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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08日 08:02:14

学习经济学的一点体会(五)

这一篇文章我们要讲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笔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都成了所谓“小政府”的拥趸。可是,至少从中国的实践看来,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笔者一直以为,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努力,经济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只不过问题在于,中国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过度干预带来很大的隐忧。政府干预经济的度在哪里?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索洛模型的重要假定是技术增长是外生因素,也就是说经济体自身所无法决定的。为了确定技术增长的原因,196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典型的内生模型如1990年保罗罗默的模型,1992年Aghion 和Howitt基于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推出的毁灭式创新增长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的干中学模型等。最简单的内生模型则被称为AK模型,也就是生产函数Y等于AK。不同于索洛模型,这里资本回报是不变的,这也是内生模型的根本。所有的内生模型都强调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也看重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现实中,内生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增加对研发的投入一倍,无法换回相应的一倍经济增长。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Charles Jones据此发展了一个所谓的半内生模型。在他的模型里,长期的经济成长不再是内生的,政府对科技的补贴只是帮助尽快回到稳态增长上。
发展经济学近20年来的研究热点围绕着内生和外生两类模型的竞争。1992年曼昆等为索洛模型引入人力成本,改善了索洛模型的适用性。许多经济学家据此举出更多的例子试图说明索洛模型的正确。芝加哥大学Andres Rodriguez Clare教授称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他和同事试图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对比两种理论。与此相对,布朗大学的Oded Galor教授提出独特的统一增长理论,试图将内生和外生理论整合到一起。
在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上,此外还有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Kremer提出的强调协调工作的O Ring理论和芝加哥大学Murphy, Shleifer,Vishny 1989年在Rosenstein-Rodan 1940年代思想基础上发展的同样强调外部投资作用的大推进模型。前者很好解释了富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后者基于一个不完全竞争和比较小的国内市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协调各生产部门的关系,基于某种溢出效应,大量的投资可以促进一国的工业化。这个模型似乎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该模型对于政府作用的强调也是它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50年代的认为外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还有休克疗法的提出者,哥伦比亚大学Jeffrey Sachs教授的以“大推动”为名来消除贫困的思想,曾经受到纽约大学William Easterly教授的严厉批评。Easterly教授在在他的“经济发展的迷思”一书中指出一国政府必须努力避免通胀,黑市交易,高额赤字,高的负利率,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不足的公共设施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走出贫困陷阱绝不是外国援助所能解决的。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Murphy, Shleifer,Vishny在1993年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讨论寻租对于经济发展的抑制。所谓寻租,就是任何形式的以剥夺社会资源,侵犯他人产权为目的的再分配。作者认为寻租会导致恶性循环,而且极大地抑制创新。
减少贫穷是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伦敦政经学院的Danny Quah 教授在1996年提出双峰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实现从贫穷向富裕的转变,而有些国家却做了相反的事情。斯坦福大学的Robert Hall和Charles Jones在1999年针对上述问题指出国家制度,政府政策等组成的社会架构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定义了社会架构指数。关于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是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包括法律和宗教的影响,地理环境与贸易的影响,殖民传统的影响,国际环境,政治竞争等的影响等。林毅夫教授的赶超战略说也是这方面的理论之一,而且是比较少的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理论。
1992年诺奖得主Gary Becker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包括人力成本理论,利用经济学理论讨论社会学课题,将利他主义引入效用函数等。他在1990年一篇文章讨论人力成本,出生率和经济成长的关系。这篇文章认为存在高出生率低人均产出和低出生率高人均产出两个平衡点,两个平衡点之间的转换需要机遇和促进转变的政策。他试图用此理论再次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先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是将人力成本,出生率,对外贸易,教育等作为内生因素去探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在我看来,许多文章关心的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间的人口下降问题或者移民问题,在我看来都是一些数学模型问题。比如我们在课堂上研究过亚利桑那大学Lutz Hendricks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用移民在移民前后收入的增加为例说明曼昆1992的索洛拓展模型并不成立,不同国家不同的科技水平比个人人力成本更能决定个人收入。个人以为这类不用学习经济学也能得出的结论实在没有必要研究。这些原因当时差点让我准备放弃这个方向。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结论,同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国家都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应该首先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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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1月08日 08:01:32

学习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四)

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经济学理论里最迷人的领域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过:“一旦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很难再顾及其他问题。”
大约因为课时的原因,在初级和中级的宏观经济课堂上,经济发展都被当成了时间允许情况下的选讲内容。笔者真正接触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学习开始的时候,而且因为课程安排的原因,跳过了基础课程而直接从阅读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开始学习。我们的任课老师是一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的女老师,也是前面提到那位教授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杀手”的夫人,也一向以教学严厉见称。其实在第一节课上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上来她就给我们展现一幅俄罗斯地图,让我们找她的家乡在哪里。说起来在全班同学中,家乡离她家乡最近的就是我了,这一下子让我对她有了好感。她说话很快,态度也很和善,看起来好好人的样子。可是一旦真的上起课来,我就不习惯了。和她先生一样,她的板书很难认,逻辑性也不强,东一块西一块。在我的经验中,科研水平比较高的教授通 常有这个问题,思想太跳跃,讲课总是缺乏条理,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对像我这样基础不好的学生不太合适。
讲经济发展,离不开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模型。基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索洛模型设定经济增长来自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在满足比较苛刻的条件下,认为实物资本的积累不同无法解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人均产出的不同,决定不同的是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初始期技术发展水平等的综合因素。索洛模型强调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保持不变,其基本方程是资本演化与产出的关系。在该模型下,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无论其起点在何处,经济总会收敛于平衡增长路径。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技术进步,储蓄率,天灾人祸等只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暂时效应。与新古典主义一脉相承的是,索洛模型认为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特别用这个模型说明前苏联在1930年代经济的快速成长只是强制积累带来的暂时高速发展,长久看不可能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中国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也不是可长久持续的。说起来我一直对这样的结论耿耿于怀。索洛模型提出是在1950年代,正是冷战高潮和苏联经济发展势头超越西方的时代。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无疑给西方各国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
一同其他宏观经济学理论意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也是有着很强的时代痕迹。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是18世纪英国人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人口数与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基本不变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疾病,战争会带来人口大量减少,但却带来人均产出的提高。相反,人口的不断增多,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一结论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的这套理论很好适合了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后的场景。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索洛模型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型,也是索洛模型的基础。这个模型是在1940年代提出的,主要要解释的是1929年的大萧条,被认为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二战后劳动力充裕的经济增长。其主要结论是高储蓄率带来高增长,因此也是苏联式经济增长的很好注解。美国经济学家W.W.Rostow据此提出了所谓的五阶段的经济起飞模型,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索洛模型的假设之一是储蓄率不变,后来的许多模型都试图对此完善。根据罗伯特巴罗的“经济增长”一书,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始于英国经济学家Frank Ramsey,他在1920年代的理论被四十年后的Cass-Koopmans模型所吸收,研究了一个可以无限期生存的家庭的储蓄率的确定。2010年诺奖得主Peter Diamond的基于Irving Fisher以及Maurice Allais和萨缪尔森等人工作的世代交替模型是另外一个研究储蓄率确定的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对于社会保险体制和公共债务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引入了可变的储蓄率,Ramsey模型和OLG模型都可以引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购买可以投入公共消费或者公共投资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在下一篇文章里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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