺从的农民，一切还能按部就班吗？
这几天是一年一度北京通信展的日子。阔别多年，我重新去看这个展览，竟然发现参观者出奇地少。相比十年前许多国外大厂纷纷把第一流的技术介绍到展会上的盛景，几乎没有新技术出现在展会上。除了展示手机的美女模特，中国的通信第一展还究竟有哪些吸引力呢？也是在展会期间，中国的通信大厂华为在北美宣布新的路由器产品，可是这家令无数中国人骄傲的公司竟然不肯在中国率先推广他们的新产品。
现在全中国都在提倡创新。许多地方政府正是打着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名义，为形形色色的高科技企业划地拨款。可是问题是到底有多少创新从这些地，这些钱上发展出来。令人遗憾的是少之又少。对于创新，一个业内朋友说，现在市场环境让企业的利润这么薄，哪有钱去创新？还有朋友说，过去西方人抄袭了我们那么多东西，现在我们就算抄袭一点西方的技术，又能怎么样？对这些说法，我真的无言以对。我不知道中国企业，中国的经济到底能凭什么可持续发展？地也好，政府的拨款也好，都会有枯竭的那一天，难道我们真的要等到那一天才能明白过来吗？
和朋友聊天，我说我的许多思想已经被加拿大同化了，很难再适应中国人的一些习惯思维。可是，我们移民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真的不能明白中国了吗？

不知不覺，在適應了加拿大的生活後，這次回國後竟然對中國的許多事情感到了不適應。首先當然是天氣。時過白露，上海及江南一帶的氣溫已經降下來，可是回到深圳後竟然一直悶熱難當。這讓習慣了加拿大涼爽天氣的筆者感覺極其不適應。不過，這不是唯一的不適應，同胞們的爭先恐後有時候更難讓我適應。
在加拿大，綠燈時走在過街人行橫道上，根本不用擔心旁邊會有車開過來。可是在中國，竟然分分鐘會有汽車從你身邊駛過，而且毫無減速的意思。回國短短兩周，已經被驚出幾身冷汗。我不明白中國的駕車人們為什麼如此沒有風險意識。有這樣感受的大概不止我一人。那天上海的新民晚報發表一篇讀者來信。一位到新加坡小住兩月的老者回到上海後也對車不讓人的事情感到極不適應。為此寫信到報社批評上海的司機。
關於保險意識，有時候似乎話也不能這樣說。那天在上海搭出租車，旁邊一輛私家車不打燈就直接想並道過來。我所在出租車的司機一點都沒有讓的意思，依然照直開。事後我和司機開玩笑說他膽子真大，他的回答令我吃驚。他說，「如果兩車相撞，那輛車肯定是全責。我不僅讓他賠修車的錢，還讓他賠我誤工的損失。」聽到這樣的回答，我有點無語。事後我和太太說起這件事，太太說，這個司機一點都沒有考慮到乘客的利益。如果傷害到了乘客，即便有保險賠付，難道這是一個好的出租車司機該做的事情嗎？
有時候我把這些抱怨說給身邊的朋友聽，經常會遭來人們的冷嘲熱諷。大家笑我不能入鄉隨俗，或者說變成了假洋鬼子。我和朋友理論，我說中國人為什麼這麼不願意守規矩。朋友說，一些規矩，如果違反了不會帶來什麼不好的結果，或者不會影響到旁邊什麼人，那麼不妨違反一下。在我看來，或許我受了加拿大人太多的影響，如果是制定好的規矩，違反就是不應該的。這樣的靈活性似乎不應該要。我總以為，國人就是因為太多的靈活性，損失了不少長遠的利益，總是貪小便宜吃大虧。
這兩天在深圳參加國內一個行業展會，遇到許多當年我在這個行業工作的老朋友。大家遇到我都會問起我在加拿大的生活，問起我對中國現狀和我們這個行業的看法。相比幾年前我最後一次參加這個展會，今年的展覽我突出地感受到同質化競爭的激烈。以往在我們這個行業，只有一些大的產品同樣的供應商才比較多，而這一次展會上，幾乎每一種產品都可以找出一堆供應商，而且每家公司的規模，產品都差不多。我忍不住要問，為什麼中國公司都如此相像，以至於看了一家就可以不用看其他家。在和朋友們的討論中，我感覺到，對模仿的態度，大概決定了這樣的同質競爭。在我們這個行業，如果大家知道有什麼產品能夠賺錢，那麼就會一窩蜂湧去一堆公司去做這個產品。隨著關鍵人員的流動或者自主創業，一種產品技術很容易就擴散到全行業。在這方面雖然這兩年隨著專利保護的糾紛在增多，政府保護的力度在增強，但是對於許多不那麼特殊的產品來說，一窩蜂製造的情況還是很多。這些年，很多行業利潤微薄，從政府到民間，大家都在談創新。可是在產品和技術很容易高度同質化競爭的情況下，創新談何容易呢？和朋友在討論這件事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到在加拿大唸書對抄襲的嚴厲管理。在我看來，正是這樣從小到大反覆強化的不要抄襲的觀念，讓加拿大人有著更好的創新環境，也讓加拿大企業更容易做出自己的特色。
昨天同一位在深圳做媒體的朋友聊天聽到的故事也讓我頗感意外。朋友供職的媒體算是行業一家大媒體。他告訴我他們的許多記者接受企業的好處費是很容易的事情。不少時候，企業給他們的廣告費記者編輯也是可以提成的，因為這些記者編輯總是在維護這家企業的利益。聽到這樣的說法又讓我不住搖頭。如果在加拿大，我不知道這樣做的媒體會有怎樣的結果。但是在中國，竟然可以成為慣例。看來，中國讓我不習慣的事情還真不少。我這個新新加拿大人能否重新適應中國的生活，還真成了一個問題。

很不幸地，我又经历了一次看急诊的经验。这一次不是在加拿大，而是在中国浙江的绍兴。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对中加两国有了新的感受。
为了酝酿这周文章的内容，我一边走路一边构思，不小心被路上的石阶绊了一下。倒霉的是这次接触地面的地方又是上次磕伤的地方。我感觉我上次侥幸被放回去的牙彻底掉了，又一次嘴唇上，嘴里面都是血，眼镜也碎了一片。也许当时天黑，周围没有行人，我这一次没有加拿大那样的好运气，没有人围上来关心我。我只好自己关心自己，好在绍兴第二人民医院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便“血淋淋”的自己走去医院了。和在加拿大的待遇完全不同，我甚至走进了医院，也没有任何人上来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甚至坐在急诊外科的医生护士面前，也没有人来询问我要什么。还是我主动要求护士帮我清洁一下。一位小护士给我拿了点纱布，让我自己去水池子洗洗。我向她讲述我摔倒的经历，她一边听一边笑。这个时候外科医生走了过来，说我摔伤的地方在他负责的地方之外，让我去找牙科医生。可是去哪里找牙科医生呢？我问刚才那个护士，她看着我还是笑。记得上一次，在蒙特利尔总医院的两位牙科女医生也是笑吟吟地看着我。可是那一次她们的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这一次绍兴医院的女护士的笑却让我感到心凉，因为这样的笑实在无法缓解我的无助。我想知道我的伤有多严重，想找个镜子看看。这位女护士给我的建议是让我自己走去洗手间查看。可能在她眼里，我的这点伤实在不算什么。后来我向另外一位女护士询问我是否又破相了。这次的回答比较靠谱。她说只不过因为我的鼻子下面有一个血块，看起来有点像日本人的小胡子，所以大家看见我都笑。我突然在想，我大概是遭了报应。因为两天前在苏州金鸡湖畔的一家会馆，朋友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被灌了几杯酒，口不择言地发表了一番不合时宜的“亲日”言论。当时可能我声音比较大，服务员给我送来一杯蜂蜜水，还有一个纸条，提醒我少说话，多休息。比起那些因亲日而挨打的人，我这待遇不算差了。不过，苏州人放过了，绍兴的土地神却不放过我，还是把我那颗牙收回去了。
过了一会，另一位护士帮我把牙科医生叫了来。他帮我检查一下，很快就给我做了个小手术。其实我这次的伤势远不如上次严重，只不过掉了一块皮，还有上次掉下来又被放回去那颗牙又掉了。其实牙医本来就说那颗牙在松动，可能保不住了。这次只不过借助外力让它早日掉了下来。我是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加上担心种牙的昂贵费用，才心里担心。这位医生的技术倒是不错，很麻利地帮我缝了几针。不过对于检查牙其他的事情就没有蒙特利尔那样，把牙科医生叫回来急诊，而是要求我明早再来。看来在中国内地，牙掉了，碰到牙医下班，就没有机会补回去了。我感觉中国的医生不那么尽责的地方还在于他甚至不带手套就把手指伸到我的嘴里。批评完了，中国的急诊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不用等多久。整个夜班急诊的医生不下五六位，外科，内科都有，医生处理的速度也很快。
还要提一句，医生开处方的时候，我担心会被给个天价处方，不断问这要多少钱，那要多少钱。好在中国的医生并不都像传说中那么黑。加上小手术，打破伤风针，一盒消炎药的费用，我一共花了260多人民币。
晚上和太太通电话的时候。太太说我今年这么不顺，是不是因为流年不利，是不是因为不敬神明，她准备明天去天后宫替我烧香。上一次去急诊，太太一直守在身边，让我感觉非常心安。这一次太太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在急诊室等皮试结果的时候，我在反思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
我开始说我这次摔伤有一些原因是因为当时在想这周文章的主题。要不是因为又去看急诊，我本来想出来的题目是“全国化和全球化”。为什么有这样的题目？来绍兴我本来是想找个地方好好尝一尝绍兴的地方菜。可是我在街上走了一个小时，不是看到重庆火锅，盱眙龙虾，北方水饺就是西餐咖啡，再不就是肯德基。我走到那著名的咸亨酒店，里面空无一位顾客，能吃的也只有花生米，茴香豆加上点豆干，而且小小一盘就要十元钱。如果我早一点看到绍兴地方菜的餐馆，也许就没有这血光之灾了。今天的中国，城市的特色越来越少，雷同的地方越来越多。如果连绍兴这样的江南小城都不能再找到乡土的东西，那也是一种悲哀。希望我这话不要再得罪绍兴的土地爷，让我明天顺利回到江苏去。

今年是笔者从南京东南大学毕业20周年的纪念。在国内的同学们邀请我回去参加20年的同学聚会。利用这个难得的聚会，在暑期即将结束的尾声，笔者再次踏上了归国之旅。
回国的旅程从蒙特利尔开始，经过芝加哥飞往香港，三地机场的异同很自然吸引了笔者的注意。离开蒙特利尔的时候是一大早，办理登记手续，安检和过关都很快，候机厅里面人也不多，无论是登机的地方还是机场免税店里。笔者看到这一次免税店里冰酒的种类增加很多，各个价位的都有，价钱也和SAQ的一样，甚至还低一些，下一次回国看来不需要一定赶去SAQ买酒了。芝加哥的机场明显热闹了许多，太太由衷称赞美国到底是比加拿大繁荣得多。这虽然有时值中午的客观原因，但是芝加哥的经济繁荣富裕还是可以从芝加哥机场可窥一斑。候机大厅里商家更多。根据太太的观察，这里免税店里化妆品的价格也比蒙特利尔的同类产品要低。当然中国游客的影响力在芝加哥机场也更明显。候机厅不仅有中餐厅，免税店还贴着中文标识，操普通话的导购员，甚至还有中华烟，水井坊白酒出售，笔者就看到一位华裔女游客在免税店买了不少中国烟酒。在机场书店里明显位置有一本名叫“China Airborne”的2012新书，作者是美国自由记者James Fallows。不同于一般和中国相关的书籍以中国整体为观察对象，这本书是从中国民航事业，中国大飞机产业的发展来看中国，视角非常独特。书里的许多事情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也很新鲜，比如一开始作者讲述自己担任副驾驶驾驶Cirrus SR22轻型飞机从长沙飞往珠海参加珠海航展的惊险故事。首先是航油找不到，最后不得不使用老旧的俄罗斯飞机用油。飞行中由于地面导航员不说英语，两名老外在空中一度无所适从，最后还是中国民航的一名外籍驾驶员在无线电中担任翻译才避免事故发生。在笔者看来，这个小故事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多个层面，很多事情硬件一流，软件却连二流也谈不上。书里还用很多的篇幅讲述波音公司如何帮助中国民航建立适应国际标准的安全系统。中国人出于节俭和善于对付的传统，在严格执行规定方面总是人治大于法治，比如1997年深圳发生的坠机事故就是因为飞行员在不利天气下强行降落导致的。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笔者正在深圳飞往南京的飞机上。由于南京的雷电天气，飞机在南京降落不成转向合肥备降。可想而知当时飞机上乘客们的抱怨，可怜的乘务员们被一次次叫出来解释，要下机的，要配餐的，要说法的，飞机上吵成一片。南京话曾经是笔者很喜欢听的方言，可是在那一霎那，笔者突然觉得南京话听起来也不那么亲切了。在加拿大生活久了，对于中国的这份热闹真有点又爱又恨的感觉。南京的事情是个题外话，接着来说芝加哥机场。在机场候机，笔者总是希望能有免费的WiFi使用。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蒙特利尔机场开通了免费WiFi服务，可是笔者试过几次还都不行。在芝加哥机场，很容易看到免费机场WiFi服务的宣传广告。不过由于使用人数太多，这个免费的WiFi想登陆进去也需要一点点运气，像我太太好不容易登陆进去，却只能用Gmail，别的网站还是登陆不了。宽带网络服务在美国现在被看成事关国家竞争力提高的大事，所以宽带网络建设更加积极。在我们加拿大，这一点上还有提高的余地。在芝加哥机场，真正让笔者感到新鲜的是机场洗手间的坐垫护膜的自动更新系统。说到厕所科技，第一次让笔者感到新鲜的是在日本看到的会自动喷温水的马桶，这次在芝加哥机场笔者算是又开了眼界。除了这项科技创新，芝加哥机场厕所用纸的质量似乎也比蒙特利尔机场要好。以往经常听到有人问，加拿大和美国差别在哪里？从芝加哥机场和蒙特利尔机场的对比中可以看到一点点。
我们的飞机在芝加哥晚点了近四个小时起飞。对比中国机场屡屡发生的飞机延误，这样的事情在北美似乎还真不多见。究竟是为什么中国民航总是解决不了飞机延误的问题，总是用天气，航空管制的借口还有乘务人员的委屈和忍耐来解决，不是办法吧。由于晚点的原因，我们的飞机飞临香港上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璀璨的灯光下东方之珠的夜景从天上看下去真的美轮美奂，真的像一串串闪闪发光的珍珠，香港的夜景似乎比去年回来的时候更美。当然香港的机场当然依然那么干净，那么井井有条。祖国，我又回来了。

 
 

1942年8月19日，在法国东北部Dieppe港进行的登陆战中，包括4963名加拿大士兵的14000多盟军官兵向德军阵地展开进攻，史称银禧(Jubilee)行动。在这场灾难性的袭击中，907名加拿大官兵阵亡，1875人被俘。2012年8月19日，加拿大政府和法国政府在Dieppe举行了隆重的Dieppe战役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正是这场纪念活动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刚到加拿大第一年的退伍军人节，笔者就为街上人们佩戴的罂粟花所吸引，专门去维基百科查找John McCrae那首著名的"In Flanders Fields"。罂粟花的传统和那首诗诞生于一战期间。加拿大军队在一战期间最英勇的表现发生在法国的维米岭（Vimy Ridge）。鉴于加拿大军队的贡献，今天的法国政府特别把那个地方拨给加拿大，建立纪念馆表彰加拿大军人的贡献。最近这两年关于加拿大军队在一战中的表现有两部电影。第一部是2008年保罗格罗斯的帕斯尚尔战役，以一战比利时战场那场著名的残酷战役为背景，描写了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真挚爱情。另一部是今年奥斯卡提名电影斯皮尔伯格的“战马”，类似的背景下描述了人和动物之间的深刻感情。
中国人熟悉一战或者对一战感兴趣的人应该不多，毕竟那场战争离中国比较远，而且列宁又曾断言那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加拿大军队参加一战，更多是为宗主国大英帝国尽义务。可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子弟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战，也是在为加拿大这个新兴的国家树立形象，凝聚加拿大人的国家意识。历史上，战争从来都是提升民族主义意识的最好时机。笔者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正是凭借加拿大军队在维米岭战役中的优越表现，加拿大人才突然意识到新兴的加拿大国家的力量，加拿大人才第一次有了国家的意识。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很好理解现在的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纪念1812年美加战争。没有那场战争，就没有今天的加拿大。对于每一个加拿大人来说，无论新老，这是都应该铭记在心的。
让我们把话题会到Dieppe的登陆作战。说实话，在今天以前，笔者对于这场失败的战役一无所知。这场发生在诺曼底登陆之前差不多两年的登陆作战以加拿大军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为后来的诺曼底登陆和北非作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根据盟军的计划，这场战役的目标是争取短期控制一个德国占领下的港口，从德军俘虏中获取情报，试探德军对盟军行动的反应。战役还有一个附带目标就是毁灭港口及邻近的军用设施和材料，鼓舞当地抵抗组织的士气，也向苏联方面兑现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战役的结果是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盟军方面还损失飞机96架，登陆艇33艘，1艘驱逐舰，此外战役主要目的几乎无一达到。
参加这场战役的6000多登陆官兵中有5000人是加拿大人。据说这是应加拿大政府让加拿大军队尽快投入实战的要求所作出的决定。这5000人隶属于约翰罗伯茨统领的加拿大第二步兵师。来自蒙特利尔的Les Fusiliers Mont-Royal也在这支部队中。我不知道当时及后来的加拿大人有没有对这场战役给加拿大人带来的巨大损失感到不平。虽然Dieppe战役的最高指挥者包括了蒙巴顿勋爵，蒙哥马利元帅这样的人物，但是差不多从战役还未开始，盟军方面很可能就准备拿这些加拿大士兵当做试验品。据说在战后总结失败经验中，情报泄露，侦查不充分，登陆前轰炸不充分，登陆士兵缺乏实战经验，地形不利等等都被列入。不管怎么强调其他理由，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不当都是免不了的原因。自己的军队，在别国的元帅指挥下损失惨重，我想加拿大人除了缅怀加拿大官兵在Dieppe战役中的英勇表现，今后也应该好好反思加拿大军队到底应该怎样作战。
说起来因为Dieppe战役还引发了二战历史上距离加拿大人最近的一场战役——Bowmanville战役。这场战役发生在多伦多东边的Bowmanville的德军战俘营。由于在Dieppe战役缴获的文件中德军发现盟军有将德军战俘上镣铐的计划，部分德军战俘也实际上被这样对待，希特勒下令以同样的办法对待加拿大战俘。远在多伦多的Camp 30战俘营在1942年10月10日到10月12日期间也发生了德军战俘不满待遇进行反抗的事件。战俘营的看守和德军战俘之间发生了一场用棍棒做武器的小型战役，当然战役的结果当然是战俘营管理方的胜利。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里德军战俘一直被上了镣铐。真的没有想到，在加拿大还有一处这样的二战遗址，只不过据说现在已经变化得快没有当年的样子了。

为了一把螺丝刀，一名又一名运动员，跑步，游泳，骑马，射箭，划艇，越过千山万水，终于送到需要它的师傅手里。这是伦敦奥运期间，魁北克的五金用品零售商RONA的赞助广告。这个广告做得非常精彩，RONA这个名字因此被我牢牢记住。
恰好也是这个时候，RONA成为一场商业并购的主角。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并购，而是上升到魁北克商业模式（Qubec Inc）, 上升到魁北克政治的大事件。看看La Presse报首席评论员Andre Pratte怎么说这件事吧：“魁北克政府反对美国Lowe并购Rona，不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也是为了保护Rona独特的依然大有前途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个遍布全省，以加盟形式经营，同本地供货商有着密切联系的连锁五金店。她是魁北克人的Canadian Tire。”
Andre Pratte的话让我忍不住想更多一点了解RONA。我不是DIY的爱好者，来魁北克这么多年，RONA店去过一次，是位于威灵顿街上那个，靠近de L’eglise地铁站的。那一次我什么也没有买，唯一留下的印象只有收银员的热情。从网上查到的资料看，RONA在1939年9月成立于蒙特利尔，当时的名字叫"Les Marchands en Quincaillerie"（就是五金店的意思）。成立之初的RONA是蒙特利尔一些五金店的联合体，其经营思路是希望绕过批发商直接和生产厂家联系从而降低采购成本。1960年7月20日，基于创始人Rolland Dansereau和Napoleon Piotte的名字缩写，RONA正式引进这个店名。如今RONA在全加拿大拥有700多家连锁店，年销售额60亿加元。RONA的总部位于魁北克的Boucherville。
那么魁省政府到底应不应该插手干预美国公司Lowe对RONA的收购呢？魁北克人和非魁北克人，说法语的人和说英语的人据说观点截然相反。就在Lowe宣布并购意向当天，魁省财务部长Raymond Bachand紧急宣布魁省政府所有的大众储蓄基金CAISSE将持有的RONA股份增持到14%，以防止RONA被LOWE恶意收购。魁省政府做出这一举动主要要保护RONA作为魁省重要雇主和本地产品采购商的地位。Bachand说他早就料到有这场收购，他也早就将魁省政府的反对态度告诉过联邦政府。
支持并购的人主要是多伦多Bay街上的投资家们。他们认为RONA最近几年经营状况每况愈下，过去5年来RONA的股价已经跌去了一半，Lowe的并购有助于保护现有股东的权益。他们无法理解魁省政府干预并购的原因，他们甚至说大选在即，庄社理政府是借此机会讨好反对党的支持者们，因为他们大多都是魁北克主义的信奉者。
在魁北克这样一个有着严重独立倾向的省份，将政治和商业联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外国公司的并购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政治家们明白，当所有的产业都变成外国人，外省人的产业时，民族的独立也就成了空话。历史上，魁省政府，尤其是魁人党执政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干预过外省，外国企业对魁北克企业的并购。他们的目标是把重要的资产留在魁北克人自己手里，只有这样魁北克才有独立的基础。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有不同的结论。在Financial Post的报道里，魁北克政府对于外资并购的干预经常都是以失败结局。第一个例子，1987年，蒙特利尔的食品，地产巨头Steinberg因经营困难有意出售。那个时候，魁北克的家庭主妇们经常会说Je fais mon Steinberg 来表示他们要去买菜做饭。在魁北克政府眼里，Steinberg当然是魁北克文化的一部分。于是他们积极支持蒙特利尔本地一家公司和来自安省的竞争对手争夺Steinberg。最后结果是Steinberg陷入破产保护，Caisse获得了Steinberg的房地产业务，Provigo和Metro获得了食品零售业务。在整个过程中Caisse损失了4.5亿加元。第二个例子，1998年Loblaw对Provigo的并购。当时的魁人党Lucien Bouchard政府也是打着保护魁北克自己的食品零售产业链的旗号出面干预。最后，拥有Provigo 36.7%股份的Caisse获得Loblaw承诺7年内主要在魁北克采购，并以高出原价格40亿加元的价格完成这次出售。背上沉重负担的Loblaw在那之后不得不注销9亿加元资产。第三个例子，2000年前后Rogers电信对魁北克三网融合运营商Videotron的并购。为了阻止这次并购，拥有Videotron 45%股份的Caisse投入了32亿加元。但是根据Caisse CEO Michael Sabia的披露，2011年年底，Caisse手里拥有的Videotron母公司Quebecor传媒的资产总值只有23亿加元。
Andre Pratte的文章里其实有说，政府对于RONA并购案的干预并不应该是无底线的。归根到底RONA要设法改进自己的经营。一方面不让企业躺在政府身上，要鼓励市场竞争。一方面还要给予本地企业足够的扶持，使之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没顶。魁北克政府的处境其实是两难的。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干预一定是错的。至少以我了解的Videotron今天的情况来看，他们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公司。

星期日下午在Youtube上看冯小宁导演的新作“1894甲午大海战”，热泪盈眶之余也让我想了很多。特别是正在进行的伦敦奥运会，许多人质疑中国不需要那么多金牌，更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来争取这些金牌，中国人应该将争金牌的钱花到教育，花到大众体育上面。我不知道，民族英雄邓世昌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这些讨论，会怎么去想？
我想，在邓世昌那一代中国军人的心里，一定会将国家强大放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他们毕生致力的都是这一点。奥运的奖牌，象征着中国的强盛，象征着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们一定会乐于见到中国有今天的兴旺发达。当然，我并不是说以上那些观点就是错的。我只是想说，检验一种看法，观点正确与否，一定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诚然，中国需要更多的钱投入教育，更多的建设和开发大众体育设施，但这并不应该影响中国对于奥运奖牌的争取，特别是想到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惨痛历史。
和平年代，体育大概比电影，流行音乐等具有更大的跨国影响力，因为体育是不受语言限制的。多年以前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街头，笔者见到好多黑人向我大喊“YAO MING”，这不是体育的影响力是什么？当下的世界，中国的软实力远不如西方强国，在思想文化上差不多可以用全线溃败来形容，唯有中国的体育，中国在奥运会上的靓丽成绩，在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积极的形象，中国积极的声音。很多人说，奥运的奖牌，获得光彩的仅仅是中国政府那些官员。这样的观点将普通的中国人同中国的官员，中国的政府对立起来。可是说这话的人忘了，奥运的奖牌，光照的还有邓世昌那样的甲午英灵，那些上诉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在历次的反侵略战争中倒下的无数先烈们。
奥运的奖牌同教育，同大众的体育不是对立的，相反，我认为是积极相关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提供知识，更是提供独立自由的精神，提供自立自强的信念。奥运的奖牌从广义上来说，不正是对民众这样的教育吗？这些奖牌给了亿万中国人最需要的民族自信心，教育他们不必盲从西方的一切，教育人民看到孕育在自身的力量。有什么样的教育比这样的教育更重要呢？同样，奥运的奖牌也会极大地激发起民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场地，器材的问题固然重要，精神的鼓舞难道不重要吗？刚刚富裕起来的许多中国人，现在正急不可耐地要迅速全面地同西方的生活方式接轨。他们恨不得中国立刻变成和西方一样的社会。中国过去的一切，只要和西方的不一致，便都有了问题。在我看来，这不是缺乏自信是什么？那些言必称希腊，口不离民主的人们，他们真的懂得民主自由的含义吗？
没有哪个国家不希望自己国家有更多的奖牌。没有哪个国家不尊重那些为自己国家带来荣誉的人。就在昨天，加拿大女运动员Rosannagh MacLennan在两名中国运动员的夹击中为加拿大赢得本届奥运第一枚金牌。我听CTV的解说员说，Rosannagh是从强大的中国队手中夺得这枚金牌，加拿大人深深为此骄傲。你听，只有你的强大才能赢得对手的尊重。也是本次奥运会上，CTV转播了一次又一次为美国人奏国歌，为法国人奏国歌，为英国人奏国歌，可至少我没有看到他们一次播放为中国人奏国歌。你看，在西方社会的眼里，中国真的强大了吗？
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似乎很容易忘记过去的不幸。今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中国人愿意想起过去那段任人宰割的历史，更不用说西方人。很多时候，人们乐于忘却历史的悲情，轻易地开始向前看。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忘却了历史，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今天，理解中国的奥运奖牌战略。
这世界上一定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历史的悲情，我们生活的魁北克同样有很沉重的历史的悲情。这几年由于我的疏漏，忘记了帮太太的驾照每年缴费，结果那天在SAAQ，人家要求太太重新参加驾照考试。太太说她当时很气愤，她质疑凭什么要求我们看得懂驾照上用法语写的要求每年缴费的字样。太太说她很不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法国人后代太爱他们的法语了，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我想我能理解魁北克人对法语的热爱，对法语的坚持，虽然法语的问题让我和太太屡次找工都不顺利。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说，每次大海战都会影响两个国家的命运。200多年前，法国人在圣劳伦斯河上海战失利，导致最后丢掉了新法兰西。如果不是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悲情，今天的法裔魁北克人怎么会如此坚持他们的法兰西传统？
魁北克人的历史悲情不免有矫枉过正的时候，中国今天的奥运战略大概也少不了这样的问题。可不管怎么说，你不正视这段历史悲情，你就无法理解今天的中国，同样你也无法理解今天的魁北克。

每一次的奥运会，网上总是很多有关中国举国体制或者金牌战略的指责。今年的奥运会，人们又开始质问，中国什么时候能不再在乎金牌的多寡？有人说，经过了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不用去计较奖牌多少，可是我不这么看。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建立在不自信上，对自己传统的不自信和对西方理论经验的盲目相信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每一枚奥运奖牌都能让中国人对自己多一分信心。中国不是一个小国，奥运奖牌是大国实力的象征。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奥运奖牌数也是世界第二。下一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奥运奖牌数也该是世界第一。只有中国牢牢站在那个位置之后，国人才真正有资格不在乎这个奖牌数。
很多中国人称赞西方社会的体育机制，认为那才体现了体育精神，体现了人性。西方的运动员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真正为了体育而去比赛的，没有人在后面逼着他们拿金牌，不会因为训练而失去亲情，也不会因为得到金牌一夜暴富。就拿我们加拿大来说，哪怕运动员只拿到一枚铜牌，一样可以成为国家英雄。刚刚获得奥运跳水铜牌的魁北克选手Jennifer Able和Emily Heymans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们的照片出现在所有加国主要媒体封面，电视台反复播放她们获奖之后的镜头。
其实从Abel和Heyman的例子倒是可以说明，加拿大人并不是不在乎金牌。就在刚刚，加拿大女子体操队历史性获得女子团体项目第五名，CTV现场播放正在安省一处体育中心观看比赛的体操小运动员们，看到她们欢呼雀跃的神情又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在夏季奥运会项目上，加拿大实力有限，目标不能订的太高。这次奥运会前，加国奥委会仅订出要进奖牌榜前20名的计划。还记得上一次奥运会，加拿大赛程过半也没有金牌时加国媒体的急躁。同中国不同的是，加拿大是西方社会的一员，他们不需要用奥运奖牌来证明什么，无论是人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奥运奖牌只关系到国家和个人的荣誉，单纯了许多。加拿大的选手才可以放手去追求体育竞赛。这在当下的中国还不是现实。
这些思考促使我去想多一点了解奥运赛场上加拿大运动员。以前曾经看过CBC播放过一部电影Victor，讲的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男子200米蛙泳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Victor Davis的故事。的确，体制不同，加拿大运动员要想取得好成绩，要坚持刻苦训练，更多是出于对体育的热爱。Victor这部电影中也讲述了他一度想放弃后来在教练家人的鼓励下重返训练场的故事。Jennifer Abel和Emily Heymans的故事同样也是这样。
今年只有21岁的Abel是蒙特利尔北岸Laval人。1996年，5岁的Abel加入了位于Complexe sportif Claude-Robillard的CAMO俱乐部开始了跳水生涯。2008年，她成为北京奥运上加拿大代表队最年轻的队员，那一次她排在了第13名。回忆自己的跳水生涯，Abel要感谢9岁那一年获得全国比赛的第12名。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开始认定自己在跳水项目上的才能。她也始终将获得奥运会奖牌当成自己的目标。
30岁的Heymans则是奥运会的四朝元老。她出生在蒙特利尔南岸的St.Lambert。她是奥运史上首个连续四届奥运会获得奖牌的女跳水运动员，也是夏季奥运会上唯一有此成绩的加拿大女运动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Heymans说：“太好了，Jen和我过去两年来吃了太多的苦，我真高兴我们这次能有这样的成绩。”Heymans的跳水生涯并不是一帆风顺。刚开始的时候她甚至不喜欢跳水，更喜欢体操。2005年她还和前任教练发生矛盾。也是洛杉矶奥运会上加拿大的跳水金牌运动员，现任加拿大奥运代表队副领队Sylvie Bernier称赞Heymans说，“她的运动生涯经历了许多高高低低，经历了太多的不容易，可是她一直都顽强地走过来，一直走到事业的最高点。”
说到Abel和Heymans，还要提到她的教练们。Abel的教练Cesar Henderson是多米尼加移民，也曾经是名跳水运动员，参加过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奥运会。Heymans的教练更曾是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一员的李艺花。这几年来，李教练一直陪着Heymans每天从南岸的St. Lambert搭火车到西岛Pointe Claire的训练中心训练，还要到蒙特利尔东部的奥林匹克中心和Abel及Henderson教练训练双人项目。熟悉蒙特利尔的读者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很近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大家讨论起中国运动员从小训练的艰苦。我告诉老师和同学，中国人从来都知道，苦尽才能甜来。我想，那些在奥运赛场上为加拿大增光的运动员，教练员们一定也知道这个道理。她们和他们是为了自己，同样也是为了国家在比赛。

周日的下午，市区里上万人在游行抗议，我家附近的社区却安静得很。在家里闲不住想去河边走走，一念之下就拐上了去修女岛的路。
同华人众多的de l’eglise社区一水之隔，同属Verdun区的修女岛简直像Montreal的世外桃源。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就喜欢上那里的宁静和优美。不过，修女岛上多半是高档住宅区，并没有便宜的公寓可租，自然不是我们这样穷学生居住的地方。修女岛的问题还在于交通，出入岛差不多全靠香槟桥一条道，每天早晚汽车都排成长龙。记得以前听过一位住在岛上的朋友说，因为有公交专用道，搭公交进出修女岛还算方便，对此我并没有切身体会。我几次上岛，如果不是开车就是骑单车。在香槟桥引桥的一侧，有一条单车道一直穿过修女岛，并通过香槟桥西侧的防波堤一直可以接上圣劳伦斯河中间的St.Helene岛。美中不足的不能继续通到Brossard去。这一次去修女岛我是一念之间，既没有开车也没有骑车，反倒有一种特别感受。走在两边满是芦苇和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植物的单车径上，圣劳伦斯河的水声就在耳边，远处教堂的尖顶时隐时现。夏日午后，做这样的步行，也是人生的享受。
我喜欢那些有水的城市。蒙特利尔的水实在不是一般的水。在中国我步行穿过南京武汉的长江，长沙的湘江，广州的珠江，在美国我也在孟菲斯穿过密西西比河，小石城的阿肯色河，纽约的哈德逊河，可是这些大江大河似乎都不能和圣劳伦斯河相比。这条河是那么宽，水是那么大，总感觉和海一样。每每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喜欢去圣劳伦斯河河边走走，那亘古流淌的河水似乎可以带走一切的人间烦恼。
蒙特利尔的夏天很美，不仅是因为有这条圣劳伦斯河，也在于夏天赋予这座城市的活力。周五那天傍晚时分，我沿着Ste Catherine大街走去省图书馆。一路上简直热闹极了，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各色美女令人目不暇接，路边还不断有各色表演的艺人，甚至还有一些商家现场发放免费饮料。等走到大剧院区，那里更到处是人声鼎沸。正在举行中的爵士音乐节和嬉笑节带来众多的露天演出，时不时还可以看见踩高跷的，身着各色古怪打扮的艺人。再向前，St.Denis街上的酒吧楼上楼下都坐满了人，人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在那一刻给我的感受就是，生活在Montreal的夏天，真的是可以很享受的。
和在纽约实习的朋友说起蒙特利尔还是纽约的夏天谁更好？自小在蒙特利尔长大的朋友抱怨纽约的夏天太热，街上太脏，总是有股臭味。她说她喜欢蒙特利尔的夏天。我想，其实每一个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会不自觉地爱上这里的夏天。因为蒙特利尔的夏天，你可以找到热闹，你也可以找到宁静，不会那么热，也总可以让你到水边玩耍。这里没有中国南方夏天那种闷热，没有中国北方夏天那种干热。这里有着各色各样的活动让你流连忘返，这里的夏天精彩极了。
记得前一阵子有几天天气很热，电视台走上多伦多街头采访行人的感受。有一位受访者表示，无论天气有多热，想想加拿大的冬天，他们都要尽情享受这里的夏天。的确，没有对比不知道蒙特利尔的夏天有多好。去年夏天我回国探亲访友，经历了中国夏天的酷热喧嚣，走出蒙特利尔机场，那一刻我的感觉实在太特别了。我无法形容这里夏天的舒适，安静。那一刻我在想，我再也不要在蒙特利尔的夏天离开这里。

周四下午放学后去参加Concordia研究生会的大会，想听听学生会的人介绍最新的学潮动态。说是5点开始，5点半还不到几十人，最后好像是还差20人不到法定人数，只能开成介绍会，不能形成任何决议。一位学生会的女生开始说要发短信去叫更多的同学来，最后也没有见到有多少人过来。有报道说，其实这次学潮中，70%的学生都是被动的。从Concordia看来，真正热心参加学潮的人其实很少。有同学告诉我，似乎只有地理系投票支持了罢课。对绝大多数同学来说，该上课的上课，该打工的打工，学潮能制止学费上涨很好，就算不能也不是很重要。
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这一次的会议特别设置了国际学生的话题。因为国际学生大约是受学费增加冲击最大的一群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策略有效，这次来开会的我看见的确很多不是魁北克学生，印巴同学就有不少。但是我不确认他们是本国的印巴学生，还是真正的留学生。除了我，只有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参加这次会议。印巴人或许的确比华人的民主基因更好，这类活动总是少不了他们的参加。
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学潮中的女性主义。为此Concordia研究生会专门从UQAM请来一位女同学做特别发言。令我吃惊的是这位嘉宾竟然不会说英语，只能用法语发言，而且她的法语魁北克口音很重，很难听懂。在蒙特利尔，看来即便是大学生也不是个个都能英法双语。
这次会议上说，Concordia大学7月26日要召开全校教师，学生，教工代表一起的大会，商量下一步动作。对于学潮来说，现在的确进入一个停滞的时期。政府的高压，加上持续不断示威反响平平，很多人的激情已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可能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周末在魁北克市，各高校的代表还要继续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学生组织CLASSE的发言人Gabriel Nadeau-Dubois也是周四在魁北克市Laval大学说他们下一步要把捍卫原住民权益，捍卫女性权利，反对政府的开发北方计划都列入讨论议题。民主，环保，社会公平，女性主义，这些都是学生抗议要表达的理念。他说：“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关心这些话题，我们希望直接和人民对话，我们要告诉魁北克人，我们的主张比自由党政府的更好。”他同时表示，学生组织仍将保持政治独立，不会号召学生支持任何特定政党。
将反对增加学费同女性主义，环保甚至北方计划都联系起来，学潮是不是在走样呢？对学生组织来说，吸引更多社会组织的参与，构建更广泛的反对政府的联合战线，这固然有利于将学潮继续下去，但这是否有点脱离学潮最初的目标呢？我一直以为，魁北克的这次学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与其说是为学费而抗议，不如说是为某种理想而抗议。下面是我翻译的两小段Concordia学生会的学潮文宣稿，字里行间不难读出这种理想主义。
“因为教育是人性的训练场，人性不该屈从于经济地位，所以我们拒绝我们的学校在金钱压力下弯腰。让我们一起来呼唤一个公平的教育系统，这一系统将打破人的三六九等，这一系统将会对所有那些还想成为人上人的男人和女人发出威胁。——摘自今天GSA的宣传稿。”
“我们一起认识到我们地下的财富不应该用多少吨金属来衡量，女人的身体不该成为卖点。同样教育不是一项可以出售的商品，它应该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个为我们大家的教育，我们可以分享的教育。我们斗胆呼唤一个新世界，一个精英们不能向我们卖这卖那的世界。”
理想主义的学生组织和社会左翼其实同奉行现实主义路线的魁省自由党政府没有多少交集。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历次谈判很可能就是鸡同鸭讲，南辕北辙。我曾经说不要轻易否定学潮的价值，是因为学潮中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如果不能得到社会更充分的讨论，学潮就失去了意义。学生们要告诉社会，他们的主张为什么比政府的更好？但是很可惜，他们只会喊口号。
Gazette专栏作者Henry Aubin的文章“学生组织该接受的教训”写道，“你们的问题在于，从A到B你们没有提出现实的方案，你们没有告诉政府和民众你们的主张怎样让这个社会走向更好。”这的确是切中要害的问题，从我看到的角度，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经济学家，都在赞同增加学费的做法。我的文章写过，魁北克的经济的确病了，魁北克的确需要一些改革措施走出经济低迷。没有人想放弃社会正义，没有人不想环保，可是为此就要放弃经济发展吗？
学生运动的问题还在于，学生会组织为了达到法定的合法性，已经屡次修改章程，结果是只要很少的学生投票就可代表全部学生。Concordia的情况正是这样。绝大部分学生用行动投票要坚持上课，但是学生会仍然可以说支持罢课。如果这场学潮想继续健康发展下去，还是应该回到学生最关心的问题上去。比如，前不久，魁省大学生联合会执行副主席Yanick Grégoire谴责Concordia和Mcgill两所英语大学最近投资50万加元加强保安的做法。他说这些学校在眼下的这场社会运动中宁愿落后也不肯去听听学生的呼声。花这样的钱实属浪费。这些钱应该拿去资助学生。这两所学校恰恰也都是宁愿给离职高管高额补偿也要涨学费的学校。

上个星期二那天晚上放学回家，因为担心上午在Mcgill图书馆借的两本书会让
自己的背包背带不堪重负，临时决定拿一本书在手里，谁想到竟因此遭遇一场意外，让我来加六年第一次坐上了救护车。
我回家的路一路沿着Guy街向南，那里有一段大下坡。因为我左手拿着书，握刹车有点不方便，右边的刹车偏偏不给力，我临时决定把书从左手交到右手。因为下坡车速很快，就在我松开左手那一霎那，我就翻在地上了。站起来时感觉脸上很多血，眼镜也不见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摔得有多严重，反正我觉得神智清楚，胳膊腿之类也都正常，只是裤子破了，脸上有些出血。这个时候，一位住在附近出门散步的中年白人男子走过来帮我捡起眼镜，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因为担心救护车一动会有不少费用，加上感觉自己还能骑车，我有点不想叫车。看着我不肯叫急救，那个男子有点不放心。他又说，你伤的很重，还是叫救护车吧。可是这个时候我一个担心费用，一个还在念着我手里拿着那本书。另外两位白人女士走过来，一位帮我捡起书，还从地上帮我掉落的牙齿一颗颗捡起来包好交给我，一位还帮我去邻近的诊所要了一个湿毛巾给我擦脸。他们也劝我还是叫救护车。他们还帮我打电话回家里通知太太来接我。趁着我不再拒绝，第一个过来帮我那个男子立刻把一辆驶过的警车叫过来。警车询问了情况，马上要了急救车。这个时候一位推着童车的妇女路过，她也问要不要帮忙，看我身边有人帮我就走开了。那位男子和帮我捡起书那位女子一直陪到我的救护车开走才离开。先离开另外一位女士临走时再三跟我说，“先生，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现在真的很感谢这些在第一时间帮我的好人。我把这些经历发到微博上，有朋友说这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我想，加拿大健全的医保系统，让所有国民都不用担心无钱看病，这也是加拿大人乐于帮助别人，不担心会遭到恶意勒索的背后原因吧。
大约十五分钟时间，救护车到了。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的救生员，男的开车，女的主要检查病人。那个女救生员第一个问的就是脑子晕不晕，能不能活动正常，胳膊腿有没有摔断。等到这些确认没有大问题才开始帮我做简单的包扎，并把我带上救护车用仪表检查了一下身体情况，然后又要了我的太阳卡开始登记起来。在救护车上救生员问我有没有戴头盔，我感觉很不好意思。我一直认为一个头盔的价钱超过我的二手车的价钱，而且我骑了半辈子单车也没有出什么大事，所以总是不以为然。据说救生员们希望政府强制骑车人戴头盔。在救护车上也有我感觉好的，就是我可以用法语和救生员正常对话，而且有时候她说英语我听不懂，法语反倒能听懂。我有个同学以外在浙江路遇翻车，脑子颠了一下，结果一向内向的他，从此变得口若悬河。我多么希望，我摔这么一下，我的法语也能流利起来呀。
我大概是晚上7点40分出的事，大约八点半我才被送到蒙特利尔总医院。护士检查了一下立刻把我捡起来那三颗牙放到了牛奶里，说这样可以提高种植回去的几率。又过了10多分钟，一位叫默罕默德的阿拉伯裔医生仔细检查了我的伤势，他说我需要立刻去做牙科手术，至于其他的回来再说。于是我又开始等牙科那边人 来接我。又大约过了40分钟，一位神仙姐姐一样的美女笑盈盈对我说，你就是那个伤者吧，跟我去牙科吧。那个时候我在想，这位牙医怎么这么年轻，不过看她这么温柔美丽的样子，心情也能略微好一点。等到了牙科，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印巴裔的美女牙医。她们两个是下班后又专门被叫回来帮我做手术的。得知这样的消息，我和太太立刻表示歉意，她们却说没关系。在带我去做X光的路上，她们还问我是不是等得太久了。两位女牙医在检查了我的伤势之后决定为我把掉下来的牙尽量种回去，还要把上牙床固定上钢丝，上嘴唇还要缝针。我本来就没有一副好牙，这个时候还不听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从十点开始一直忙到半夜一点，两位美女围着我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后来我才发现她们可能是实习医生，有些技术还不过关，比如缝针的技术就不灵光。不过我想起外婆当年说过的话，每个医生都有学习的时候，加上她们真的很耐心，很温柔，我一点都感觉不到疼，我也就什么怨言都没有。其中有一位能讲上海话的华裔男医生进来指导了她们一段时间。我明显能感到，有这位华裔医生在，两位实习医生的压力大了不少。这位男医生始终没有和我们说中文，不过不管怎样，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帮助，在此也多谢了。
那位男医生走的时候和两位女医生说6个小时以后见。我们问她们，没有换休吗？她们的回答时否。医生这个工作，人人都羡慕，其实真的也蛮辛苦。等到两位美女最后又把我护送回急诊，都快凌晨2点了。接下来我还要查查我渐感不适的右臂。又过了2个小时，那位默罕默德大夫才确认我可能有点轻微骨折，筋腱有点发炎，给我将右臂用纱布固定一下，又帮我安排了一周后去见骨科大夫。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在牙科的时候，我因为担心费用特别问了美女牙医有没有费用。她告诉我急诊的费用是全免的，包括牙科手术。我不厌其烦地把我这段倒霉的经历记录下来，一个是想谢谢那些帮助我的人们，一个也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加拿大的医疗服务。
其实，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有我的太太。在医院的时候，她出现在我的身边，我立刻感到很安心。这些天因为我的牙不能用，她每天特别帮我准备食物。有时候我也在想，那天把书就放到包里，或者等一会再换手说不定就没事了。不过，人有旦夕祸福，我没伤到重要地方已经万幸，几天下来我的手已经可以自如操作电脑，脸上的伤疤大部分都掉了，嘴唇的脓包也消了，我也该知足。凡事向前看，没有这一摔，哪有我这一段奇遇呢？

为配合国庆，7月2日中午CBC电台播放了一个名为“故乡”的访谈节目，访问了全国各地多位华裔加拿大人，请他们谈谈自己是如何认识自己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这个问题。我没有全部听完，但我听到第一位受访者说，一向自认为是加拿大人的他是在阿根廷旅游时才发现自己还是中国人。另一位小伙子说，他是到了中国才认识到自己更是加拿大人。
其实这些受访者都是英语流利的二代华人。对我们这样的一代华裔加拿大公民来说，想让自己认可自己是加拿大人，还需要自己多加努力。我在微博上说，加拿大的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强移民的加拿大认识，可是包括大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匪夷所思。管天管地，加拿大政府还要管这样属于个人的事情吗？不管怎样，我总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代移民，加拿大对我们来说总是不如中国亲。
这不，为了给自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加拿大的女英雄”的书。这本只有78页的文字极其优美的小册子（在CanadianGenealogy网上能找到全文）出版于1910年。作者W.S Herrington还著有“新法兰西的烈士们”等许多历史著作。全书一共介绍了9位有名有姓的加拿大历史上的女英雄。以下是她们的简介。
Marguerite de La Rocque de Roberval。1541年，年轻的Marguerite跟随担任新法兰西总督的叔叔出海前往魁北克，她的平民身份的情人也跟到了船上。发现了这段恋情的叔叔勃然大怒，把Maeguerite和一个老女护士留在了纽芬兰附近的魔鬼岛上。就在船启程那一刻，她的情人毅然跳海。三个人在这冰冷的海岛上过起了艰苦的生活。一年以后，Marguerite还有了孩子。可惜，艰苦的生活很快夺去了她丈夫，新生婴儿还有老护士的生命。孤苦伶仃的Maeguerite一个人在那里又生活了两年，才被一条法国渔船救回去。她后来在一所学校里度过余生。这个凄凉的故事被写入文学作品而广为流传。
Françoise-Marie Jacquelin。作为新斯科舍省，也是Acadia最早开拓者之一的Charles de Saint-Étienne de la Tour的第二任妻子，这位法国女性的机智和顽强让她永为后人铭记。她丈夫的竞争敌人，Charles de Menou d'Aulnay ，为争夺对Acaida的控制权一直希望赶走他们。在法国机智地甩开想拘捕她的Charles de Menou d'Aulnay 之后，Madam de la tour回到了圣约翰河边的La tour城堡。1645年，她丈夫再次前往波士顿讨援兵，敌人乘虚而入围困了la tour城堡。Madam de la tour勇敢地担当起指挥责任，以很少的人打死34名敌人，坚守了3天，最后因叛徒出卖才投降。卑鄙的Charles de Menou d'Aulnay 当着Madam de la tour的面绞死了她全部的战友，并把她投入监狱百般折磨。3个星期后后她终于坚持不住离开人世。几年以后，她的丈夫重新又夺回了Acadia的控制权，可是却娶了Charles de Menou d'Aulnay 的遗孀为妻。
Marie Guyart(Marie de l'Incarnation),Marie-Madeleine de Chauvigny de la Peltrie, 她们是魁北克天主教Ursuline Convent的创建者。de la Peltrie夫人放弃了在法国舒适的上流社会生活，和Marie Guvart一起在1639年来到魁北克。促成她们这一举措的正是她们的宗教献身精神。
Jeanne Mance，这又是一位一心要向新大陆的人传教的虔诚修女。天主感召着她来到北美大陆。1642年5月18日，抵达蒙特利尔岛的第一天，她们的工作就是竖起神坛。她一手创立了蒙特利尔第一家医院。这位勇敢的修女因此也成为蒙特利尔的奠基人之一。
Madeleine de Vercheres。14岁的女孩子能做什么？1692年10月的一天，在蒙特利尔东南不远的Vercheres镇，在父母外出却突然遭遇印第安易洛魁人来袭击的关键时刻，这个小姑娘带领城堡里的仆人，仅有的2名士兵坚守了7天7夜，一直等到蒙特利尔的援兵来到。后人为她竖起了塑像。
Sarah Defield和Laura Secord，这两位的故事都发生在1812年战争期间。Defield在1813年6月21日那天，英勇地帮助正在和数名美军搏斗的英军FitzGibbon中尉。Laura Secord，可能是最有名的加拿大女英雄。她的名字如今是一个著名巧克力。1813年6月23日，她一个人徒步20多英里，穿过美军封锁线，穿过沼泽地还有印第安部落，把美军即将进攻的消息报告给英军。
Abigail Becker。这位被称为Long Point（安省南部Erie湖边）天使的妇女一生中屡次救助了失事的水手。其中最有名的一次是1854年11月23那天，暴风雨打沉了一条名叫3桅货船，仅剩桅杆还在水面上。包括船长在内的8名水手在凄风冷雨中抱着桅杆过了一夜，到清晨终于被早起的Becker发现。虽然家境贫寒，她还是立刻倾其所有，烧起一壶热茶，点起一堆篝火，准备帮助那些可怜的水手。不会游泳也没有船的Becker只有尽可能走到湖里，鼓励那些水手游过来。可是第一个试图游过来的水手很快被大浪卷走了。Becker只有向更深的水中走去，争取早一点抓住那些水手。就这样，还在她的小儿子的帮助下，7名水手最后都得救了。因为这件事维多利亚女王还向她写来了表扬信。
Sarah Maxwell, 蒙特利尔Hochelaga学校的校长。1907年2月26日，Prefontaine街上她所在的幼儿园遭遇大火。Maxwell老师不顾危险，一次次冲回火场抢救孩子。消防员不止一次要求她不要再回去，可是她还是一次次毫不犹豫地回去。消防员最后找到她的尸体的时候，她还紧紧抱着一个孩子。那一年她31岁。

今天是魁北克的省庆日，是一个体验魁北克人，魁北克民族独特情怀的特殊的日子，也是一个了解魁北克，认识魁北克的最好机会。
刚来蒙特利尔那几年，我每年会跑到Sherbrooke街上去看省庆日的游行，跟着那些游行队伍一直走到Maisonneuve公园，一边走一边想知道那些巨人都是谁。后来有一次在唐人街对面的Complexe Desjardins商场大堂展出了部分巨人，我这才有机会一个个查看他们的简介。从最初只有五六个巨人到这次游行近三十个巨人，巨人的队伍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来看，这些巨人就是魁北克的一个缩影。这里面有传说中的人物，有政治家，有体育明星，也有艺术家。像今年新添的两个巨人Denise Pelletier是著名的戏剧家，Michel Chartrand则是著名的工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他们两个都是刚刚去世不久的人物。把一个公开的社会主义者，魁独同情者放入代表魁北克历史和文化的巨人行列，这充分体现了魁北克社会的左倾特色。
如果说游行反映了魁北克法裔文化的一个侧面，每年省庆日晚上那场音乐会则是对魁北克法裔文化传统的全面拥抱。只不过这样的拥抱需要你对法语有一定的掌握，需要你对魁北克的文化有更多认识。借助字幕，我一边查字典和互联网，一边看完了今年Radio Canada转播的Maisonneuve公园的音乐会。我不得不说，我这个局外人，也被魁北克人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了。
今年的音乐会主持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Guy A Lepage。他一上台就和许多人一起和蒙特利尔街头的抗议者一样敲起了Casserole（小锅）。他还说今年的夏天是Casserole的夏天。他台上大声赞扬上街示威的学生，称赞他们的勇气和决心。当我看到魁省议会反对党魁人党主席Pauline Marois在台下的群众中，不少演职人员也都佩戴者学潮的红色布条标志，我不由得在想，这场学潮会不会成为魁独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分歧，魁北克讲法语人和讲英语人的分歧？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就会更加复杂化了。
第一个上台演唱的是Daniel Belanger，但第一个引起我兴趣的是Jean-Pierre Ferland。这位78岁的魁北克民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经典名曲Une Chance Qu'On S'a脍炙人口。巧的是他也是6月24日的生日。为了祝贺他的生日，四名女歌手一起和他合唱他的经典情歌Qu'êtes-vous devenues mes femmes? 台下观众还一起和他合唱有着魁北克国歌之称的Gen du pays祝贺他的生日。Guy A Lepage一开场的时候就说，今天的这场音乐会是一场向魁北克各个时代的音乐人致敬的音乐会。Jean-Pierre Ferland的出场掀起了第一个致敬的高潮。
接下来，大屏幕好播放出了另外两位魁北克已故歌手。第一位是十多年前去世的Jacques Labrecque。他翻唱Charles Marchand原作 的Envoyons d'l'avant nos gens! (1925)，据说是魁北克人家庭聚会一定会唱的民谣。第二位是已故魁北克知名女歌手，女权主义者，魁独活动家Pauline Julien。Ariane Moffatt和Isabelle Boulay共同演唱了她的歌曲Ce soir, j'ai l'aim a la tendersse。据说这是两位当红女歌手的第一次合作。
Isabelle Boulay是我最喜欢的魁北克女歌手之一。今晚她第一次上台，先是深情讲述她自己对魁北克的热爱。她用诗一样的语言，天籁般的声音娓娓道来：法语是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是全体魁北克人的声音，她永远面对强大的压力，永远在抗争。我很遗憾无法记下她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那一刻只是觉得那些话好美好美。我要说，我被她的深情深深感动。那一霎那，我似乎摸到了魁北克人那颗骄傲的心。
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魁北克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是魁北克人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的年代。那个年代自然也诞生了一大批经典歌曲。或许我们可以用魁北克的红歌来形容。这些歌曲产生的时间背景，其旋律，歌词和中国在特定年代下创作出来那些音乐作品实在异曲同工。比如晚会最后的压轴之作“我们是魁北克人”就是1968到1971年间魁北克乐队“法国革命”的作品。我用蹩脚的法语翻译出来这首歌的歌词大意是“我们是魁北克人，如果人家拒绝，魁北克就自己做。你说我们是蓝色的资本主义者或者红色的共产主义者，我说我是理想主义者, 我认为我们要前进。要团结，不要再做少数派，为什么要战争？我的兄弟” 我特别喜欢那句“我说我是理想主义者。”
当Guy A Lepage带领全场一起高唱这首“我们是魁北克人”时，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特别对准了一位正在和大家一起纵情歌唱的小伙子。这位长着一副亚裔面孔的小伙子在那个时刻心里一定也是翻腾着对北克的热爱，就如同那全场翻飞的百合花旗。也许电视台的编导特别捕捉这个镜头似乎在说，“看，我们魁北克人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节日快乐，魁北克！

套用热播电视剧“知青”里那句“中国病了”，我可能要说“魁北克经济病了”。这是最近读蒙特利尔大学生产力与繁荣研究中心2011年度报告的一点体会。该中心的负责人Robert Gagne教授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静静的革命”以来产生的所谓“魁北克经济模式”已经破产了。他们的这份报告就是用一个又一个数据来说明他们的这个观点。虽然我至今仍不知道自己是要赞成还是否定“魁北克模式”，但对于魁北克经济病了这样的结论，我无法抗拒。
报告第一部分，“生活水准和生产率”要说明魁北克生产率增长的缓慢直接导致了生活水准在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中排名靠后。首先要定义的是如何评估生活水准和劳动生产率。前者用人均GDP来衡量，后者则用每工作小时的GDP衡量。以2010年的数据来看，魁北克的人均GDP为40174加元，每工作小时GDP为49.9加元，均低于OECD二十国的人均GDP 46603加元和59.96加元的水平，也低于加拿大的47630加元和 55加元，仅比最后一名韩国的35432加元和33.16加元的水平稍高。更重要的是过去30年来，魁北克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仅为1.06%，在OECD二十国中仅仅略高于瑞士，和意大利相仿，远远低于韩国的年均6%的水平。如果魁北克过去能够达到OECD成员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1.98%，那么今天魁北克的人均GDP将不再是40174加元，而是52183加元。
魁北克经济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比较强。有意思的是Robert Gagne虽然一直反对魁北克模式，他的报告中却指出OECD成员中许多同样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体表现却远比魁北克强。因此作者认为尽管魁北克政府的经济干预模式有待再评估，但那却不是魁北克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如果将人均GDP分拆成四项，分别是劳动生产率，工作强度，就业率，可就业人口比例，魁北克的人均GDP相比加拿大平均水平的差距，主要来自劳动生产率的差距（57.75%），工作强度（19.85%）,就业率（28.19%）,唯一起到弥补作用的就是魁省的就业人口比例较高。归根结底，魁省的生活水准落后，其主要原因是魁省的劳动生产率较低。
当然，魁北克也有引以为傲的地方，这就是魁北克社会的社会不平等度较低。2010年魁北克的基尼系数为0.29，和法国，德国，荷兰等相仿，低于加拿大的0.319和英国的0.341，美国的0.378。基尼系数是社会不平等度的一种衡量指数，基尼系数高代表少数人攫取了更多社会收入。社会不平等与经济成长的关系一直以来是经济学一个热门课题。1955年Simon Kuznets教授提出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的关系，也就是社会不平等在一定阶段会促进经济成长，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反过来又会抑制经济成长。Kuznets为此获得了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魁北克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是不是抑制了魁省经济的成长，正是这个夏天我要做的论文研究的题目。实际上从我这几天分析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在没有政府转移和缴税之前，魁北克穷人的财富增长远低于富人的增长速度，但是考虑到政府转移和纳税之后，穷人得到的好处却要比富人多。魁北克社会实际上是在用富人的钱来补偿穷人。这是否抑制了魁北克企业家的致富热情尚有待研究，但直观看来，身边不少有钱的华人朋友总是叫着要移民到其他省或者美国去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蒙特利尔大学的这份报告中，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和人们的生活水准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联系。美国这样的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也可能比较高。反过来，除了少数几个例外，社会比较平等的国家里劳动生产率通常较高。
报告的第二部分，研究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作者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为自身原因和规模效应原因两个方面，并对比了魁北克，安大略，卑诗以及阿尔伯塔四省的情况。相比阿尔伯塔在石油工业领域投资的迅速增长，魁北克的制造业规模近年来一直在下降，取而代之的则是服务业。整体上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省在加拿大整体经济中的比重逐年降低，加拿大经济重心西移已经是事实。
如何振兴魁北克的经济，作者给出的建议是加大科研投入。作者认为要想扭转颓势，魁北克每百万人口的专利申请数量应该在现在84份的基础上增加一倍才行。这条建议引起我的好奇。我很想查一查蒙特利尔的主要高校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硕士博士毕业生中每年有多大比例留在了魁省。也许这个数据能够部分解释魁北克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

Yalda Machouf-Khadir, 伊朗裔的省议员Amir Khadir的女儿，上周四被警察在家中带走。她和另外三人被指控前一阵子非法进入前教育部长Line Beauchamp办公室造成5000多元损失。她的辩护律师指责政府在这个时候抓人是向吓唬那些想在F1车赛期间示威的学生。有意思的是，Amir Khadir本人两天前也在魁北克城因参加示威被警察拘捕了一次。虽然Amir Khadir很快被警察释放，但是她的女儿却没有这么好运气，她被迫要在警察局里度过周末等待出庭。身为左翼魁北克团结党唯一的省议员，Amir Khadir 一贯表现激进，在这次学潮中他旗帜鲜明支持学生。那天在被警察拘捕之后，他公开表示，78号法令既然不合法，那就人人都可以反对。对于女儿的被铺，他在担心之余也说为自己女儿感到骄傲。
CBC网上刊出的Yalda Machouf-Khadir被捕那张照片，这个女孩子表现得很有点大义凛然的样子，真是虎父无犬女。我把这父女的故事说给法语班上的伊朗同学听，可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Amir Khadir其人，尽管他们其中一人的名字就是Amir。
我们这法语班上的学生都是本校的研究生，上到最后一个星期最后剩下的学生不到10个人，其中倒有一半是伊朗学生。以往经常有人说Concordia是Montreal的清华人大，形容中国学生之多。照我看来，这里的伊朗学生人数实在不比中国学生少。只不过这些伊朗同学个个都是白人的长相，不像中国学生这么明显好认。有时候我很好奇，伊朗身处西方国家围堵之中，这些海外的伊朗学生都怎么想的呢？这个夏天的法语课本来就是个口语课。利用这样的机会正好同这些伊朗同学聊聊天。
我们班上的伊朗同学基本都是学工程的。问到他们毕业后是否准备回国，没有一个人说有这样的想法。其中一个高个同学曾经在西门子的伊朗公司工作十年之久才出来留学。他说伊朗现在虽然同西方关系不好，但是想出来留学并不难，签证很容易拿到。
伊朗同学告诉我，他们国家的人主要吃大米。这让我很吃惊，在我感觉在伊朗那样的高原地区不能种大米。同学说他们国家北部是大米产区。在维基百科上看到，其实伊朗能产米的地方很小一块，每年不过200多万吨产量，他们的小麦产量要1500万吨以上，尽管如此，伊朗的城市人口主食还是大米。同学用蹩脚的法语和我说明他们的大米和中国人的大米的不同。他说，他们的大米煮过之后每一粒都很大，不像中国的大米。我问同学蒙特利尔能否买到伊朗出产的大米，他推荐那个印度牌子的Tilda大米。我去商店看，20磅要19.99加元，我觉得好贵。维基上说Tilda米是印度那种Basmati米，是那种没有粘性一粒粒的大米，就像广东人喜欢吃的丝苗米。和中国人煮米的方法不同，伊朗人喜欢油拌米饭。这应该也是基于Basmati米的特性。
从网上还可以看到，伊朗是世界最大的开心果，藏红花产国，第三大葡萄干出口国。有意思的是，菠菜和桃子两种东西也和伊朗有关。菠菜的英文Spinach和桃子的英文Peach，里面的p都是伊朗古代的名字波斯的意思，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从波斯传到欧洲的。据说人工饲养的鸡也是从波斯传到欧洲的。地处东西方交汇之地的伊朗，在世界文明史上实在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今天的伊朗，远没有回复古代波斯的辉煌。1970年代末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和西方关系逐渐变坏。从伊朗跑到加拿大来避难的难民开始增多，后来伊朗到加拿大的投资移民也在增多。有一篇报道称，伊朗是继中国之后加拿大的第二大投资移民来源国。以魁北克为例，2010年魁省接收1659名伊朗投资移民，同期有5999名中国投资移民。不过，最近加拿大政府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使伊朗的投资移民来源几近枯竭。
目前加拿大全国的伊朗移民人口有十多万，大部分在安省和卑诗省，在魁北克的伊朗移民大约一万多人。这十多万伊朗移民不乏佼佼者，魁省省议员Khadir是其中之一，Future Shop的创建者Hassan Khosrowshahi也是一位。1940年出生于德黑兰的Khosrowshahi 1981年来到温哥华，第二年就建立了第一家Future Shop。整个1980年代1990年代，Future Shop在加拿大全国快速扩充。到2006年，全国已经有118家Future Shop店。2001年11月，Future Shop出售给美国的Best Buy集团。
在蒙特利尔这样的移民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开办了不同风味的餐厅，伊朗社区当然也有他们的餐厅。我让同学推荐一家伊朗风味的餐厅，他们推荐了Sherbrooke西街靠近Loyola校区的一家，有机会不妨去尝尝那里的烤肉。

上周五那天去修车行换车胎，赶上修车师傅活不多，一边帮我换胎一边闲聊。我们说起最近Verdun那里又新开了两家华人的修车行，而且地点似乎是挨在一起的。我感兴趣的是修车这一行的华人师傅为什么没有想到合作做一间大一点的车行，这样服务更好，竞争力也更强。如果总是一两个人一家车行，这样竞争不是越来越激烈，大家的生意也不见得会更好做。就像这里的Deparneur一样，如果华人店主们能够联合起来，其规模一定会被Couche-Tard还要大。修车师傅给我的回答很简单。不是他们没有这样想，而是这样想过之后发现并不划算。首先，这个市场还足够大，多一两家新车行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意。其次，修车是个精细活，有信誉的老车行不大担心客户的流失。他进这行这么多年，身边的同行谁也没有特别去追求做大，他们这个圈子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做好自己眼前的工作，有一份自己满意的收入，其他的事情谁也不会想太多。
我是学经济学的。修车师傅这番话立刻让我想到，这是不是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没有起到人们积极创业的作用，而让人们满足于小富即安。魁北克的社会福利政策加上高税收政策，是不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什么样的政策又会鼓舞人们的创业热情？
我平时很喜欢看的一个电视节目美国版叫Shark Tank，加拿大版叫Dragon’s Den。5位男女千万富翁投资人就是Shark或者Dragon，他们面对一位位来寻求投资的创业人介绍他们的项目，决定是否要投资。同时看这套节目的加拿大版和美国版，有时候就忍不住对比来上节目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有什么区别。总的来说，我感觉，加拿大人的项目多半和家庭作坊，和身边的事情有关，美国人的项目一般来说显得更大一些，更多科技含量一些。这又是为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看有关社会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济学论文。曾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当代中国学术水平最靠前的经济学者邹恒辅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李宏毅教授在1998年有一篇论文提到，他们的模型显示当政府把税收更多用于发展生产的时候，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成正相关。而当政府把税收更多用于平均分配，用于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与社会不平等成负相关。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加拿大人在发展企业上为什么往往不如美国人。
邹李的结论其实是在一定假设下得到的。现实生活中并非没有反例。魁北克著名的便利店集团Couche-Tard最早是从1980年Laval一家店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的。上个星期的法语课上老师提到本地著名的连锁饭店集团Cora也是从一家店做到今天120多家店的规模的。出生在魁北克东部加斯佩地区的Cora Mussely Tsouflidou从饭店跑堂做起，一步步做到经理乃至合伙人。她在1987年在Cote Vertu大街上开始自己第一家Chez Cora店，几年后又在Laval开设第二家。如今他们的连锁店已经做到全加拿大。无论Couche-Tard的Alain Bouchard还是Chez  Cora的Cora Mussely Tsouflidou，他们为什么又能把企业做到这样大？
一手创办蒙特利尔的灯光节，法语歌曲节和爵士音乐节的Alain Simard是另外一个例子。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展现了他组织活动的才华。20岁那一年，他就已经能够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乐队请到蒙特利尔来演出。或许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的例子，比如太阳马戏团的创始人Guy Laliberté等。对于那些总是充满雄心壮志的企业家来说，也许没有什么环境能阻挡他们创业。
一个公平的社会给了每一个社会成员衣食无忧的生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剩下的事应该是让人们喜欢做的事情是能够为更多人谋利的事情。政府不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还应该为这个社会树立一个梦想，创造一些榜样。

许多观察这场学潮的评论人士都将眼前这场学潮同魁北克法裔社会的传统，同1960年代以来的魁北克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走上街头的法语学校的学生要远比英语学校的学生要多。魁北克的法裔社会到底有着怎样的传统呢？
这个周末是蒙城的博物馆日。一早起来我就跑到家门口的那家Maison Saint Gabriel。两年前的博物馆日我曾经去过那里一次，可是自己法文很不好，很多介绍听不懂。在2楼那些来到魁北克的国王的女儿们的床头有一个陶瓷做的口很小的壶，我很好奇那是做什么用的，可惜那次没有听懂。这一次我带上字典和记事本，铅笔，准备让解说员帮我写下来那个东西的名字，好回来上网查。因为我去得早，还没有多少游客。我终于有机会知道让我牵挂两年的那个东西叫brouillotte, 是法语的热水壶的意思，原来是给人们晚上取暖用的。相比今天我们用的塑胶的热水壶，300多年前的那个陶瓷热水壶实在大了一点，而且方头方脑的。300多年前的蒙特利尔，还没有电暖气可用来在冬天取暖。除了这个热水壶，解说员还告诉游客许多当年的魁北克人取暖抗寒的做法。每个走进Maison Saint Gabriel的人都会注意到那里的楼层很矮，二楼宿舍里的床也似乎比较小。楼层矮的原因是为了一楼的壁炉产生的热空气能更多升到二楼，而且在靠近壁炉的天花板上还特别装了一个叫做Griellage的通风孔，以帮助二楼取暖。宿舍里床比较小，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蜷缩着睡，因为魁北克的冬天实在太冷。在每张床的四周都围有厚厚的帷幔，这倒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特别注意隐私，而还是为了取暖。
严酷的自然条件大概是那个年代魁北克的法国移民始终不够多的原因之一。人口的劣势成为后来法国人不敌入侵的英国人的重要因素。可是在那样艰难的生活中，依然努力保持自己文化传统的法裔魁北克人大概也让他们习惯抗争，而且有足够的韧性。
法裔魁北克人另外一个传统显然是他们的天主教传统。1541年Jacques Cartier最后一次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就是带着为教皇传教的使命的。蒙特利尔市政府刚刚正式认可的共同奠基人Jeanne Mance就是受天主教感召和耶稣教士会Jesuits资助在1642年春天来到今天的蒙特利尔的。有着Montreal第一位教师称号的Maison Saint Gabriel以及老港东头的Notre-Dame-de-Bonsecours chapel教堂创建者Marguerite Bourgeoys同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在1653年随De Maisonneuve从法国特鲁瓦启程前往加拿大也是受到天主教会的委派。我没有研究过基督教会在英属北美殖民点创建过程中的作用，但我知道最早来到北美的五月花号上那些英国移民都是逃避宗教迫害的新教信徒。加拿大冬天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没有一点宗教献身精神，要想在这里定居下去恐怕会非常难过。实际上，正是由于这里冬天的难耐，最早来到这里的法国人很长时间都没有要在这里殖民的想法。如果不是最后发现可以通过皮毛贸易获利，再加上天主教会的推动，新法兰西可能无法诞生，那也就没有随后的加拿大了。正因为如此，法裔加拿大人在加拿大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国家今天规定英法双语作为国策是有十足的历史渊源的。
出Notre-Dame-de-Bonsecours chapel向东不远处，是加拿大的开国元勋，法裔政治家，律师George-Etienne-Cartier的纪念馆。知道加拿大开国总理Macdonald的人可能很多，知道这位George-Etienne-Cartier的可能不多。1867年加拿大建国之前，他是魁北克（当时叫下加拿大）的代表和当时上加拿大（安大略）代表Macdonald曾经担任多年加拿大联合总理。他是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之一，也对加拿大的铁路建设和打破当时魁北克封建土地制度贡献良多。他有一句名言是“在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很重要的是法律得到遵守，权利得到保护。”
在Maison Saint-Gabriel一角，有一个称做诗径的地方。那里种植着魁北克许多代表性植物，还展示着许多魁北克著名诗人的诗歌摘选。这里面有乡土诗人Neree Beauchemin （1850-1931），有新法兰西第一位诗人Marc Lescarbot（1570-1641），有号称魁北克第一个现代诗人，革新了魁北克诗歌主题和语言的Hector de Saint-Denys Garneau（1912-1943），有蒙特利尔的当代英语诗人Irving Layton，有20世纪魁北克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Anne Hebert(1916-2000, 我的本地朋友曾说她是魁北克最有名的诗人)。除了魁北克诗人，这个诗径还陈列了19世纪加拿大最出色的英语诗人Archibald Lampman(1861-1899)和当代加拿大最著名作家Margaret Atwood （1935-）的作品。我喜欢这个诗径浓郁的文化气息，也喜欢那里的生机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