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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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第一次参加侨社的国庆晚会。不过以往多是以社区记者身份，60年国庆那次我还参与了组织。对比以往的这些晚会，今年的国庆晚会涌现了不少新意。
简单说来，这种新意就是，普通话成为主角。侨社过去一贯是以广东籍的老侨为主，侨领们的普通话一般讲得都带着广东味，有的甚至还很难听懂。记得以前有一次也是在红宝石办活动，我听不清嘉宾讲话里提到的数字（我的白话水平至今一和二还是分不太清），现场还要找那些服务员帮我翻译。而这一次晚会，上台讲话的侨领和嘉宾基本上都直接用普通话发言，连那位花地玛省议会副议长也秀了几句中文，只是她到底说的是新年快乐还是生日快乐，我和周围的朋友无法确认。
普通话成为侨社国庆晚会的主角，反映了大陆新一代移民开始更多关心起侨社的活动。这一两年，许多以大陆新移民为主的社团活动都更加积极，华总会，文化宫，华商会等以前基本上都是老侨的组织也出现了不少新移民的面孔。侨社的许多活动，新移民都开始发挥更多的作用。我的两个朋友就在这次晚会上负责起现场收费的工作，一直到第二道菜上来才把款项登记完毕。唐人街是老侨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新移民积极参加唐人街的活动，对于唐人街的继续兴旺发达一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许多年来，如何调动更多的更多不同层次移民参与侨社活动的热情，一直是许多老侨领非常关心的问题，他们为此也想了不少办法。其实，在蒙特利尔侨界，有着许多著名的华人专家，学者，企业家，文化人士。这些人中许多人几乎从不涉及唐人街的活动。这未尝不是一个遗憾。以我所知，新移民参加侨社活动的障碍大概主要是，没有时间，财力不充足，怕听不懂广东话，朋友少等。坐我身边的一个小姑娘就告诉我，她一直很担心参加这样的活动吃不饱。大概还会有人觉得唐人街很多社团总是勾心斗角，唐人街的活动无非吃吃喝喝，自己没有大事不屑于参与其中。我做过几年社区记者，其实耳闻目睹过许多侨社不合的传闻或实例。但我觉得，侨社总体上是团结的，大多数人是想把事情做好，让唐人街更好。以别人有私心为由就不参加侨社的活动，自己未必就没有私心。在加拿大这样的选民社会里，侨社的活动彰显了华人社区的力量，维护了全体华人的利益。没有这些老人家吃吃喝喝，说不定唐人街早就不存在了。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些新移民都是沾了这些老人家的光。
换一个角度，为吸引新的力量，侨社也该换换组织活动的思路。新移民参与不进来，很多是文化，习惯上不同造成的。多一个人参与组织，换一种思路办活动，很多事情就好办了。看这次国庆62周年的晚会，相信背后新移民一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侨社的活动，难办就难办在要调和不同的口味。组织者一定要能团结更多的人，有更宽广的胸怀，才能做好这个工作。这样的事，说来容易做来难。举个例子，国庆60年的时候，侨社曾经在红宝石和伊莉莎白酒店举行过两场庆祝晚会。双方的组织者之间还曾有过一些不愉快。其实，把庆祝活动放到伊莉莎白酒店，未尝不是个好主意，对吸引社会名流，还有许多自重身份的人，都是不错的选择。可是，在我看来，问题就是疏忽了另外一些觉得侨社活动不该离开唐人街的人。同样，如果以新移民为主组织的侨社活动，内地味越来越重（比如一本正经念稿，比如全部都是普通话歌曲），广东味越来越淡，相信也会让不少老侨及后代不满意。很多人羡慕犹太人，意大利人等社区的团结。其实，华人社区本身就是一个多地方文化的大杂烩，真正团结到一起并不容易。
真正能让华人社区团结起来的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身后共同的强大的祖国。我们共同的血脉，我们共同的历史，我们对祖国共同的热爱，可以轻易抹平我们之间一切缝隙。在此之际，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侨社兴旺发达。
最后说句题外话。这一次参加国庆晚会，我的身份换成了加拿大公民。当加拿大国歌奏响的时候，看到自己还有还有满场很少有人能跟着唱出来，也有别样的滋味。

上一次从本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还是快20年前了。那个时候并没有感到非常大的不适应。这一次，却没有那么自然，主要原因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用到太多的数学知识，而高等数学的大部分，十几年前我就还给老师了。人生的挑战，总是可以激起新的斗志。对我来说如此，对于魁北克的许多政治人物来说，也是如此。
这几天看电视新闻，记住了几个新的名字。他们都是要挑战自己人生新的高度，当然他们因此遇到的困难可能比我在数学上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
第一个名字是Maria Mourani，魁人政团在蒙特利尔Ahuntsic选区的国会议员。Mourani女士祖籍黎巴嫩，出生于非洲科特迪瓦的阿比让，1988年移民到加拿大。她被报道有98%的可能参加到12月份的党领竞选中。她自己则表示会在下个星期公布是否参选。在从政之前，Mourani女士曾经长期从事失足青少年的惩教工作和其他社会工作。
第二个名字是Jean-Francois Fortin，魁人政团在Haute-Gaspésie-la Mitis-Matane-Matapédia.选区的国会议员。17日周六他成为第一个站出来竞选魁人政团党领的人。这位38岁的政治新人是今年大选才进入联邦政坛的，此前曾担任过当地Saint-Favie镇的镇长和镇议员。他说，他一定要把魁北克人的声音传递到渥太华。从政之前，Fortin先生一直是CEGEP Rimouski的政治学教师。
魁人政团的临时党领Vivian Barbot整个一个夏天都在和党内人士会面，酝酿新的党领人选。她说，5月2日大选的惨败已经成为过去。魁人党员必须卷起袖子，重新振作起来，赢回魁北克人的支持。在那次大选中，魁人政团在全省78个选区中仅赢得4个席位，而上一次大选魁人政团还有47个席位。不过，如何赢回魁北克人的支持，说得容易做得难。魁人政团一贯被认为是魁北克人利益的守卫者。上周CBC一条报道却在质疑他们的这一角色。和魁人政团有密切联系的魁人党前领导人Andre Boisclair最近被正在魁省开采页岩油气田的阿尔伯塔Questerre能源公司任命为董事会顾问。而魁人政团的创建者Lucien Bouchard现在担任总裁的魁北克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也在积极进行页岩油气田开发。对于页岩天然气开发，许多魁省民众因担心会污染当地的地下水资源而积极反对。现在的自由党政府也宣布冻结页岩天然气的开发两年。有人因此质疑，魁人政团的这些前领袖们到底是在捍卫魁北克的利益还是出卖魁北克的利益。曾经担任过魁省能源部长的Andre Boisclair被Questerre认为是熟悉魁北克政府运作，能在和政府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然，摆在魁人政团面前的还有更重要的魁独问题。在CTV的新闻跟帖上，有人质问Mourani女士，“你当年移民来加拿大，现在却要从事分裂加拿大的举动。你到底能说清楚魁北克独立有什么好处吗？”
第三个名字是在今年4月大选中成为魁北克市北部的Abitibi-Baie-James-Nunavik-Eeyou选区国会议员的政治新人Romeo Saganash，他刚刚宣布加入NDP的党领竞选。Romeo Saqanash现年50岁，是魁北克一位广为人知的印第安政治家，代表印第安人的利益多次和政府谈判。他在1989年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律学位的印第安Cree族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他曾是后来被广为诟病的印第安学童寄宿学校的学生，是当年坚持接受了完整教育的十名印第安学生之一。对于参选的这一决定，他表示他并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许多选民鼓励他出来竞选，尽管他知道那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他还是决定站出来。
我不太相信这位印第安Cree族的政治家能最后担任国会正式反对党联邦新民主党的党领。我觉得，他站出来参选的姿态更重于他最后能否当选的事实。对于加拿大人来说，他的参选标志着有着第一民族之称的印第安原住民积极成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一份子。他要把他们民族的声音，把魁北克的声音，把底层民众的声音带到这个国家政治殿堂的最高处。历史的苦难，也许正是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动力。对于那些有着更高精神需求的人们，我总是报以极大的尊敬。

週六那天開車沿Decarie高速路向南，從Jean Talon路那邊就開始一路走走停停，而堵車的根源是香檳橋上的維修工程。從去年以來，蒙特利爾島內島外的公路橋樑就進入一個維修高峰期，報紙上不時給出給出全市範圍內所有正在維修的路橋的最新分佈圖以方便出行人。市民對此的抱怨聲一直不絕於耳。筆者所遇的大塞車只是這種情況的一個縮影，這一切由於最近Ville Marie快速隧道混凝土板的脫落進入了一個小高潮。
這件事情目前已經告一段落。在省交通部的親自干預下，Ville Marie快速隧道已經恢復通車。工程專家們告訴市民，他們對隧道進行了加固，對隧道的安全情況進行了新的檢修。涉事的Lacro建築公司的責任也正在被調查中。一切都看似處理得很妥當。可是儘管如此，市民對公共設施受損的擔心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得到減少的。省市兩級政府的信任危機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2006年9月，筆者剛剛來到蒙特利爾不久，這裡就發生過一起嚴重的路橋事故。Laval的de La Concord立交橋一塊橋面突然脫落，導致橋上橋下5人死亡，6人重傷。事後這座立交橋封閉了四個星期才重新開放。因為這件事帶來的大檢查，全省各地的立交橋，公路許多安全隱患被暴露出來。魁省政府一年後出具了完整的事故調查報告。而印象中報紙上關於這件事的追蹤報道一直持續了好幾年。這次出事的Ville Marie快速隧道實際上也是在維修期間發生脫落的，好在沒有傷人。
週六的La Presse報發表Marie-Claude Malboeuf的文章「被忽視的路橋隱患——老去的北美」。文章說，在VilleMarie快速隧道出事的40天前，多倫多也發生過類似的事故。同一地點從1997年已經連續五次發生事故，幸運的是每次都沒有傷人。在整個北美，過去十年來類似的事故越來越多。還記得美國明尼蘇達州發生的那次大橋倒塌的事故嗎？2007年的這次事故造成15人死亡。同樣的事故在舊金山，在紐約，在匹茲堡，在波士頓，先後都有發生。不同的只是每次造成的損失不同。
造成這些事故的根本原因被認為是路橋的年久失修和缺乏有效的維護。芝加哥西北大學的土木專家Joseph L.Schofer指出美國許多地方政府沒有錢維修路橋，美國的汽油稅1993年以來就沒有漲過，政治家們根本不敢提出加稅的建議。為討好選民，地方政府有錢他們也願意修新路而不是維修老的路橋。
在蒙特利爾，情況也許略有不同。本地英文公報專欄作者Henry Aubin的文章說，僅在過去一年，魁省政府用在道路維修上的投資就超過90億加元。在蒙特利爾，市政府為籌集維修資金還專門增加了車牌稅。過去兩年來，對於老舊路橋的維修工程一直在進行中。可是問題是，Ville Marie快速隧道的事故表明，不是缺少錢，而是缺少有效的管理。在對施工質量的監理，對私人承包商的管理上，省市兩級政府都可以做得更好。
更嚴重的問題是，這背後還可能有著大公司影響政治的問題。也是英文公報的報道說，本地工程巨頭SNC-Lavalin公司實際上是Ville Marie隧道維修的總承包商。這條隧道本身就是這家公司在1970年代修建的。2008年，由政府委託該公司對隧道進行的一次檢查中，SNC-Lavalin認定隧道處於急需維修的狀況，並就此獲得政府新一輪維修訂單。現在維修出了事，可是沒有人敢去說SNC-Lavalin公司有什麼問題。成立已經近百年的SNC-Lavalin如今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拓展業務，擁有24000多僱員，剛剛結束的2季度銷售額達到16.7億加元。2010年他們給魁北克政府的上繳利稅達到了1.23億加元。在魁北克，他們承擔包括核電站管理在內的眾多政府工程。Concordia大學政治學教授Harold Chroney指出，作為魁北克的工業明珠，SNC-Lavalin對於地區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地方政府很難會冒著損害這樣的公司聲譽的風險貿然進行事故責任調查。
在前所未有的路橋安全危機面前，也有因此獲得利益的。7日的滿地可日報報道，由於Mercier大橋持續維修，AMT郊區鐵路的客流量大幅度增加，許多原來自駕車上班的人被迫轉去搭乘公交。這或許是意想不到的好處吧。

La Presse網站7月29日刊登出該報中國事務記者Andre Pratte的博客文章「鐵軌上的中國」。文章介紹了溫州那起高鐵事故和中國民眾對這起事件的反應。文章之後還實名發表了不少讀者的評論。
相比Pratte的文章，這些評論更加有趣。出乎筆者的意料，一些讀者的評論竟然遠比中國微博上那一片罵聲要理性。這其中以Sherbrooke大學中文專業學生P. Hausser 的長文最有代表性，摘要翻譯如下（本人法語水平欠佳，如果錯誤，望讀者指正）
我想對您的文章提一點意見。儘管中國現在高速增長，但不要忘了，不久之前這個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她的快速發展自然而然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同你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些。這些問題，其實所有發達國家也會遇到。就說這次高鐵事故，我想讓您找一找世界上究竟哪一個國家沒有出現過火車事故。無論人為還是技術事故，無論哪種交通工具都少不了。
說到腐敗，還是如上所說，我認為那也不是中國獨有的。在一個迅速富裕起來的國家，腐敗和貪污的事情不可避免。我們加拿大沒有這些問題嗎？魁北克的贊助醜聞，建築業醜聞，聯邦政府花在G8上的巨款，只是我們眼皮底下最新的幾個例子。
最後，說到中國政府對人民的控制，這是一個很難辯解的話題。但是在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利用國家暴力進行集中式管理，至少從理論上是可以理解的。為了經濟的發展，沒有政府敢於冒險。再看看我們自己，難道沒有一樣的問題嗎？聯邦政府不也是經常管制信息，驅逐可疑的人，破壞集會嗎？看看上一次聯邦大選中的例子吧。
中國還遠稱不上完美，但是在落井下石之前，最好還是冷靜地觀察，理智地分析一下。如果發達國家以前不是罔顧事實，中國的今天也許就不一樣了。如果發達國家能夠給中國政府關於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方面真的壓力，也許我們幫助他們誕生了一個新的中國。有意思的是，許多年過後，當中國已經發達起來，我們今天批評中國的這些問題，是被改正了呢還是像我們今天一樣被隱藏了起來。
如果說這位讀者是因為學習中文而對中國有更多的認識，另一位叫JP De Montigny的讀者則是從數字出發看待這起事故。他說中國人口是加拿大的四十倍，按理事故次數也應該是四十倍。但是事實上中國每年並沒有那麼多鐵路事故。實在沒有必要從這一次高鐵事故就得出什麼大的結論出來。在這位讀者的評論之後，另一位叫David Savard的讀者緊接著寫道，其實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中國人口是加拿大的四十倍，那麼中國應該更有條件避免鐵路事故，中國鐵路的故障次數應該更少才對。
一位署名Karine Guillaume的讀者自稱很早就在批評中國政府。不過，她這次要寫的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西方的問題。她說不必對中國高鐵事故死了幾個人大驚小怪，真正要擔心的是在中國崛起的同時西方的衰落。西方社會該醒醒了，許多人至今還沉浸在西方的好運不會中斷的迷思中。同Guillaume有類似想法的還有Emile Gaudreault。她沒有談這次高鐵事故。她要談得也是中國的崛起。在她看來，儘管中國人均GDP還很低，但是不管怎麼樣，中國的崛起標誌著世界經濟史上第一個發展中國家真正成了一個強權。
人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這次溫州動車事故悲劇的反思上，當許多中國人還執迷於發洩對政府的不滿，質疑鐵道部國有機制的不合理，抨擊中宣部的打壓手段時，許多魁北克人，無論他們出於什麼樣的動機，給出了更冷靜的分析。
據說這次溫州動車事故，連帶龐巴迪的股價都跟著走低。其實中國高鐵的技術到底如何，龐巴迪作為競爭者也是合作者，他們算是有發言權的。京滬之間可以4個小時到達，而近得多的蒙特利爾到紐約卻要十幾個小時火車。僅此而言，一次事故，不應該讓我們失去信心。設法把壞事變成好事，從來是我們的文化傳統。

一年一度的蒙特利爾龍舟節，是華人社區的大事，更是龍舟運動愛好者的大事。好熱鬧的筆者，每年只要有空總是會去看看。這不，23日週六一早十點不到，我就跑去JeanDrapeau公園水上運動場看比賽。
我喜歡參加龍舟節，不僅是因為那裡經常可以看見一些朋友，也是因為對龍舟競賽這項運動感興趣。我喜歡看運動員們奮勇爭先的身姿，尤其喜歡看龍舟在出發和抵達終點時那一霎那。經常看到，比賽中的各個隊伍在划槳的節奏上似乎沒有太多不同，但就是船走的速度不一樣。當然，也有那樣從一開始划槳頻率就比別人快並一直保持到底的隊伍。
說到底，我對龍舟運動是門外漢，我只是喜歡看熱鬧而已，尤其是歷年的龍舟節比賽中，幾乎沒有我認識的人參賽，除了去年一個本地朋友有參賽。觀看體育比賽，能找到支持的一方經常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這不得不說是我覺得龍舟節讓我感到不那麼滿意的地方。對於我這樣的新移民來說，這雖然是個華人社區組辦的活動，龍舟節仍然讓我感到有隔閡。蒙特利爾的龍舟節現在是一個非常成功融入主流社會的活動，參賽的隊伍中華人的身影並不多見。有時在想，要是有一支來自唐人街或者華人社區的隊伍參賽就好了。今年的龍舟節委員會中，似乎多了不少新移民，這也算是龍舟節的進步了。
我看不懂比賽，自然看比賽的時候就不專心，會胡思亂想。碧婭最近寫文章探討西方的個人主義。看到那麼多老外參加龍舟比賽，我就在想，其實這也算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研究課題。龍舟運動不是一般的集體運動，比如足球，籃球，總有讓運動員張揚個性的時候。可是龍舟比賽強調的是眾志成城，整齊劃一，這裡面沒有一點個性可言。參加這一比賽的西方人到底能從中體驗到怎樣的東方精神呢？是不是很有趣的話題？在加拿大住久了，有時候會覺得老外同我們中國人其實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差別，很多方面都是一樣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並不是截然相對的。在這個意義上，很高興看到龍舟運動能夠走向世界。我以為，龍舟運動老少咸宜，重視合作，是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精神一個很好的載體。龍舟節的舉辦成功是文化交流上一個極大的成功，是華人社區走向主流社會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功嘗試。
看不懂比賽，不妨礙我熱愛這項運動。一邊看，我一邊設想要是自己也是龍舟上的賽手能有多好。我問相識的一位老先生如何也能參加比賽，他說只知道參賽各隊的報名費是幾百到千幾加元不等，要參加比賽就要先參加一支龍舟隊。我想知道參加一支龍舟隊有什麼途徑，平常要花多少錢，老先生讓我去問組委會的Jimmy Yu，可是我那一天沒有看見他。回到家裡，我到網上去找資料，結果還是有不少收穫，雖然不能令我完全滿意。在網上，我看到世界各地都有為數眾多的龍舟節，許多國家都有龍舟運動協會，這項運動真正走向世界。關於如何參加龍舟運動，我查到蒙特利爾龍舟節的網頁上有吸收青少年參加龍舟訓練的內容，但是關於成人的部分就說網站還在建設。從加拿大龍舟運動協會的網站上，我還找到Lachine運河上一個名叫22Dragons的龍舟運動公司。這家公司由兩位前加拿大國家龍舟隊隊員創辦，主要提供龍舟比賽承辦，企業龍舟隊伍創辦和培訓，個人龍舟運動訓練等，可惜在他們網上找不到相關的報價。我倒是在美國一個龍舟俱樂部的網站上看到2個星期的訓練價格是450美元。看見不少華人朋友熱衷送子女去學冰球，學滑冰，其實參加龍舟訓練也是一項不錯的選擇呀。
每次的龍舟比賽上，都可以看到不少男女混合的隊伍，有時候還可以看到一支完全的女子隊能戰勝一支完全的男子隊。對於龍舟運動來說，團結，合作大概比什麼都重要。在龍舟運動的背後，是愛祖國，愛家鄉的美好感情。威廉王子和凱特王妃來加拿大訪問，也要參加龍舟賽，看重的也正是這些吧。

有人說，錯過紐約的春天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情。在蒙特利爾，我們要說，錯過這裡的夏日陽光會是一件非常掃興的事情。這不，因為要準備下周的考試還有這篇專欄不得不辜負老天的美意，搜腸索肚在家裡構思文章。
蒙特利爾的夏天，總是一個活動接著一個活動，一片和平歡樂的景象。蒙特利爾在這裡熱情歡迎著世界各地的遊客，其中許多都是從美國那邊來的。今天的美加兩國，關係好到不能再好。儘管不少加拿大人不喜歡他們的南方鄰居，很多美國人也常常拿加拿大人打趣，但是自由貿易將兩國牢牢聯繫在一起，北美防空協定又讓兩國唇齒相依。這不，有評論說，加拿大政府派兵去阿富汗就是為了配合美國的外交政策。
上大學的時候，國防教育課上一位老師的一句話贏得了滿堂彩。他說，國家之間沒有永遠的朋友關係，只有永遠的利益關係。拿這句話來套美加關係又如何呢？這不，馬上就到1812年美加戰爭200年紀念了。
環球郵報上週五一篇文章說到，對於即將到來的這一紀念日，渥太華政府處在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要借此表彰加拿大軍人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犧牲精神，一方面他們不希望引發加拿大民間反美情緒。畢竟，那場戰爭對於加拿大的建國具有重要意義。在那場戰爭中，加拿大的國會大樓和美國的白宮都被付之一炬。
不久之前，本地英文公報上發表一封來自Chateauguy的讀者來信說，他很遺憾現在的加拿大人很少記得他們那個地方在1812年戰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來蒙特利爾5年多，先後住在Chateauguay街和De Salaberry街附近，巧的是這兩個地方的命名都是因為1812年那場戰爭，一個是地名，一個是人名。
今天的加拿大人如何對待當年那場戰爭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在南京的時候，我曾經問碧婭，如何區分加拿大人和美國人。她說美國人通常比加拿大人胖，也更高大。碧婭是個不太喜歡美國文化的姑娘。在加拿大，像她一樣的人其實還有不少。今年的紀念活動，哈珀政府想要極力避免的就是加拿大人的片面愛國熱情。引用聯邦祖裔部長James Moore的原話就是「我們不想激發仇外情緒，我們不想在任何人的嘴裡放點酸味。我們就是要加拿大人記住1812年戰爭的重要性。」
但是，1812年的戰爭畢竟是這個國家唯一的一場真正的自衛戰爭。民眾在那場戰爭中所激發出來的愛國熱情正是加拿大這個國家得以建立的基礎。你知道Laura Secord嗎？你也許不知道她，但是你很可能拿Laura Secord牌子的巧克力送給中國的親友。這位普通的農村婦女在那場戰爭中傳奇般的故事被認為拯救了加拿大。1813年6月21日那天，她一個人走了將近30公里把美國人進攻的消息告訴駐守的英軍。那一年的10月25日，Salaberry將軍率領的法裔魁北克人和印地安人聯軍在Chateauguay以少勝多，擊敗了入侵的帶有十門大炮的四千美軍。在那一場戰爭中，奠定今日加拿大基礎的英法還有印地安人曾經攜手合作，對抗共同的敵人。
這些天同時看ABC的Shark Tank和CBC的Dragon Den兩個投資節目，發現那些上節目尋找投資的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在想法上，性格上真的有不同。或許今天會有不少來到加拿大的新移民覺得加拿大為什麼不併入美國。在許多外國人看來，加拿大人和美國人實在沒有什麼區別。1812年那場戰爭提醒我們，這兩個國家並非沒有區別。
加拿大軍事歷史學家JackGranatstein說，不管哈珀政府怎樣做，高調紀念1812年戰爭總會激發加拿大民眾的反美情緒。其實，居安思危又有什麼不好，不走極端就是了。1812年那場戰爭爆發的原因被認為是美國人對自由貿易的渴望以及英國人的封鎖。現在有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但沒有人能保證美加之間今後不會再有貿易衝突。不要說北冰洋的權益問題，就說魁北克的水資源就是美國人念念不忘的。
聯邦政府說，他們計劃將今年的十月定為1812年美加戰爭紀念月。為此，全國各地將舉辦上百場相關的活動。

幾年前來訪蒙特利爾的北京電影學院動畫導演段佳女士曾經和我說，蒙特利爾的加拿大國家電影局NFB是每一個學電影的人夢寐以求的地方。其實，我對這句話一直半信半疑。幾天前，看到電視上一條新聞，讓我對這句話有了更深的理解。
這條新聞講的是魁北克藝術家Frederic Back在日本的展覽受到熱烈歡迎的事情。蒙特利爾是加拿大的文化之都。這裡的藝術家在世界各地展覽演出並不出奇，但是能獲得加拿大電視台報導的並不多。據說下一站Back先生的展覽還將移師中國。那麼這位Back先生何許人也呢？
其實，我們也許不知道這個名字，但我們對​​他的作品可能並不陌生。在Place des arts地鐵站向唐人街方向那個出口，有一幅十幾米長的玻璃壁畫，相信每一個過路的人都會對其絢爛的色彩印象深刻。這幅名叫“蒙特利爾音樂史”的壁畫作者正是Frederic Back。如果你在魁北克學過COFI法語課，你的老師十有八九一定會給你放映過一部名叫“搖椅”（Crac）的動畫片，通過一張搖椅的視角反映了魁北克上百年的變化。再或者，你在UQAM學過法語，那裡的閱讀課有一本必讀的書叫“種樹人”（法國作家Jean Giono作品）。關於這部書有一部很有名的動畫片。這兩部動畫片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畫面似乎都是用鉛筆素描出來的結果，非常特別，非常的意境深遠。這兩部動畫片的作者都是NFB的動畫導演Frederic Back。
網上能找到的介紹說，Frederic Back 1924年4月8日出生於德國薩爾省首府——薩爾布魯根的一個亞爾薩斯家庭。年少時曾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巴黎，勒恩等地成長及求學，直到1948年入籍加拿大。他現在蒙特利爾美術學院教書。 1952年時加拿大廣播公司開始發展TV電視節目，Back受邀加入CBC擔任繪圖師及藝術指導的工作。 1968年，CBC公司內部成立動畫工作室，主持工作室的Hubert Tison邀請貝克加入，由此開始了他輝煌的動畫生涯。搖椅和種樹人分別是他在1981年和1987年的作品。這兩部作品都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動畫獎。大劇院地鐵站那幅玻璃壁畫則是他1967年為地鐵開通創作的作品，當年12月20日正式安放在那裡。 Frederic Back是加拿大總督文學獎，加拿大勳章和魁北克勳章獲得者。他是一位著名的素食主義者和動物權利保護者。
眾所周知，日本是動畫業高度發達的國家。能受到日本動畫業的尊重充分說明了Frederic Back的成就。在7月5日展覽在東京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開幕式上，魁北克駐日本總代表Claude-Yves Charron代表省文化部長Christine Pierre講話，稱讚Back先生是一位不朽的藝術家，是真正具有國際聲譽的動畫大師。 Back先生本人也親臨了展覽現場。 87歲高齡的他稱讚日本人民重建家園的勇氣，勉勵日本人像種樹人裡面的主人公一樣永不放棄希望。展覽匯集了近千件Back先生各個時代的素描，動畫等作品，是有關Back先生的最完整的一次展覽。日本方面為此展覽先後準備2年之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其他魁北克或者加拿大的藝術家在日本獲此殊榮。展覽將從7月2日一直進行到10月2日，隨後明年3月在札幌繼續展覽。
段佳女士告訴我，她欣賞NFB，第一是因為這裡匯集了像Frederic Back先生一樣許多第一流的電影藝術家。第二是因為這裡有著真正自由的創作氛圍。第三，則是加拿大政府為在這里工作的藝術家提供了良好的資助。這些條件加在一起，在世界各地都找不到更好的。曾獲1999年度奧斯卡最佳短片提名的蒙特利爾著名華裔導演王水泊先生當年就是Frederic Back先生的助手，他並協助Back先生完成了作品“大水河”。
每天上學的路上，總能路過一處芳草如茵的公園，奧斯卡彼得森公園。公園的介紹上寫著，奧斯卡彼得森，出生在這裡的世界上最傑出的爵士音樂鋼琴演奏家。在蒙特利爾，不經意處你總是在與世界知名的藝術家擦肩而過，這就是這所城市的魅力。

已经回到蒙特利尔快十天了，脑子里却总是想着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碧娅说我离成为一个加拿大人已经不远了，但我知道，我心深处，最牵挂的还是中国。这篇文章算是我这次中国之行的一个总结。
一个多月来，我从南海之滨的深圳走到东北边陲的丹东，从九省通衢的武汉走到大江入海的上海。我接触的人既有中国最富裕的人之一，也有牢骚满腹的新毕业大学生，有踌躇满志的政府官员，也有苦等退休金的下岗职工。我见识了中国建设的欣欣向荣，也感受到了蕴藏在民间的深深怨气。我在和朋友探讨中国的前途，也在思考着中国该向何处去。
北京的朋友和我说，现在网上有个政治哑谜，说中国现在民怨沸腾的形势已经发展到就差两个人的程度了。哪两个人呢？陈胜和吴广。上海的朋友和我说，他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实在不看好，问我有什么办法移民出去。深圳的朋友早已换了护照，他说有钱人现在都在转移资产。当然也有另外一面。有朋友劝我还是回国前途广大。有朋友依然在努力买房卖房，或者积极创业。这些互相矛盾的情况交织在一起大概就是当前真实的中国。一方面人们，尤其是有钱人对前途感到担心，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些人致富的好地方。一方面中国建设的进步令普通民众感到鼓舞，另一方面相当多的人被摒除，或者至少是部分摒除在，国家的整体进步之外。
中国真正的问题正隐藏在这些矛盾之中。这个国家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尖锐的对立，有钱人和没钱人的对立，政府官员和民众的对立。而背后问题的关键正在于执政党和民意的脱离。从胡锦涛在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的讲话可以看到，中国的执政党，至少是高层，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准备怎样解决问题。
历史上的中共，屡次转败为胜的根本原因在于那时候他们始终代表了最大多数普通群众的利益。现在的中共，尽管依然在提倡，在宣传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实际生活中却很难让普通人感受到这一传统。这次回到大运会前夕的深圳，我终于理解部分香港人不想举办亚运会的想法。为了迎接大运会，深圳全城大兴土木，地铁接二连三开通，所有主要临街建筑外墙都在翻新，一条又一条新公路投入使用，但是与此同时，老百姓的宁静生活不再，老百姓最关心的房价问题丝毫不见解决。在蛇口的月亮湾社区，新修的前海路笔直宽敞，但是小区出口处的公路却坑坑洼洼，大货柜车随意闯红灯，一街之隔，仿佛那里是贵州乡下。最招人不满的，深圳市政府一纸禁令让与成千上万打工者息息相关的电动自行车不能上路。我毫不否认深圳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但是现在的深圳不再是我熟悉的那个可爱的深圳。深圳市人民政府以人民之名义行事的时候到底在怎样想着人民？
深圳的例子只是全中国大陆的一个缩影。中国今日的问题正在于政府和执政党正在失去自己的执政基础，那就是民众的衷心支持。中国的执政党并非认识不到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这一次他们的敌人不在外部，而在执政党的内部。当执政党的官员们觉得不需要向底层民众负责，执政党的党员们只想着与民争利时，危险已经来临了。
我不讳言，我看好当前重庆的实践。虽然这个城市被一些人讥称为“西红柿”（西部特别红的市），但至少在这里，我听到了民众对政府满意的声音。与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相比，不久前一个广州中学生的努力更令人鼓舞。这个青年人为了反对广州一处地铁站的改建工程，自己举着牌子上街征求民众签名。结果他成功地让广州市政府放弃了地铁工程改建的想法。中国的希望在哪里，正在这样的年轻人身上。

蒙特利尔女孩Beatrice是Mcgill大学东亚研究系三年级学中文的学生。碧娅是我给她起的中文名字。这个夏天碧娅只身前往中国学习中文。恰好回国度假的笔者邀请她和我一起从深圳出发经武汉，南京前往上海。这次旅行不仅让碧娅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也让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了碧娅，了解了加拿大的年轻一代。
20岁的碧娅有着中国的同龄人难得的成熟。她不好化妆，不爱逛街，也不娇气,也不用Facebook,Twitter。每到一地可以不去旅游点，却一定要去美术馆，博物馆。她不喜欢那些专为游客设计的旅游景点，更喜欢去一些游客不多的地方。她很爱学习，每天都抽几个小时预习和复习中文。更可贵的是她勤于思考，敏于观察。在深圳的民俗文化村，她认为那里许多的解说文字有民族歧视之嫌。在世博会中国馆，她注意到那里的英文说明有拼写错误。在来大陆之前，碧娅首先到台湾，香港旅行了3个星期。对比两岸三地，她说台湾的文化更加亲美，更适应西方人。她不喜欢香港过于浓厚的商业氛围。碧娅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也有着自己的观察。她不满意中国的人权纪录，但是她认可中国不能立刻执行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需要一个过程。她对于中国政府的一些宣传十分敏感，有时候我和她说话，也要十分注意不要让她觉得是政府的宣传。在临来中国之前，她积极参加了联邦大选的投票。对于大选中该选谁她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有时候我会笑话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每当这个时候，碧娅总是十分认真地告诉我，她只是十分独立。
碧娅对于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特别是中国的饮食文化。刚到上海，我就十分惊奇地发现她竟然去报名学习做中国菜。她学做菜那个地方在襄阳路一个十分难找的小巷中，真不知道她第一次怎么找到的。那天她把她烧的砂锅鱼头的照片发彩信给我，竟然卖相十分的好。她做的干烧伊面我有机会尝到，我觉得十分美味，但碧娅觉得还不够好。那次碧娅说还有两个法国姑娘去学做这道菜，骄傲的碧娅说，那两个法国姑娘的厨技实在不值一提。来中国之前，碧娅没有见过能看得出动物原状的食物。来到中国，她很快学会适应中国的饮食。刚到大陆的时候，我经常要带她到处找能喝到咖啡的地方。她自己还专门去买了一个冲咖啡的杯子。不过，慢慢地，她对于中餐越来越接受。她喜欢早餐吃中国的馄饨。有一次她还和我说，她喜欢上吃大米，又简单又好吃。
碧娅是个十分漂亮的女孩。对于中国人恭维她漂亮，她总是表现得十分坦然。正因为漂亮，她走在街上，总有中国男孩上前要求合影。那次在南京中山陵，她被两个男孩缠住。碧娅非常害羞，又不知道如何拒绝，后来我告诉她要是不愿意，就直接拒绝好了。碧娅的美，是那种十分典型的西方女孩子的美丽。金发碧眼，皮肤白皙，身材姣好，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美得让人赏心悦目。和她在一起吃饭，我经常说她“秀色可餐”，说了几次她终于记住了这个成语。不过碧娅也有短处，那就是她的大鼻子。我的一个深圳朋友陪她去民俗村，临分别前忍不住对碧娅说：”你的鼻子好大呀“。每次说起这件事，碧娅总是乐不可支。
初到中国，碧娅受到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在深圳，她对于中国司机的横冲直撞十分不解。在武汉，她对公车的拥挤和酷热感到不适应。在南京，她不理解我的同学不让年幼的孩子学英语不学中文。在上海，可能由于受凉，也许由于空气污染，她的嗓子不舒服，总是咳嗽。她很客气地和我说，中国很脏。我安慰她，在中国住一段时间，她身体的抵抗力也能提高。碧娅出身良好，每次她和我的家人一起吃饭，表现总是非常规矩。有时候我在想，对于中国人频频劝她多吃一点，她是否能够完全适应。其实不仅碧娅受到冲击，和她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也在学到东西。在我姐姐家里，我和太太试图带她参观各个房间。碧娅告诉我们，西方人不习惯参观别人的私人房间，这让自认为对于西方文化比较了解的我们一下子很吃惊。
和许多加拿大人一样，碧娅对于身为加拿大人十分骄傲，对于美式文化比较抗拒。她说她从来没有进过沃尔玛，在汉口火车站，还是我第一次带她到麦当劳吃饭。她对好莱坞大片没有兴趣，却对舒淇刘烨的新片“不再让你孤单”情有独钟。因为相貌突出，碧娅走在街上经常遭人侧目。有好几次，有小孩子当着她的面大喊“外国人“。有时候我会和她说起，在加拿大，我们这些”外国人“就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每当这时，碧娅总是会说，那是因为加拿大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时候我会不自觉地提起中国历史是多么悠久。这个时候碧娅总是会为加拿大辩解几句。走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写有加拿大字样的衣服，我们总是会相视一笑。看得出，加拿大在碧娅心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她对于加拿大的热爱也感染着我这个新新加拿大人。
碧娅在中国的学习还有一个多月。我现在已经很郁闷地看到她的中文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法语水平。对于中国人夸她中文学得好，碧娅总是很谦虚。她总是说，她需要一项真正的技能，中文对于她到底算不算一项真正的技能呢？年轻的碧娅很担心。

丹东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大学毕业后工作过的地方。一直向往田园生活的父亲退休后在丹东下面的宽甸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找了一个房子，和他的朋友在那里过起了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也有机会到鸭绿江畔的这个小城一游。
一下火车，我就被丹东火车站的整洁雄伟，这里空气的清新吸引了。百度百科上说丹东只有几十万人口。从喧嚣的大都市突然来到这边境的美丽小城，简直有一种来到世外桃源的感觉。丹东的美丽离不开满城的银杏树，杜鹃花，当然还有难得清澈的鸭绿江。这里的银杏树很多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每年秋天，树上总是结满了银杏果。这也成了丹东市政府一笔额外的进账。丹东的魅力还在于这里的特色食品。丹东的最大特长是足有一般蚬子五六倍大的黄蚬子，这种东西只有丹东的沿海才产。当然，鸭绿江里还有不少特色河鲜。由于邻近的农村广泛种植玉米，丹东的大小餐馆还普遍提供各种各样的玉米粥，玉米饼等。我们中午在一家海鲜馆吃饭，菜量不仅出乎意料得多，味道也相当不错。
说起丹东，当然离不开鸭绿江，离不开对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在丹东旅游一定要到鸭绿江上看一看。鸭绿江这个名字来源于满族语言，鸭绿的意思就是边界。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界河，游船可以在鸭绿江上任意行驶，游人只要不登上对岸，就不算出境。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游船开到了距离朝鲜江岸非常近的地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朝鲜那一侧的工厂，房子还有正在江边洗衣洗菜的朝鲜人。相比丹东这一边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朝鲜由于经济落后要冷清得多。靠近鸭绿江大桥的地方据说有两家餐厅，但是看不到任何人影。新义州造纸厂也看不到人。能看到的朝鲜人都出现在江边的一排很漂亮的别墅一样的房子附近。这些房子虽然漂亮，但看起来显然有些年头。从窗户望进去可以看出基本没有什么装修。这些房子据说都是分给政治上非常可靠的军人，劳动模范等居住的。这些人按理是绝不会叛逃的。为了防范朝鲜人偷渡到丹东，我们的船长说每到夜间，鸭绿江边朝鲜一侧站满了军人。我们有时向对岸的朝鲜人挥手，但得不到任何回应。看起来穿着非常朴素的朝鲜人都在劳作，高倍望远镜下这些朝鲜人显得多少有些憔悴。
告别丹东，我们前往父亲在乡下的小屋。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岭，终于来到依山傍水的这个矿区的小村庄。宽甸县有着差不多中国最重要的硼矿资源。父亲当年就是在这个硼矿卫生所工作。因为这段工作经历，父亲不仅认识村里上上下下所有人，还认识这里生长的各种植物的名字。父亲的房子建在半山腰，很简单。山区潮气重，虽然是六月天，我一进房子就被冻得打了个冷颤。条件虽然简朴，父亲仍然乐此不疲。在他能找到的所有地里不仅种了玉米和各色蔬菜，还种下了梨树，枣树，苹果树，桃树，桑树，草莓，葡萄，花生，甚至还有不少中药材。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马铃薯的花竟然很漂亮，第一次知道藿香的叶芽出奇得甜香。
宽甸是满族自治县。这里是满族八大姓之一的佟佳氏的聚居地。顺治帝喜爱的妃子董鄂妃就来自这里。到了宽甸我才知道董鄂妃和董小宛并非同一人，否则秦淮河畔的佳人怎么会出生在东北边陲呢？宽甸据说还是长寿之乡。出生在1760年的一位名叫阮文长的人据说活到了164岁，真得可说创下了世界纪录。宽甸县的饮食也很有特色。在这里的农贸市场，我见到一些匪夷所思的食物。这里的人不仅吃蚕蛹，还吃一种大青虫。在不少摊位上都摆着一盆盆绿油油的青虫。据说当地人用来油炸或者包饺子。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人还吃一种毛茸茸的飞蛾。菜场上我看到有飞蛾头摆卖，据说油炸之后很好吃，不过价格并不便宜。说起吃稀奇古怪的东西，看起来宽甸人比得上老广了。

这次回沈阳，恰好赶上高叔女儿的婚礼。高叔是父亲的朋友，唯一的女儿出嫁当然是全家的大事。他一家三口都为这场婚礼累得精疲力竭。结婚那天，高叔一家凌晨4点就起床，化妆师要为新娘化妆，高叔高婶要忙前忙后布置房间，招待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赶来的娘家客人。快8点了，好容易接新娘的新郎要到了。高婶还要赶紧给新娘煮一碗鸡蛋面（我问高叔高婶，他们也说不清为什么要有这个流程）。8点半，接新娘的车队，包括9辆奥迪，2辆奔驰，还有两辆工作车，呈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开往举办婚礼的酒店。一路上，车队的司机们还随时随地保持联络以确保车队的队形保持不变。虽然是星期日，路上依然碰到塞车。等到了酒店，时间已经快9点半了。在酒店门口，新郎要把新娘抱下车。双方父母还要有一个会面的仪式。激动的高婶和新郎妈妈拥抱在一起。12日这一天是星期日，结婚的人很多。在我们来到的这家酒店，3楼4楼就各有一场婚礼。高叔女儿的婚礼在4楼。婚庆公司早已在会场中央布置了一个T台和花门。婚庆据说是内地一个非常火热的行业。2年前那次回国，我到陕西农村参加另外一场婚礼，也是当地婚庆公司承办的。相比那一场乡村婚礼，这一次大城市里举办的婚礼要洋派一些。不同于我想象中那样的西式或者中式婚礼，婚庆公司设置的婚礼流程并非一如传统仪式，而是加进了很多煽情的单元，不断播放事前拍摄的表现新郎新娘恩爱的录像。在双方父母上场发言那个环节，不仅高叔高婶在台前台后哭得稀里哗啦，台下的许多客人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主持婚礼的是沈阳电台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据说现在许多电台电视台主持人都兼职搞起婚庆主持。能有名人加持，自然能让婚礼更有光彩。在婚礼进行中，主持人不仅模仿江苏卫视著名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来调笑新郎新娘，还让一位名字和某著名演员一样的女孩上台来发表感想。临到最后还不忘为自己做一点广告。据说这样一场婚礼办下来，婚庆公司要收3-4万元。加上婚纱摄影拍照，婚礼宴席，买戒指以及其他礼物，整场婚礼办下来花费要近十万人民币，而其中大部分是新郎方负担的。虽然现在很多人说办婚礼靠收彩礼还能赚钱，但以我的观察，这场婚礼最多收支平衡，而且双方父母都要欠下不少人情债。
我不厌其烦详述这场婚礼，其实是想透过这场婚礼透视当前沈阳人的心态。高叔高婶都是下岗职工，新郎的父母也不是大富之人。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要为儿女操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不仅婚礼要风光，新郎家还一定得准备好新买的房子给新婚夫妇。有种说法是中国的房价很大程度上是被要结婚的新人炒起来的，其实不无道理。我问很多身边的人，为什么不能让新婚夫妻自己慢慢去凑钱买房子，而一定要靠父母买好房子。我得到的回答是，“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别人的孩子结婚都有房子，轮到自己的孩子结婚没有房子这实在说不过去。”重人情，重面子，重亲情，是东北人的优点，有时候也是缺点。
阔别多年，重回沈阳，我发现这座城市对我其实已经很陌生了。那天我让朋友开车带我去找一找昔日我在沈阳生活过得一些地方，结果我哪里都不认识了。沈阳的铁西区过去是一所工厂接着一所工厂的工业区，可是现在全部变成了新建商品房小区。几年前铁西还被评为联合国宜居城区。铁西据说是如今沈阳最好居住的地区，这同当年高污染的工业区铁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阳的变化对于我来说还在于这座城市似乎变小了。高楼大厦的增多，加上地铁的开通，让我觉得昔日要走很远的路程突然变得很短。我游历过中国许多城市，唯有这座城市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在硬件上沈阳的变化可以说是惊人的，但是在软件上依然有太多的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公车上设有残疾人轮椅的位置，却实在看不出轮椅怎么上车。地铁沈阳站虽然有扶梯，却偏偏在中间一段还要让旅客走楼梯。街头上一些不文明的事情依然随处可见。这座城市依然让我爱不起来。

我一向不喜欢中国北方的干燥和污染，现在又要加上北京的堵车。这不，一到北京就被塞在路上。上次回北京，感觉北京交通也畅顺了，天也蓝了。这一次却又回到了从前。在清华教书的同学抱怨抽不到北京的车号，刚刚结婚的一位老朋友抱怨实在买不起北京的房子。35度高温下的北京站空调也不开。这一切烦恼只在我看到华灯初起时北京人千奇百怪的锻炼方式时才少许离开一会儿。每次来北京，我总想着能尽早离开。这一次离开北京的第一站是廊坊。我到廊坊要见一位姓吕的朋友。据说廊坊的得名正是和吕姓先祖有关。历史归历史，今天的廊坊早已不是昔日义和团阻击八国联军的廊坊，相反，西方的企业们被当作上宾欢迎来到这里。廊坊成了环首都经济圈的重要一环，这里的开发区和南方任何一个开发区都不相上下。我对于现代的东西不那么感冒，廊坊的鹌鹑皮蛋，驴肉火烧才是真正吸引我的东西。
接下来表弟热情邀请我去他工作的太原看看。印象中的太原总是停留在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灰蒙蒙的天空，肃杀的街道，似乎所有的东西都被蒙上一层煤灰。当然，太原也有好的东西，那就是那里的全面宴席，十多种各色各样的面点铺满了桌子，那阵势平生只在太原见过。当然，我也很想看看表弟减肥的效果。正因为此，我很乐于重访太原。
因为赶上端午假期，从北京到太原，我只买到了站票。好在只有3个多小时，加上动车上条件很好，也不算太累。刚一出站，我就努力寻找我印象中的太原，但是眼前的繁华景象似乎丝毫不能和我印象中的太原对上号。依稀中我还能找出点过去的影子，我还能找到以前我住过的站前酒店，但一切又都变化很大。从行驶的出租车向外望去，太原的街道上到处是人流，到处是高楼，让我仿佛觉得自己还在北京。
同许多北方城市一样，太原的街景多少有些单调。但真正让这座城市变得有声有色的还是这里的人。表弟招待我的第一站是一家山西运城风味的餐馆。一进门两口大锅热腾腾不知道在煮着什么东西。按表弟妹的说法，运城的东西和她们陕西实际上很像，只不过换了个名字。比如那个让我念念不忘的陕北的洋芋擦擦到了山西变成拨烂子。光是听到这些名字已经让我很开心，等到看到这家店里的服务员更加让我忍俊不禁。这里的服务大婶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应慢半拍，而且脸上总是挂着有点憨厚似的淳朴的笑容。听着她们慢悠悠软绵绵地说话，无论你怎么着急也急不起来了。真正让我领教山西人这种慢悠悠还是第二天在路上问路，一位大爷气定神闲又极其精确地告诉我们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多少距离，到哪里拐弯。他说话的表情和口气都再正常不过，但在我看来就是非常搞笑。这让我想起来在北京见到的老朋友，祖籍山西的内蒙人，北邮毕业的博士，现在却热衷起吹葫芦丝，说起话来总是慢条斯理，悠悠闲闲。中国的南方拥有秀丽的山川，北方虽然没有这些，但是北方的民俗却生动有趣得多。
人家都说陕西旅游看地下，山西旅游看地上。太原旁边拥有不少清代晋商的大庄园。表弟一定让我去看看离太原最近的常家大院。这常家大院虽然没有乔家大院那么有名，但却更大，游客相对也少一些。为了让我参观好，表弟特意还请了一位导游。我不太喜欢导游小姐机械化的介绍，屡屡试图打断她，为此也落下了不专心听讲的批评。导游小姐说，这常家祖先本是务农，后来靠从事茶叶贸易起家。常家当年可以说是中国从事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俄贸易的先驱。我们今天看到的常家大院只是全盛时常家庄园的一半。光这一半已经足够震撼我。第一眼看过去，这不是一家人家，而是一座城池，有门楼，有街道，有城墙，有高塔，还有园林。虽然没有皇家园林的精致奢华，但场面已经足够大了。晋商当年的富裕可想而知。导游小姐努力向我介绍这里的历史以及背后的文化，不过有时候我觉得里面还是有一些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首先是对常家昔日富裕的炫耀，这让我想起太太常说的，有钱人可以凭借自己的钱让自己被历史所记载，但这种思想倾向并不被我所认可。其次，导游几次三番解释那些雕刻图画如何代表主人对富贵和长寿的期待，却总是让我感到是在牵强附会。我参观过三河附近魁北克18世纪一处村庄的仿古主题公园。那差不多和这个常家大院是同时代的。不同于常家传统意义上的追求，那里已经出现了许多近代化的机械半机械产品，比如让我印象颇深的一个手摇式的老式洗衣机。当年那些中国最富裕的人追求的不再是冒险，不再是科技，而又回到传统的富贵人生。这大概也是晋商最后衰败的原因。以常家为例，在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常家的贩茶生意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某种程度上，常家这样的大富人家和清王朝的统治者是在一个阵线上的。从展览出的常家借贷的对象名单中就有僧格林沁王府。虽然某种程度上是被迫，但也未必尽然。
据说晋商最大的成功之处一在人脉，一在诚信。记不住是在榆次县城还是太原，看到有一个以诚信为主题的广场。全民皆商的今天，山西人如何继承他们的这些好传统是个大命题。表弟最后请我在太原著名的山西会馆品尝一下山西特色菜。这个山西会馆据说也是昔日晋商的会聚地，今天俨然成了招待外地来晋宾客最好的地方。不过这里的菜实在是不便宜，一小盘花椒叶要价22元，一盘糖水梨也要30元。在我看来，许多菜不再是晋菜，即便叫上传统的名字也是中看不中吃。山西大地真正吸引我的依然是这里浓郁的民俗，是这里的人民，就像那半夜12点为娶亲放起的鞭炮，那路边指路的老大爷，都是我印象中的山西。

武汉和南京都是长江边的城市，对这两个城市我都不陌生。阔别多年再访两座江城，得到的印象却相差很大。
由于普通火车的车票买不到，我是被迫从深圳搭汽车到广州南站搭乘高铁去武汉。高铁的确很快，很舒适，乘车时几乎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高铁车厢和车站也干净整洁。只不过原来要10几个小时的旅程缩短到只有不到4个小时，总觉得哪里不对，可又找不到。武广高铁几乎每半小时一趟，车上也几乎满座，看起来还是蛮受欢迎。只不过，许多人应该是像我一样因为买不到票而乘坐高铁的。据说深圳到武昌那趟普通的火车需要提前一个星期才能订到。站在普通民众的角度，搭乘高铁从经济上并不划算。以我为例，不仅要付出从深圳到广州的车票，多出一倍的高铁票，还不能在火车上节省一晚的住宿费。高铁的开通实际上让我的花费增加一倍还多，对此我只能以无奈应对。令我不满的还有，广州南站的自动售票机不能扫描护照，只能接受第二代身份证。另外，车站大堂到二楼餐饮区没有电梯，让携带行李的旅客吃饭很不方便。人民铁路为人民，许多时候还是停留在口号上。
早就听说高铁武汉站到市区很远。没搭过高铁的朋友也极力渲染武汉站到武昌光谷广场一带打车要100多元。不过我们一出站就看见有高铁巴士送我们去傅家坡长途车站，只要12元。后来在出租车上，司机告诉我们说走新建的外环，从武汉站到光谷广场可能10几分钟，不到50元就可以解决。从傅家坡向光谷广场方向，一路看见到处在修路。我问司机怎么看待他们的“满城挖”市长。他告诉我，小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当官的决策什么时候要听市民的意见。在那一刻，我在想，在蒙特利尔，我们经常抱怨市政工程决策的缓慢。这个缓慢未必完全是负面的。一个不敬畏民意的政府，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吗？
和我同来武汉的麦基尔大学一位女学生后来告诉我，她不喜欢武汉的嘈杂，污染和堵车。公车上明明有空调，司机却不肯开，弄得很难受。而她对随后我们到访的南京却印象非常好。
从武汉到南京，早上出发我们只买到汉口出发的车。因为怕堵车，我们一早六点就出门。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从武昌到汉口，平常堵车1-2个小时是正常的。从武昌到汉口，对于许多武昌人来说差不多有去另外一个城市的感觉。汉口到南京的车算是动车，并非高铁。但是除了车速慢一点，其他各方面都没有什么差别。这条线路我是第一次经过。列车沿途经过红安，金寨，麻城，六安等革命老区，可说是另外一条扶贫线路。即使是动车，也不过三个多小时就到了南京。记得以前同学从武汉坐船到南京需要一天多时间，现在交通的确方便多了。
相比武汉，南京的市容要漂亮得多。这大概是因为当前南京的地铁施工和其他市政建设基本告一段落。从火车站搭车去鸡鸣寺，一路绿树成荫，不仅玄武湖令人心旷神怡，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堵车。美中不足就是司机的态度不太友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南京的出租车司机如此之牛。去除这一点，南京还是让我们很满意。中山陵，南京博物院，梅园新村等旅游点都免费开放，夫子庙的夜色比以往漂亮了不知多少倍，大行宫那新修的1912酒吧区很有上海新天地的味道，地铁站里可以看到金陵图书馆的社区图书馆。据同学说，复原的江宁织造府也即将开放。新落成的南京市图书馆比以往大了许多。很显然，南京的市政建设，精神建设都比武汉提早了一步。
在玄武湖公园，当地一家报社组织的现场相亲活动正在进行。许多人在那里看贴出来的征婚者的介绍。在盐水鸭和鸭血汤之外，相亲现在成了南京又一个特色。美中不足的，以出美女著称的南京，这次却没有让我有了多少眼福。

同学在广州聚会，得以让我看一看亚运之后的羊城新貌。第一件让我感到新鲜的事情就是广州的BRT公交系统。从广州东打车去暨大，一路上可以看到马路中间像轻轨车站一样的地方，但无论地上地下都看不到轨道。同学说那是BRT系统。到底什么是BRT系统他却没有多说。隔天一早，我亲自体验了一下这个BRT系统，才知道这是地铁车站化的公交车站。在马路的中间设有专门的公车专用车道，每隔一段距离十几条线路的公车车站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前后有类似地铁车站进闸的系统。只用两块钱就可以搭乘任意的公车，并可以随意换车。我从暨大乘车到广州美院，那么远的距离也只花了2块钱。都说中国物价上涨，这个公交车票真的没有涨。说起来，中国大陆这些年在改善公交方面的成绩还是不少。不仅是各大城市地铁四通八达，这样地铁化的路面公交系统，在全世界说不定也是个创举。在深圳蛇口，我还看到类似蒙特利尔BIXI的单车出租系统，也看到街上不少人骑，只是服务价格没有标出来。这次回来看到深圳街头，多了不少骑电单车的人。街上也到处可以看到电单车的维修点。据说因为太多，政府对于电单车上街还出台了一些限制。从环保和促进电单车产业的发展的观点，电单车完全可以成为电动汽车大规模应用的一个铺垫。在广州，第二件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吃的便宜。广州号称美食天堂，本来就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这段时间物价飞涨，前几天在深圳发现已经找不到便宜的食肆。这次在华景新城旁边一家川菜馆，三个人要了5个菜8瓶啤酒，有鱼有虾，味道很好，竟然才花了不到200元。当然同学告诉我，别的店也不是都这样便宜。这次同学聚会，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食品安全。现在的中国，几乎每一样食品都不安全。我的一位讲究的同学竟然说他现在唯一还能信得过的食品大概就是麦当劳了。他还说超市里有出售38元一斤和12元一斤两种猪肉。既然如此，难道那12元一斤的品质不好，还是不够安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可是人不能不吃。这次回国，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满足口腹之欲，有些东西就顾不了许多了。同学们羡慕我们在加拿大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想来这真是加拿大华人的福气。酒过三巡，同学带我去海心沙去看广州新的中轴线，花城广场。璀璨的夜景，迷人的花海，不到这里就感受不到新广州的魅力。
一位在美的集团工作的同学第二天带我们去顺德的美的总部参观。位于顺德北滘镇的美的集团新总部大楼，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楼顶上两架直升机。这家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家电巨人如今已经成为仅次于海尔的中国第二大家电制造商，年销售额突破1200亿，很快就可以冲进世界五百强。顺德的令人惊奇之处还在于，据说全球差不多70%的家电都在这里生产。除了美的，还有近十个家电品牌都落户在这里。同学笑话我在广东十多年都没有机会来顺德看看。我的这个同学大学一毕业就差不多来广东发展，打过工，创过业，离过婚，还因为债务问题蹲过号子，也算珠三角打工者的一个典型。他说，这些年在做生意上投入很多钱，一直不是很成功，好在最近终于找到一个很有希望的新方向。与这位奋斗中的同学相比，另外一位旧同事的日子过得滋润得多。因为嫁得好，离婚的时候大概分了不少财产。赶上房价高涨，她用40万交了三套房子的首付。如今这三套房子每套价格都涨了不下十倍。几次交易下来，她说她的钱如今够她在世界各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房价高涨，造就了一批富人，这位旧同事算是其中之一。
我这次回来，发现不少老朋友都生了二胎。问他们难道政策放松，他们说没有，反正他们有办法。据说今年七一之后香港收紧大陆产妇入港生产的限制，对于珠三角的人们的生活也是一种影响。

福州西湖公园边的一间餐馆里，我的朋友们为我侃侃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朋友。他们讲述的今天中国真得让我目瞪口呆。
我的这些朋友都是自己做老总的人，都是这个社会的富裕阶层。和他们聊天，我简直插不进一句话。他们的话让我往往只有摇头的份。在他们的口里，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都是洒洒水的事情。据说某位电视台的台长助理的主要工作就是去香港买奢侈品。她是香港所有奢侈品店的顶级客户。对于她来说，几十万人民币的名表仅仅靠信用卡，会员卡之类的积分就可以随便获得。而她所采购的东西都是用来孝敬来访的领导的；某位销售精英，到会员费8万的高级会所打麻将，一把就可以输掉1万块钱；某位仁兄，绰号叫美国人，因为他的生活完全是美国时间。每天下午6点起床，去饭馆吃饭，晚上9点多准时到夜总会报到，一直喝到凌晨，而且是千杯不醉。他的太太每个月给他10万块零花钱。这让身边的朋友都羡慕不已；还有某位富人，拉上一群朋友，每人一辆路虎车，从西安一路开到尼泊尔，玩了3个月；某位富家女在香港买了价值几亿的豪宅之后还谦虚地说他们家在当地只是中等富裕；某两位老兄比富，买了豪宅买汽车，买完汽车又再买别墅；一位在政府机关做事的朋友说当今的一位非常清廉的处级干部，只要有一点实权，每年收入百万非常轻松。一天之前，在深圳华侨城的波托菲诺高档住宅区，据说至今十几万元每平方米的住宅经常被人一抢而空。
一位朋友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中国，稍有正义感的人都会感到很郁闷。我的这些朋友们都承认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可是问题是大家都无能为力。在这样的郁闷和无能为力之下，许多人动起了移民的念头。一位朋友说，现在中国的富人，比得不是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把钱安全地转移出去。即便不是富人，一些人也在考虑移民。一位多年的老朋友说他实在不看好中国的政治前景，他很想移民出去。
每天晚上，当我打开电视，所有的电视台几乎都在播放庆祝中共建党90年的相关节目。电视中的中国和现实中的中国实在是有着偌大的差别。一边是纸碎金迷，醉生梦死，物欲横流，一边又在讲理想，讲道德，讲党和群众的紧密关系。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中国呢？我突然觉得，我们这些海外的中国人，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幸福。因为我们可以安静地活在一个我们心中的中国。
因为临近大运会的关系，整个深圳在大兴土木。表面上社会环境大大好转。许多过去又脏又乱的打工宿舍外墙都做了粉刷，看起来很有现代感。华强北曾经众多的小偷，毛贼都找不到了踪影。全市到处都贴着整治交通秩序，提倡文明驾驶的告示。可是，放眼看去，大街上真正按道行驶，合法停车的又有几辆。在一处停牌前，我的车只稍微停了一下就遭到了后面的滴声。我的朋友调侃地给我讲解“粉饰太平”这个成语的新解，尽管我很不愿意用这样的词去描述我的中国，可是我又真得找不到更好的词汇。在福州，一个朋友说他公司所在的街道向他要求缴纳5000元的维稳费。他说，现在在中国，合法经营还有可能盈利吗？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遵纪守法在中国是一件受嘲笑的事情。
和我的这些朋友相比，我的思想，我的认识，的的确确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耶鲁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文版第二版序言中写道，“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几次大的危机和大规模的市民行动，财富的重新分配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质疑中国能否走出一条走向社会公平的平稳道路。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也大概是当前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好运中国。

终于回到暌违2年的中国，终于又可以朝夕面对那曾经无比熟悉的一切一切。5月6日当地时间下午6点半，国泰航空的航班降落在香港赤蜡角国际机场，我的回国之旅就此开始。上一次路过香港，自由行还刚刚开始。这一次还没出机场，内地对于香港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前两天看到报纸上上说香港人现在面对内地经济的崛起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赚到更多的钱，一方面他们又不希望大量内地人的到来冲击他们既有的生活。其实，香港人的这种想法并不出奇也可以理解。只不过我希望看到两地之间多一些宽容，少一些傲慢，多一些建设性的互动，少一些不良风气的传染。我说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在香港机场，我见到很多手持深绿色港澳通行证的内地旅客。其中一家操北方口音的内地游客在通关排队的时候孩子不小心掉在地上一张糖纸，爸爸主动去捡起来交给扫地的阿姨。很有趣的是这位爸爸面对扫地阿姨，一时间不知如何称呼，连“同志”都喊了出来。这是典型的文化的冲突，但就此我也看到内地人正在从香港学到爱护环境的良好品质。当然，也不都是好的一面。在机场到深圳的巴士车票售卖点，以往只有深圳广州车站才常见的互相争客的局面竟然在香港机场出现。那里的服务人员似乎全部是内地员工。在那一刻，我已经提前回到了中国大陆。我注意到在专门负责内地交通的2号候车大厅的门口写明行李车不要推出去，但是似乎除了我没有人遵守这个规定，巴士公司的导乘员也说没注意到有那样的规定。那个时候我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香港的服务素质在面对内地人的时候下降了呢？还有一点让我很不舒服的，搭乘我们的6人座小车的司机和乘务员面对我们用普通话提问竟然不愿意理我们。十多年以前我曾经以交换学生身份在香港学习过一段时间。香港人的友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可是这一次为什么变了呢？6日那天出炉的中国社科院版城市竞争力排名指出相比中国内地城市，香港在很多方面的竞争力领先程度都在下降。再过几年，香港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晚上不到9点，在深圳湾口岸负责转送我们的小车把我直接送到了蛇口的家门口。十几分钟的车程，车窗外很多景象对我都已经变得很陌生。6日那天好像正是深圳承办的大运会倒计时一百天。为了迎接大运会，深圳在市容建设和交通管理上做了很多努力。我注意到路边很多旧建筑都被重新喷涂。很多地方都有提醒司机文明驾驶，克服不良驾驶习惯的宣传单。路边的绿化似乎搞得比以前更好。从清凉的蒙特利尔一下子飞到亚热带的深圳，不仅是天气让我难以立刻适应。更加难以适应的还是深圳的嘈杂。两年前我回来时家门前的小路上还没有几辆车停，可是这一次几乎停满了车。十多年前刚到深圳工作的时候街上几乎见不到老年人，可是这一次随处可见老人。以往的蛇口非常幽静，可是现在的蛇口简直如同香港的油麻地和旺角一样嘈杂。凌晨3点以前，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几乎没有断过。3点以后刚刚安静一会，早起的鸟儿又开始叽叽喳喳叫起来。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真正入眠。这一切于是都进了我的耳朵。我忍不住立刻怀念起蒙特利尔的安宁。早听说深圳现在物价很贵，这不，刚回到深圳，我就领教了这一点。我的家门口有很多快餐店。记得多年以前，一份快餐8块，10块也就能搞掂。2年前回深圳发现要到12块，15块。这一次我竟然发现很多快餐店的标价已经到了20块。像点样的快餐连锁店都要这个价钱。更有甚者，一份朝鲜冷面竟然卖到30元人民币。蒙特利尔也不比这贵多少。我的家门口就有一家沃尔玛。我专门到沃尔玛去比较价钱。无论是大米，食油，速冻食品，还是洗漱用品，饮料，其价格都仅仅比蒙特利尔的类似产品便宜了2-3成。深圳的房价早已超过了蒙特利尔的水平。我留心一下当前的房租。一套配齐家电的3室2厅租金可以到4200元人民币。还有97号汽油每升价格7.8元，也几乎和蒙特利尔持平。可以说，深圳人现在是用中国水平的收入去面对加拿大水平的物价。当然，也有东西没有涨价。母亲节那天我去买花。鲜花的价格十几年不仅没涨还有落。还有出租车的价格也几乎没变。电子产品的优势就更大了。在深圳的赛格电子市场，国产品牌的平板电脑售价不到千元。这些好处加拿大还是比不了。

4月29日那天的24小时报和蒙特利尔日报上的读者随访主题是当天的英国王室婚礼。加拿大人，尤其是魁北克人对他们名义上的王储的这场婚礼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我注意到这两份报纸刊发的受访读者反馈基本是负面的。好几位受访者说他们比起婚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关心。29日那天本地的几家法语电视台似乎都没有转播婚礼或者事后播出录像。CBC法语台当天播出了前几年那部有关有关英国女王的电影，仅此而已。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魁北克人真的毫不关心这场婚礼。也是法语的La Press报就有本地民众热心王室婚礼的正面报道。该报记者描述了Notre Dame街上一家名叫Burgundy Lion的酒吧内民众清晨6点不到观看婚礼直播的热闹场景。与冰球比赛时的热闹略有不同，在酒吧内的观众以妇女为主。特意早起为收看婚礼的Dolores告诉记者：“我多么想我现在能在伦敦，这是一个灰姑娘圆梦的时刻。”问到是否支持君主政权，这位女士说：“不能算是，我只是喜欢这里的一份浪漫。另一位叫Mania的女士说自己喜欢婚礼上那些精美的服装，这些衣服平常很少有机会看到。”在酒吧里也有王室的坚定支持者。特意身着严肃的Victor和Olivier指出，毕竟这一天婚礼的主角将来会成为他们的君主。对那些不关心这场婚礼的人们，他们说“那些人太坏了，他们缺少一点什么东西。”在环球邮报网站的读者评论栏，关于这场婚礼也有激烈的辩论。有人说，看到报纸社论对于婚礼的热烈赞美，他决定今后再也不相信这份报纸的社论。也有人说，“加拿大为什么不选出一个新的国王出来。你们看我怎么样，我是一名法裔健康白人男子。”还有人说：“这场婚礼最大的赢家就是英国王室。这么多人收看婚礼转播，王室的前景更加光明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读者发言写道：“英国王室成员是真正的终身演员。我们无条件喜欢好莱坞明星，却无法容忍王室成员的一些不良表现，这有点讽刺。其实，英国王室是英国每年几十亿英镑旅游收入的核心，是全世界广告业的追求所在。对于加拿大来说，无论王室好坏，她毕竟是维系加拿大统一的重要一环，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在如何对待英国王室这件事请上，相信英裔和法裔会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主要由北美保皇派建立的国家，加拿大的英裔人士对王室的效忠是毋容置疑的。这一点只要看两次世界大战加拿大派出的军队人数占其人口比例就知道了。但是，作为被征服者的法裔加拿大人来说，英国王室带给他们的是屈辱历史的象征，是他们追求独立的动机之一。每年的英女王生日假期在魁北克被特别改名叫做爱国者日，就彰显了这一点。La Press的专栏作者Rejean Tremblay在他5月1日的文章中写道：“英国人有他们的王室，我们有我们的光荣。”他笔下的这些令魁北克人感到光荣的人有蒙特利尔冰球队国民队的总经理Pierre Gauthier, 国民队后卫P.K.Subban, 魁北克女歌手Celine Dion及其丈夫Rene-Angelil，魁北克传媒大亨Pierre Karl Peladeau及身为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太太Julie Snyder，演员Louis Morissette，Veronique Cloutier等等。或许读者会说，这个Tremblay太自大，魁北克的这些名人怎么和英国王室人员相比。不过也许有一点Tremblay是对的，英国王室成员对于今天的我们，无非也就是另外一个娱乐圈的名人。真正对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希望从他们身上赚到钱的传媒业者，各路时尚产品提供商。如果魁北克人能这么去看待英国王室，或许他们心里的历史恨意也能慢慢消减。在蒙特利尔的市中心，至今还有许多地名和英国王室直接相关。比如维多利亚广场，菲利普广场等，那都是用来纪念当年访问这里的英国王室成员。魁独风潮高涨的时候，一些有着明显英国色彩的地名被改成了有魁北克特色的地名，比如Rene-Levesque大街原本是Dorchester大街。在蒙特利尔，无论法国人还是英国人都给这所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欧陆的历史和文化给予这所城市的比北美许多其他城市都要多得多，这也正是蒙特利尔迷人的地方。别忘了历史，也别对历史太较真。或许这也是我们该对英国王室的态度。

（接上期）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发展高潮。从一开始，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和被压迫人们的解放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不平等的土壤，就很容易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穷人中是最受欢迎的，而一旦人们的经济地位改变，对于共产主义提倡的暴力革命就很容易变得反感。Priestland的书中曾有这样的数据，1932年，当时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共产党党员中只有11%是有工作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二战后迎来新的发展高潮，是和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对反殖民主义斗争及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指导价值密切相关的。1980年，仅在非洲，就有安哥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索马里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几内亚比绍，利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其他9个国家部分采用社会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在那个时代是占据了道德高地的。但是，随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政治上一系列失误，又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败。1970年代Mengistu在埃塞俄比亚的错误政策导致严重的饥荒。连绵不断的战争让这个国家迅速滑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同一时代，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将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驱赶向农村，造成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在东德，政府为了监控民众，据说有60万秘密警察，而希特勒德国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不过只有8万人。马克思曾经对德国革命报以厚望，但是革命却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发生。列宁曾经相信率先工业化的日本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功。共产主义的历史上，革命能否成功并没有理论上的公式可以依据。教条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在现实面前，革命导师原来的设想许多都需要做出修改。巴黎公社的理想要求是取消工资差别，但1930年代访问苏联的罗曼罗兰却敏感地发现苏联正在形成新的精英阶层。Priestland教授在书中指出，共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明，在一个没有差距的社会中如何实现现代经济的管理。
“红旗”这本书用相当的笔墨描述了美苏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影响。二战之后，伊朗和希腊的共产党一度差点取得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斯大林在雅尔塔协议中和美国的协议，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革命都被镇压下去。战后，法国，意大利，芬兰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在大选中获得30%以上的选票甚至更多。但是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都没能更进一步。Priestland在书中写道，“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迫使西欧各国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偏向后者，它也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做出改变。（p226）”Priestland指出，马歇尔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捷克这样的苏联实力范围内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了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幻想，冷战的序幕随后拉开。
1950年代的美国威斯康辛，右派组织曾经模拟共产主义革命在当地发生后的景象。他们告诫居民，和共产党上台对应的是物质凭票供应，特权阶级的形成，还有就是私有财产被没收。不能不说，美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更多是在这样的宣传中形成的。共产党人要埋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同样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发生。在红旗一书中，Priestland教授没有讳言资本主义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历次镇压。1919年的匈牙利，1930年代的德国和西班牙，1970年代的智利，每一次共产党人都血流成河。在552页，他写道，“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垮台，西方各国政府和IMF很早就卷入进去。”
共产主义者一向自比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是火在不同人的手里，能给人类带来光明，也能带来灾难。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了成千上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起来反抗，争取自己更好的生活。可是在一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私欲驱使下，共产主义也给世界许多地方，许多人带来灾难。Priestland教授的“红旗——共产主义史”在记录共产主义带来的问题同时，深刻分析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正是一个真正历史学者的价值所在。当今这个世界，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是同样真心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终极的人也不会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仍旧充满不平等，共产主义并不会真正消亡。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类期待着新的理论带领我们走向那个大同世界。

去年圣诞期间，第一次在书店看到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DavidPriestland撰写的这本“红旗——共产主义史”时，我对全书的结论印象极其深刻。Priestland教授认为，200多年的共产主义发展过程，充分说明教条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对人类社会的极大损害，但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恰恰是这种乌托邦理想产生的最好温床。当前的各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这两方面的教训。看一看这个世界至今无所不在的尖锐的贫富差距，看一看西方各国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狂热吹捧就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当我不久前在大图书馆再次看到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就把它借来。
2个星期的时间，不足以让我精读一部600多页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全书十二章外加前言，尾声，我读了80%多，其中不乏许多囫囵吞枣的地方。我也知道，这个年代，仍然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人可能不多。在西方社会，共产主义是个负面的词汇。曾经有一次上课时，一位同学指着我背的带有周恩来头像的书包说我是共产主义者。好心的老师马上帮我否认。
共产主义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我曾经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是这么邪恶的概念。他当时有点不置可否。在Priestland教授的定义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意味着用不友好的手段实现普遍的友好社会；是一种打破不平等社会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是建立在完全依赖于激进手段或者说革命来达到目的的世界观上（p571）。
在“红旗”这本书里，Priestland教授非常客观地回顾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200年的历史。令我特别欣赏的，每一章他都用那个年代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引子。这种写法不仅新颖，而且也更深刻地突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共产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第三章，作者引用德国左派剧作家Bertolt Brechet的作品“The measures taken”描述共产主义组织内部的自我牺牲。暴力革命，自我牺牲，内部斗争，往往是共产主义运动最为人诟病的一面。Priestland教授并没有如同西方许多人那样的简单地以领导人个人品质来解释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大跃进等许多事件的发生，而是从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历史沿革中去寻求根源。对无产阶级先锋性，纯洁性的过分追求，在早期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对革命成熟条件的判断失误，造成过许多悲剧。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不可以理解的就是人性的变化。我不明白中国的文革中为什么冒出那么多野心家；我不明白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为什么昔日的好邻居一夜之间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共产党宣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今天加拿大的工人显然不会同中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读红旗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可能也是这一点：没有先天的革命者，也没有先天的反革命者，一切都在变化中。
Priestland教授在书中反复提及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对人的改造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共产党同西方各国的一般政党有着很大的不同。共产党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因为如此，如何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就非常重要。同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新人，也需要对人思想的改造。这种改造，在某些时候是成功的，比如战争年代或者领导人有巨大威望的时候。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多数是不成功的，有的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纵观共产主义的历史，应该说没有发展出一套持续保持先进性的做法。而对人的改造，在许多方面是和趋易避难的人性相逆的。资本主义对普通人的吸引，正在于此吧。
红旗一书中用了很多篇幅介绍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左派力量的关系。第五章大众阵线就是代表。理论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力量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各国共产党一个重要课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对农民阶层的剥削成了各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共产主义最后失去人心的关键之一。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历史多次证明，每一次共产党人同其他社会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统一阵线的时候，总是革命或建设取得更多成就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