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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的Lapresse报财经版报道了魁省准备开发稀土资源的消息。在中国收紧稀土出口的大背景下，魁省找到稀土资源无疑是魁省经济的又一福音。
这篇报道说，今年一月，魁省Rosemere的小型勘探公司Midland接到日本政府的一家公司的来信。这家日本公司感兴趣的是Midland在魁北克找到的稀土矿产资源。Midland的稀土矿位于魁省北部，靠近纽芬兰与拉布拉多边界的Strange湖一带。在这一名为Ytterby的项目中，日本国有的日本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公司JOGMEC人拥有50%的股份。JOGMEC公司是专门负责协助日本政府寻找海外的石油，天然气和重要矿产资源的公司。在Ytterby项目中他们投资了270万加元，投资期为三年。Ytterby项目主要是钇，镥，钪等所谓稀土元素中的重金属。根据JOGMEC的新闻稿，这个地区的稀土储量达到5200万吨矿石，平均含量1.3%，包括4处矿区。JOGMEC在1993年到1995年还专为提取这一地区的稀土开发了专门的技术。Midland原本主营方向是金矿勘探。他们是看到Strange湖的稀土矿前景后才转到这里来的。如今他们已经划出一片大约上百公里的地方并预计从明年开始钻探。
实际上最早开发Strange湖稀土矿产资源的是Quest公司目前没有海外合作伙伴。不过该公司表示已经有日本和韩国的厂商找他们合作。就在这个星期，Quest宣布获得来自美国机构投资者的5200万加元的融资。他们计划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开工生产，预计年销售额可以达到1.5亿到2.4亿加元，年产23000吨精矿石，可以占到世界产量得20%。
除了Quest 稀有矿物公司，Midland，在魁省还有位于Temiscamingue的Matamec公司也有自己的稀土资源储备。这三家公司都是多伦多上市公司。
在北美，如今没有一座正在开工中的稀土矿。美国加州的Molycorp矿预计2012年可以恢复生产。
Strange湖一带准备开采稀土矿的消息无疑让魁北克人兴奋。魁北克这片土地矿产资源的丰富在加拿大各省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法国人几百年前开拓的这片比他们本土大几倍的土地实在是一块宝地。在魁北克北方那些看起来冰天雪地的地方，却供应着魁北克绝大多数的电力，其一处有一处的矿藏又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写到这里想扯几句和题目不相关的话。也是26日的英文公报A21版有一篇长篇报道，讲的是蒙特利尔岛的英语化问题。报道说由于法裔富裕阶层开始搬离中心区，越来越多双语人士的出现，同时也由于移民的增加，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蒙特利尔岛正在越来越英语化。这已经引起了坚决主张法语优先的魁人党的担忧。他们希望能采取措施遏制这一已经发生的趋势。不过公报这篇报道的作者认为，蒙特利尔岛上已经发生的这个趋势大概很难遏制，除非魁北克想把自己孤立起来。
语言的问题从来是魁省政治的焦点。从根本上来说这涉及到法裔的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在现今的世界，英语不仅是通用的国际语言，也是英语文化统治这个世界的基础。正因为此，笔者支持任何打破这种语言统治的努力。只不过笔者想说的是，用强迫的办法远不如用引导的办法。
很多法裔人士都说，他们的法语是人类最优美的语言。既然如此，法裔魁北克社会为什么不能对法语展示更大的自信？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人因为法语的优美而主动学习法语？为什么不能为更多的新移民提供在工作中学习法语的机会，而不是以虚伪的双语条件限制他们在这里的就业前景。回到我们的主题，魁北克实在有太多的东西值得魁北克人骄傲。这里有广袤的森林，丰富的矿藏和水资源，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魁北克人本来可以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这个世界，对待外来的移民，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呢？

10月26日星期二，终于结束了期中考试季节，有闲心写的闲杂的事情。今天的Gazette报提到一位魁北克文化名人，有着魁北克的塞林格之称的Rejean Ducharme。
塞林格是以“麦田守望者”和隐居生活著称的美国作家。Rejean Ducharme则也在蒙特利尔隐居了将近40年。根据他1966年的作品 L'Avalée des avalés 改编的1992年电影Leolo后来被时代杂志评为全世界100部经典电影之一。这部小说也被提名竞选当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Rejean Ducharme 1941年8月12日出生于魁省小镇Saint-Felix-de-Valois。年轻时在蒙特利尔理工学习过6个月。他当过空军，去过北极，还在北美大陆进行过长途汽车旅行。
Ducharme的成名作L'Avalée des avalés（翻译成 难以下咽）描写了一个性格叛逆的女子悲剧的一生。不过相比塞林格的成名作，这部小说远没有那么成功。光看内容介绍，我就没有太大读下去的兴趣。Ducharme后来又写过几部作品，还获得过包括加拿大总督奖在内的许多文学奖。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之后却几乎完全隐退了。

10月26日，湿润又不那么冷的一天，今天的Gazette报财经版介绍这样一个公司。一家专为新公司，小公司提供可供短期出租，小空间，佩带办公家具的办公室。这正是我在国内找了很久的。深圳我们现在的办公室附近实际上有一个香港人经营这样的业务，不过他那里的价格还是有点高。
Communoloft现在提供的价格是500块钱另外加税，125平方英尺（12平方米），外加家具，VoIP电话，互联网，公共厨房，会客室等服务。最短可租3个月。其实这个价格和深圳那家公司差不多一样多。所以我觉得那家还是贵了一些。不过深圳的房价也比蒙特利尔要高呀。
Communoloft第一个开放的办公室在St. Patrick街上一处旧纺织厂的厂房，我大概知道位置，就在Lachine河边。另外一个拥有13间办公室的新场地下星期在Rosemont那边开始提供出租。他们的目标是在明年内在蒙特利尔设立12处办公地点。
作为对照，Communoloft的经营者另外拥有的专门写字楼ComplexeDompark的出租价格是1600平方尺起租，每平方尺12加元，需要3年合约。这个价格显然要贵得多。

10月17日星期日，天主教宗本笃十六世在梵蒂冈册封蒙特利尔圣约瑟夫大教堂创建者，Andre Bessette神父成为圣人。许多虔诚的天主教徒凌晨4点不到就守候在圣约瑟夫大教堂的大屏幕电视前一起观看了册封仪式。
教宗在当天的致辞中提到Andre神父出身低微，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懂得信仰的重要。他说：“身为蒙特利尔圣母中学的守门人，他一生做了许多好事，尽一切努力去帮助那些请求帮助的人。”
如今，蒙特利尔的地标之一，位于皇家山北麓的圣约瑟夫大教堂是由Andre神父在1904年创立的。这座大教堂的雄伟相信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都会印象深刻。从创立之时的一间小屋发展到今天的规模，这里面有Andre神父及其后来者几十年不懈努力的见证。在这座教堂里，我们还能找到中文的宣传材料。上面写道，Andre神父深信，圣约瑟夫希望在皇家山有一个家。
Andre神父1845年8月9日出生在魁省的St-Gregoire-d’Iberville小镇。他在12岁就成为孤儿，很小就到美国东北部的纺织厂做工。1870年他正式加入圣十字修道会，开始了自己一生的助人事业。在身为圣母中学守门人期间，他帮助许多慕名而来的病人向圣约瑟夫祷告，并神奇般治好了许多病人。他为人谦虚，总是把所有的功劳都说成是圣约瑟夫的。1937年，他以91岁高龄辞世。在他身后，成千上万的信徒开始向梵蒂冈请求加封他为圣人。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神迹的确认，梵蒂冈终于圆了这些信徒们的梦。
在与Andre神父有关的众多事迹中，有两件被教廷确信为神迹。一件是1958年他帮助美国商人Joseph Audino成功战胜癌症康复。另一件是1999年一个魁北克男童在头部撞伤后向Andre神父祷告，终获治愈。
天主教册封圣人有着自己严格的程序。Andre神父是加拿大第11位天主教圣人。蒙特利尔的共同奠基人Marguerite Bourgeoys也是圣人之一。著名的白发修女会（Sœurs Grises,）创办人Marguerite d'Youville则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第一位圣人。
魁北克能接连出现天主教的圣人，充分说明了这里天主教的影响。这一点从蒙特利尔众多带有Saint的街名，随处可见的天主教堂就很容易看出。也正因为如此，魁北克才成为北美文化最为特殊的一块地方。这份特殊不仅仅是法语，也是这里的天主教文化。法语和天主教文化凝聚了法裔加拿大人，但是同时在历史上也束缚了法裔的工商业发展。魁北克现代史上著名的“静静的革命”其革命对象正是天主教保守文化。在那个时代出现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作者针对的对象都是天主教会。Jacques Feron的“Papa Boss”还有Gerard Bessette的“Le Librarie”都是典型代表。
不过，今天的天主教会早已风光不在。天主教会自身经常陷入一个又一个丑闻中。同时信教的人数也减少很多。笔者曾经参加华人服务中心举行的与本地青年交流的一个活动。关于信教的问题，那些参加交流活动的学生们说自己已经很少进教堂了。即便去也是和父母一起去做做样子。想想也是，要想吸引iPhone一代的年轻人进教堂，这的确很不容易。相对来说，新移民阶层成为各类教会极力拉拢的对象。在圣约瑟夫大教堂，那些一步一跪去朝圣的人中好多是拉美或菲律宾人。而笔者的朋友中有不少也在这里加入了基督教会。笔者自己刚到蒙特利尔不久，就和一对传教的亚美利亚夫妇交往了半年。
说起信仰，宗教并不是唯一的信仰。政治也可成为一种信仰。在蒙特利尔，持与主流思想相另类的政治倾向的人不在少数。上个星期在UQAM和康大的校园公告栏上，笔者同时注意到一条电影放映消息。放映的电影讲述的是1980年代非洲小国布基纳法索的领导人Thomas Sankara的故事。Thomas Sankara是有着非洲的切格瓦拉之称的著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20年前的10月他被暗杀身亡。一个激进的非洲共产主义者在魁北克找到自己的知音，你觉得奇怪吗？

10月11日星期一，感恩节，今天三名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炉，但却有一位老得主去世。
据新华网报道，法国高教与科研部１０日宣布，１９８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唯一获此荣誉的经济学家莫里斯·阿莱９日去世，享年９９岁。
    阿莱１９１１年５月出生于法国巴黎，曾在巴黎工学院就读，毕业后进入国家矿务局工作。１９４３年，阿莱在任巴黎矿业文献和统计局局长期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学研究》，１９４７年又出版了《经济与利息》，从而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１９４８年后，阿莱辞去了行政职务，全力投入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货币理论和风险分析的独创论文，并多次获颁法国各类荣誉勋章。阿莱１９８８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原因是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并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作出了系统阐述。
    获悉阿莱去世的消息，法国总统府１０日发布公报表示悼念。公报历数了阿莱在经济学及相关领域取得的成就，表达对失去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惋惜之情。
    另据Lapresse报道，阿莱还出版过多部有关全球化和欧洲问题的著作，包括“欧洲建设的错误与死路” （1992），“欧洲面临的新斗争”(2003)等。费加罗报认为阿莱是一名自由社会主义者。

10月11日，感恩节，晴，刘晓波先生获得本届诺贝尔和平奖是因为他坚持在中国宣传西方民主的观念。LaPress报上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中写明他在中国的入狱是因为他在中国大陆参与宣传推翻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刘晓波先生留在中国大陆坚持自己信仰的勇气可嘉，但是他宣传的东西正确不正确却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学期我选上的一门国际关系课上个星期正好讲到西方的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理论。老师在讲述时特别提到虽然二战以来西方主要所谓民主国家间地的确没有战争，但是在那些向民主转型的国家里却非常容易发生战争，其典型例子就是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按照这种说法，如果中国大陆如愿向刘晓波先生和挪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委员会的专家们那样走向“民主”，谁会为千百万中国人可能因内战而死亡，而流离失所负责呢？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所谓摩根索六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不要以意识形态决定外交政策。这个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另外一门经济学课堂上，老师问学生们：“你们真正关心那些生产iPhone的中国厂家前一段自杀的十几名工人吗？”学生们嘻嘻笑着说不太关心。既如此，做个不一定恰当的引申，我们能够相信西方社会真正关心中国的民主事业吗？
民主的形式好实现，民主的精神却不好落实。魁北克该算是一个成熟的西方民主社会。可是上个星期魁省政府未经招标就宣布授予庞巴迪阿尔斯通联合体蒙特利尔地铁车厢合同的新闻却让人不得不对这个民主社会产生怀疑。重大合同招标是国际惯例，魁省民选的政府却不按惯例坚持将这么大的合同交给本地厂商。他们的出价竟然比竞争的西班牙公司的出价高出80%以上。一贯叫着没钱的魁省政府没有钱为蒙特利尔延伸地铁，兴建新的通往南岸的大桥，却能拿出十几亿支付给一家本地公司。有人说，这笔钱归根到底还是魁北克人拿了去，最后还是会还给魁北克社会。可是人们要问，是哪些魁北克人得了这个好处？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这个好处？本地英文公报上周四的社论中说，魁北克政府也许在这个合同发放的事情中没有获取金钱的利益，但是政治利益却一定是有收的。君不知，即将开始的一场新的补选就发生在庞巴迪许多员工聚居的选区。魁省政府是在拿普通纳税人的钱讨好一小部分能给自己带来回报的选民，或者说是那些能够投票给自己的选民，能够给自己政治捐款的大公司。民主的实质在这里并不是全体人民当家做主，而实在是一部分有左右选票去向的人做主。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腐败，是钱权交易的另外一种形式。其后果也许不是那么直接，但可以想见西班牙政府今后一定会找机会“投桃报李”。而受到保护的庞巴迪的竞争能力长久看终于会下降。上个星期报纸上又在讨论魁省中学男生的高辍学率问题。从庞巴迪这个例子看，如果反正能有政府罩着，努力学习在魁北克有用吗？
如此看来，即便是如魁北克这样的成熟民主社会的民主制度仍然有改进的余地，仍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逐步向民主过渡又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一定要全盘立刻照搬人家的方式呢？我实在无法理解刘晓波先生的偏执。在我这样的小人物看来，再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能让中国人民百年难遇的和平发展的局面受到破坏。依靠外国人来羞辱自己的国家，实在也谈不上中国知识分子看中的气节。
哈珀总理也就刘晓波先生获奖这件事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呼吁。其实在笔者看来，如果加拿大政府能多花一些力气让在加拿大的100多万华人对于自身的民主权利有更多的认识，这比什么都更能促进中国，乃至加拿大的民主进步。

10月2日，多云，今年10月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60周年的纪念。在凤凰网最近为此推出的不少相关视频节目中，有关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原型蒋庆泉老人的那段让我看后久久不能忘怀。当年在战斗中高喊向我开炮的蒋庆泉后来受伤被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经历了非人的折磨后最后坚决要求返回中国大陆。但是由于被俘这段在特定历史时期下政治上不那么正确的事情，归国后的蒋庆泉老人隐姓埋名在乡村度过了近60年的生活，一直到最近当年的战友找到他，家人和乡亲才知道身边这位老人的不一般的过去，昔日的英雄终于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荣。
蒋庆泉老人的故事让我想起几个月前在本地英文公报上看到的另外一个有关朝鲜战争战俘的故事。不过这一回的主人公是魁北克人，他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1951年，17岁的魁北克市小伙子Paul Dugal随加拿大皇家陆军驻魁省Van Doos的22团赴朝参战，不过那时他冒充自己已经19岁了。1952年6月23日，上等兵Dugal率领一小队士兵参加了一次战斗。当时他携带一支美式步枪，带有2匣子弹和若干手雷。开始的时候他们进展很顺利，但是等到了志愿军战壕前不到5米的地方，突然遭到志愿军火力打击。Dugal两侧大腿，胳臂，背部和臀部，头部中弹，陷入昏迷，并暂时失明。他成了志愿军的战俘。有40名加拿大士兵参加了当天那场战斗，1名阵亡，5人受伤，2名失踪，其中一人就是Dugal。
在公报的文章中，Dugal事后对朋友说起中国人救了他的命。他在战俘营中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志愿军还和他讲起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在战俘营中，Dugal说自己没有向对手泄漏己方的情报，还积极搜集了同在战俘营的31名其他己方被俘人员的资料，并躲过检查藏在鞋子里带回了联合国军一方。战后他为此行为获得了英帝国勋章。
Dugal也说他的战友当时没有积极寻找他的下落，其中一名担架员还谎报他已经死了。他在魁北克的母亲也接到了儿子战死的消息。不过十个月之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Dugal成了战俘交换中第一位受到释放的联合国军士兵。后来成为加拿大军队最高首长的Jean V. Allard将军在板门店欢迎了Dugal的归来。被一度当做英雄的Dugal回到魁北克后只得到了区区100加元的抚恤金，还是Allard将军后来帮他在蒙特利尔一家为军方服务的电子厂找了一份工作。战后，Dugal娶了妻并生了两个儿子。但是Dugal后来的生活并不很幸福。他的太太在两个儿子只有6岁和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小儿子在14岁的时候自杀身亡。他的大儿子多年以前也同父亲脱离了联系。晚年的Dugal一个人在魁北克市的老人公寓靠退伍津贴生活，非常孤独。今年4月20日，他在医院去世，享年77岁。
关于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战俘，定居蒙特利尔的著名华人导演王水泊先生（他的作品曾经入选199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2003-2005年的作品“他们选择了中国”追访了那些战后选择留在中国，后来又回到美国的20多名美军战俘的故事。相比Dugal的故事，这些曾经的“叛国者”们回国后要凄惨得多，他们至今也没有获得思想意义的解放。因为显然他们也是“政治不正确”的代表。在那个年代，并不是只有中国强调意识形态。西西河上一位朋友最近写纪念激光器诞生50年的回顾文章，开篇就提到最早获得激光器专利的GORDON GOULD当年如何因为年轻时亲近共产主义而受到美国政府的歧视待遇。
在朝鲜战争中，加拿大军队一共派出了26791人的三军部队，其中战死516人，受伤1042人，被俘32人。至今，关于朝鲜战争的纪念碑在加拿大仍有不少。Verdun地铁站附近不就是有一座？正因为此，每年为是否也像本地人一样戴罂粟花标记纪念战死加拿大军人这件事，总让我很纠结，毕竟他们的对手曾经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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