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我是研究经济的。即便是走马观花，我也想能真正考察一下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状况。先说坎昆，这里基本上是个国际化的城市，特别是那里的酒店区，我看和拉斯维加斯也不相上下。梅里达是尤坦卡州首府，除了主街两旁还有一些教堂，其余地方很难看见2层以上的楼房，而且街道特别窄。汽车穿梭其中，简直伸手可以进到人家家里。等到了Isamal，更是绝不见高楼。但是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开门开窗，我们从门窗望进去，可以看到屋子虽大，但是没有什么像样家电，电视机还基本都是老式14寸显像管的。在墨西哥街头，人们拿得手机智能手机还不是很多，多数是传统的小屏幕手机，而且有意思的是TCL生产的阿尔卡特品牌的手机竟然很多人用。我们去坎昆的超市观察过当地的物价，结果是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和加拿大不相上下，只有一部分本地出产的食品价格相对低一些。饮食业的价格，最廉价的快餐一份25比索，和中国的情况也不相上下。我们还去加油站看过油价，每升合不到1加元。墨西哥本身是产油国，而且石油业控制在国有的墨西哥石油公司手里。这可能是油价便宜的原因。从坎昆到梅里达，没有铁路，一般都是靠大巴通行。我们看到有很多家大巴公司在市场上竞争，当然其中最出色的还是ADO公司，他们用的汽车都是奔驰公司出产的，乘坐很舒适。坎昆和梅里达之间的公路路况很好，但是公路没有封闭，有时还会遇到红绿灯。引起我兴趣的是双向四车道的公路两边都只有一条车道新铺了柏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要比较节省的原因。
尤坦卡半岛上的植被基本是灌木丛，我们很少看到成片的庄稼，公路两旁也很少见到村庄。即便在城市里也很少看到工业企业。为此我们很好奇当地人都在哪里，他们靠什么生活。坎昆的支柱产业显然是旅游业，但是这里的许多酒店，游乐场都是控制在外国人手里，美元和加元成为通用货币，我曾经问当地一家中餐馆的小伙子有没有公共海滩给当地人去游水。他的回答是没有，都是钻那些酒店的私家海滩的空子。在卡门海滩，我们见到酒店区的海滩清爽干净，非酒店区的就布满海草，附加也没有可供淋浴的地方。坎昆地区如织的国外游客，到底能否给当地的普通人带来实惠？我在网上Google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情况，意外地发现墨西哥曾经长期执行国有经济为主的政策。虽然没有宣称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几十年一党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却推出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政策，1990年代以前电信，铁路，石油等许多大企业都控制在国家手中。19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成为主流，墨西哥也开始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到今天除了墨西哥石油还是国有，其他的国有企业基本都私有化了。去年12月新上任的墨西哥总统还宣称有意将墨西哥石油也私有化。如此大规模的私有化，特别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的确为墨西哥经济带来强劲的发展动力。去年以来，更多人看好墨西哥作为一个新兴制造业大国的前景，墨西哥甚至有机会挑战中国的地位。多年以前我任职的美资公司就是把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而不是中国。不过，我也在网上看到另外一些说法。私有化的确带来了活力，但是也带来了两极分化。比如今天的世界首富就是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他的发达之路离不开当年对墨西哥电信的私有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墨西哥的工业日益控制在外国人手里。
从乌斯马尔回来那一天，我同一位同车的曾在英国财政部工作过的英国游客讨论起国有企业的问题。我认为国企可以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墨西哥没有像样的高端工业是国企力量不足的原因。他让我看看法国国有化的问题，再看看瑞士的经济发展经验。那天讨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墨西哥曾有国企独大的时候。现在回头去看，国企的效率低下也是不争的现实，如何在效率和公义之间，如何更好地通过国企促进国家的产业升级，落实政府的发展目标，看来墨西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范例。
墨西哥的社会主义传统还有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使用的墨西哥比索500元钞票的正反面是一对夫妻画家。正面的迭戈•里韋拉是著名的壁画家，反面的弗里达卡罗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他们都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一度关系密切。
另外一个有关墨西哥经济的问题是墨西哥为什么没有同美国加拿大一样发展起来。经济学上有种说法是西班牙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不同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经济，天主教的保守也难敌新教徒的自由。在梅里达附加至今还有许多当年的剑麻种植园（hacienda）可以参观。至于天主教教堂更是比比皆是，而且都在最好的地方。关于墨西哥经济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可以探讨的问题。

说到墨西哥的食物，第一个印象是玉米饼，第二个就是辣。其实我并不是很爱吃Taco Bell的食物。这次去墨西哥，我也没抱着能有什么好吃的念头，唯一盼想的也就是网上传说的辣冰棍。
在墨西哥的8天9夜，我和太太吃过街边摊，吃过五星级酒店，吃过Merida最著名的Chaya Maya餐厅，也吃过Isamal农贸市场里的快餐。最便宜一顿15个比索，最贵一顿快500比索。我们还在不同的地方尝过各种墨西哥的小吃，去市场找过墨西哥特有的水果。
太太对于墨西哥食物的印象不太好，总觉得味道不够，除了那里的辣椒。我呢，整体说来，不觉得墨西哥食物难吃，甚至还喜欢上了玉米饼夹肉丝的吃法。但相比我们中国的美食，墨西哥的食物还难以勾起我们特别的食欲。
我们在墨西哥的第一顿饭是El CID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太太说那里的米饭超好吃，我倒是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也不觉得是墨西哥餐。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店门口一家小酒吧吃烤玉米片配洋葱还有鱼的Salad，要了墨西哥本地的Pacifino啤酒，倒是感觉不错。接下来在Cancun的几天，我们多是中午跟着旅行团吃自助餐，晚上吃过一次西班牙海鲜炒饭，吃过一次中式快餐。吃得最好一次是在卡门海滩，我要了一份当地的酿辣椒，也是把肉馅放在辣椒里。同中餐不同的是辣椒特别大，外面还包了一层面粉。等到了梅里达，我们有时间去找更多当地特色餐。在著名的Chaya Maya酒店我们要了一份尤坦卡传统的集锦，就是几样馅的Taco放在一起，还有一份用不知什么叶子包起的海鲜。在路边摊，一份Taco要7个比索，馅也多是鸡肉丝之类的。墨西哥人似乎特别爱吃鸡肉或者火鸡肉，猪肉或者牛肉不多，羊肉更是没有看到。当地尤坦卡特色菜里鱼入菜的也不多。这似乎再次证明玛雅文明还是个农业文明。
这些天在墨西哥吃东西，如果说真正让我怀念还是新烤出的玉米饼特有的玉米香味。配上同样新烤出的鸡肉丝，撒上辣椒汁，真的很香。在梅里达的时候，我们还试过好几样当地小吃，除了第一天晚上的蛋卷要20比索，其余都是10个比索。这些小吃我们现在也叫不出名字，吃起来最大的味道就是甜，还有脆。那天在农贸市场，有人向我们兜售一种类似饺子样的东西，里面包的是奶酪。我们尝了尝还是没买。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当地人把柑橘剥去外皮切开来卖，吃的时候一挤就可以了。而最大的特色是无论柑橘还是芒果，当地人都是要配上辣椒和盐来吃的。
最后说说网上传说的辣冰棍，我们问了许多当地人，他们都没有听说过。我自己也买过一次冰棍，和售货的小姑娘沟通好久，她最后拿给我的也不是辣的。看来只有等下一次去墨西哥再去找找了。
这次去墨西哥，我还特意带了一套上下两册的初级西班牙语教材。平常出门我都会带一本在身上，有空也会在身边的墨西哥人请教上几句。虽然很多墨西哥人都能说上几句英语，但是稍微多一点就不行。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英语法语一起用，多数时候也能完成沟通。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拉丁语系，懂得法语的确对学习西班牙语大有帮助，比如西班牙语的从一数到十，就和法语的一到十很像。西班牙语的许多疑问词也都和法语差不多，发音稍有不同而已。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次墨西哥旅行使用最多的西班牙语第一是你好，第二就是这个多少钱。西班牙和法语虽然接近，但也并非可以直接互通。有一次我要在ADO网站上订票，就不得不找当地人帮助指导。
不同于坎昆的海边风情，到梅里达的旅游更多是体验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风情。同Montreal一样，梅里达也是以历史建筑闻名。由于许多建筑都是用白色石头建成，这座城市还有白色之称的绰号。梅里达的旅游手册上有一条皈依之路的路线，跟随当年西班牙传教士历史上的足迹，去探访玛雅村庄，殖民时代的教堂，修道院等。西班牙人来到尤坦卡半岛之初，在玛雅人的遗址之上建立起自己的修道院。最典型的如Izamal的Franciscan修道院。当初正是这里的修道士Fray Diego de Landa一把火烧掉了数千册玛雅文献。这个人为自己所作所为后悔，又竭尽所能将所能记忆下来的玛雅文化记录在自己的书里。Izamal号称尤坦卡半岛上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城里天主教修道院和玛雅遗址并存。由于全城的建筑都涂成蛋黄色，因此也称黄色之城。这座城市也是墨西哥官方旅游网站上推荐的地点。1993年教皇若望保罗二世的到访令Izamal闻名世界。
尤坦卡半岛上的小城还有Valladolid值得一提。从奇琴伊察回坎昆的旅游车一般都会到这里停一下。当我们的汽车第一次穿行在Valladoid色彩斑斓的街道上时，我恍如来到了小人国。导游说，由于夏季经常有飓风，低矮的房子更有利于抵御飓风。加上玛雅人普遍身材矮小，这里的房子更加看得特别小巧。Valladolid至今还有许多居民都是保持着玛雅传统服饰。这里的出名还与这里许多殖民时代的教堂建筑有关。看惯了现代化的建筑，有时间走在这些墨西哥小城里，真的非常非常有一种历史感油然而生。

蛇年新春佳节假期，给自己放假，和太太去了在玛雅语中意味着蛇窝的墨西哥坎昆做8天游。临回来那一天，我让酒店服务员帮我用西班牙语写下“我爱墨西哥”几个字。的确，短短8天，让我喜欢上这个国家，也让我对这个国家有了全新的认识。
有一天我把全身浸在加勒比的海水里，突然想问自己，我对墨西哥到底了解多少？说起这个国家，除了书本上那些简单的介绍，新闻里墨西哥的毒贩，恰帕斯解放军，还有本地报纸上时不时又有加拿大人在墨西哥出事的消息，就是在美国工作时对老墨的那些认识。以前公司的朋友说起老墨，总是说他们赚到钱就去玩，钱花光了又回来工作。刚来蒙特利尔的时候在青旅遇到一位墨西哥朋友，他没有合法身份，为了省钱，一天之内就给自己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他的乐天和努力让我印象深刻。更早一点，多年前世界杯上墨西哥国家足球队那个一进球就翻跟头的叫桑切斯的球员可以说我是对墨西哥的第一直观印象。我就是带着对墨西哥这样模糊的认识来到这个国家。但从进关时那位和蔼的检查官员教会我说“坎昆欢迎你”那一刻，我就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丝好感。
在墨西哥的8天，我们去了坎昆，奇琴伊察，Mujeres岛，Xel-Ha和Tulum, 卡门海滩，梅里达，Izamal，还有乌斯马尔等地，见识了宛如人间天堂的海滩，参观了一系列玛雅遗址，品尝了从街边摊到高级酒店不同的墨西哥餐，还努力同形形色色的墨西哥普通人进行接触。8天的时间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好多句简单的西班牙语，能从1数到10，甚至100，也让我们对墨西哥的历史和文化，对于墨西哥的现状都有了更深的认识。
没有去墨西哥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国家是玛雅文明的中心之一。没有去墨西哥之前，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有免费12年教育。我也不知道墨西哥曾经长期执行国有经济为主的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说，行万里路和读万卷书的效果是类似的。这篇文章不是流水账式的游记，而是一篇旅行的感想心得。

此景只应天上有
坎昆周围的海水有一种特殊的湖蓝色，有着那种令人惊心动魄的美。在海面上，这种湖蓝色和深蓝色经常会交替出现，让大海显现出别样的动人。这里加勒比海的海水的透明度极高，很容易看到各种美丽的小鱼，因此是潜水的最佳去处。坎昆周围一个小岛就号称世界第二的潜水圣地。对于普通人来说，坎昆是浮潜的天堂。在Majures岛上导游带我们去一小片海滩，那里的水深都在1米左右，清澈见底，很容易看到许许多多的美丽小鱼和我们一起游泳。在Xel-Ha游乐园，在1.6公里的河中，只要把头浸到水中睁开眼睛，平常只能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龙宫世界尽在眼底。坎昆的海滩，摇曳的棕榈树，星星点点的太阳伞，特别是柔软细腻的白沙，随处都可以是明信片式的美景，时不时在海边的石头上还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蜥蜴。坎昆海滩的白沙令人印象特别深刻。按我的观察，凡是海底是白沙的地方海水就会出现我前面说的特殊的蓝色，如果海底变成石头，海水的蓝色就会变化。坎昆周围有着仅次于澳洲大堡礁的世界第二的珊瑚礁，距离坎昆2小时车程的Tulum的海滩更有世界第二美海滩的美誉。不过，根据我的体验，坎昆的海滩虽美，但海水的咸和苦超过了我曾经历的世界其他地方的海水。浪也很大，大概我之前从未在热带地区的海水游过泳吧。

老墨不输老中
因为总要给小费，但除了去餐厅吃饭，其他时候对小费的标准总也把握不定，为此我们很关心墨西哥人到底生活如何，收入几多。在梅里达，当地一份旅游杂志说给酒店房间服务员每天至少要30比索，合差不多2加元多。我们觉得这个标准有点高，特意到前台去请教，谁知道前台也说不清楚。按OECD的数据，墨西哥2011年的人均年收入差不多合5万-6万人民币，比中国的水平要高。在墨西哥的几天，我们没有见到街头有乞丐，街道也总是干干净净的（除了在嘉年华后），我们接触的大部分墨西哥人都能说几句英语。有几天我早起在酒店门口看书，旁边等客的出租车司机手里拿着一本西语英语对照手册还在努力学习英语。这里的公交司机也很友好。一次我们搭公交去一个地方，司机到站主动叫我们下车，开始我们没听懂，他就连叫几遍让我们下车。在Merida，酒店前台的服务生对于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微笑服务。临走那天，还特别加送我们一件情人节的礼物t恤。
墨西哥人也有狡猾的一面。在坎昆的第一天，我们就被酒店的旅行社代理忽悠去一家分时制的酒店，说是有免费的午餐。结果免费午餐是有，却被酒店的销售围着推销了一下午。第二天去奇琴伊察，车上的导游一路劝我们买着买那。第四天去Xel-ha, 头一天晚上说好的价钱等到用信用卡划账时又凭空增加3块美元手续费。等到乌斯马尔，导游临时帮我换比索，竟然市面是1比12，他给换1比11。不过总得说来，这些墨西哥人赚钱的伎俩还是在明面，还不至于不能忍受，下次有经验就不会给他们赚了。不好对付的还是出售纪念品那些小贩，用我们导游的话说开价1美元，回头让你付10美元。在坎昆著名的Market 28，有些商贩开价10美元，我们一转头就喊出1美元。
因为老墨们许多人和中国人长得很像，就连出租车司机抹汗，行人乱穿马路的样子都差不多，在墨西哥的那几天，我经常有一种恍惚回到中国的感觉。如果说和中国人能有不同的地方，大概是这些老墨们更乐天一些，即便他们的生意不好，也总能自得其乐。

一直有心认真了解一下魁北克的历史。正好手边有一本Jean Hamelin 和Jean Provencher合著的“魁北克简史”。这本书由Boreal公司在1997年出版。全书100多页，用词也不是很艰深。利用眼前这段比较空闲的时间，试着将这本书翻译出来。

序言：法国人来到美洲

16世纪初，法国正处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的年代。为了与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竞争，也是因为不满西葡两国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协调下意在瓜分新世界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弗朗索瓦一世讲出那句著名的“让我看看亚当圣约的条款”。这正是法国人开始经营美洲的开始。15世纪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竞相在大西洋上探险的时候，法国还在陷于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只有那些法国渔民，沿着意大利人John Cabot（At water电影院前有他的塑像） 在1497-1498年发现纽芬兰的航线经常到那片有着丰富鳕鱼资源的海域作业。1523年，受到麦哲伦船队环游世界归来的刺激，法国人真的开始坐不住了，他们希望找到一条经过北大西洋直通亚洲的新航路。
1524年，意大利探险家Giovanni da Verrazano（纽约的发现者）的船队，以法国国王的名义，正式出航了。他是第一个造访从Cap Breton岛（今天新斯科舍省北部）到佛罗里达的北美东海岸的探险家。这片土地被以派他出海的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名字命名为Francesca。4年之后，因为弗朗索瓦一世在意大利的Pavie战役中被查理五世俘虏，没有了资助的Verrazano不得不中断了他的探险。他们的竞争对手，Esteban Gomez和Lucas Vasquez de Ayllon在Verrazano发现的北美东海岸插上了西班牙的国旗。1528年，这两人再次横跨大西洋，不过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法国人的Francesca就这样如同玫瑰花开又谢一样短暂地辉煌了一时。
不甘心失败的弗朗索瓦一世又找到了据说曾经航海到过巴西和纽芬兰的Saint-Malo的航海家Jacques Cartier，命令他继续Verrazano的工作，寻找那些能为法国带来黄金和其他财富的岛屿和陆地。1534年，Cartier出发了。他从纽芬兰北边的美丽岛（Belle-Isle）进入圣劳伦斯湾，但在Gaspe半岛和Anticosti岛，纽芬兰以及Cap Breton岛这一带没有看到陆地的迹象。又过一年，对圣劳伦斯湾有了更多了解的Cartier再次沿着Anticosti岛和今天魁北克Cote-Nord区之间的水路深入圣劳伦斯河。他们的印第安向导说这条水路可以通向加拿大王国。Cartier一直航行到了今天蒙特利尔岛所在的Hochelaga，然后折返Stadacone（今天的魁北克市）过冬，1536年他们才回到法国。
Cartier的探险并没有带来随后法国人对圣劳伦斯河谷系统性的殖民和占领。仅仅在1541-1542年Cartier最后一次航行到圣劳伦斯河时，为了争取教皇的支持，法国国王才象征性地做出准备派传教士和进行殖民的样子。法国人在这里寻找黄金和通往印度的航线，结果却只有石英和黄铁矿。于是他们转而航行去佛罗里达和巴西，在法国人眼里，那里才是孕育新法兰西的地方。加拿大就这样被忽视了。整个16世纪，只有诺曼底，巴斯克以及布列塔尼的渔民才会来到纽芬兰和圣劳伦斯湾地区，但捕捉鳕鱼，季节性的占领，绝不是殖民。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最后30年，毛皮成为法国人的新目标才改观。好多年来，海边的印第安人偶尔会同来捕鳕鱼的法国人用毛皮进行一些贸易。穿着用北美来的毛皮制作的服装开始成为法国上流社会的时尚。带着从毛皮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目标，从1580年开始，Rouen和La Rochelle的商人开始组织专为获得毛皮的探险。毛皮贸易就这样让法国人慢慢深入北美腹地，开始同印第安的毛皮商更多联系，也让永久的殖民点开始出现。1599年，Pierre Chauvin建立的Tadoussac殖民点标志着法国和北美关系全新的一页掀开了。这是法国人在加拿大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商号。
皮毛贸易的兴起导致法国人在北美建立定居点，这也为随后的殖民打开方便之门，因为定居点需要移民，也需要进行深度开发。可是资金的缺乏限制了法国人在加拿大的开发。其实早在弗朗索瓦一世任命的第一任加拿大总督JEAN-FRANÇOIS de LA ROCQUE DE ROBERVAL跟随Cartier的最后一次加拿大之行来到北美之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对深陷国内宗教战争的法国王室来说，在北美建立殖民点是一个不可承受的重负。皮毛贸易的出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答案。作为对政府授权独家进行皮毛贸易的回报。一些私人的公司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同时开始进行殖民活动。比如亨利四世就曾授权Pierre du Gua de Monts在北纬40度到北纬46度之间独家皮毛贸易的资格。
De Monts首先想在圣劳伦斯河边安营。1604年他首先来到Acadie, 一年后在那里建立了Port-Royal（今天新斯科舍省的Port-Royal）。不过这个地点选择得不好。一方面英国人对那里虎视眈眈，另一方面也经常遭受海盗和盗贼入侵，最重要的是那里远离供给他们皮毛的印第安猎人的活动地区。De Monts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更合适的落脚点。他派出后来被称为新法兰西之父的Samuel de Champlain向南探索一直到今天纽约的地方，向北则深入内陆腹地。1608年，他决定选择一个远离盗贼又处在印第安猎手活动中心的地方。Champlaine又被派去在圣劳伦斯河边建立一个定居点。
1608年，Champlaine开始沿圣劳伦斯河而上。他把他的大船留在Tadoussac, 用一艘小船来到了今日魁北克城所在的钻石岬角，随后建立了魁北克定居点。Champlaine为法国在加拿大扩展了领土，但是却没有想到移民。他想的更多的首先是如何开展皮毛贸易，如何和当地印第安人建立关系。没有印第安人，他根本无法深入加拿大内地。
欧洲人在圣劳伦斯河谷的突然出现，给当地的印第安人带来了长期的深远的影响。1600年左右，北美的印第安人大约有22.5万，其中2.5万生活在今天的魁北克地区。印第安人以部落划分，其中一些是游牧的（如阿贡干人），还有一些半定居的（如休伦人，易洛魁人）。欧洲人的来到，破坏了印第安部落之间原有的平衡，破坏了他们的文化，使印第安人口大量减少，迫使他们远离一些重要地方。总之，欧洲人的殖民是以北美印第安人逐步被消灭为代价的。

这是这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我们来谈谈经济学里最实用的一个方向：金融学。我的一位现在在美国当电子工程教授的朋友听说我学经济，立刻开玩笑说，能不能帮她炒股票。学经济等同于研究股票，投资，这大概是当下许多人共同的看法。这个看法虽说有点偏颇，但却不离谱。以经济学学生的就业方向来说，金融领域的确是一个大方向。这不，笔者毕业证还没拿到，就已经有保险公司邀请我去面试金融产品销售顾问。
前面我说过，我学经济学并不是为了要去做金融，否则我不如直接去学金融好了。但是两年下来，在同学们的建议下，我已经报名去考注册金融分析师，我还是金融走上这条路。那么经济和金融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
记得听一位学长介绍经验时说，学数学的人转来学经济很容易，同样学经济的人转去学金融也很容易，但是反过来就不行。这话现在在我看来，正确性是建立在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功底好的前提下。经济要想学得好，离不开数学基础好，金融更是这样。数学不好的经济学学生去学金融，一样不容易学好。在经济学的体系结构里，货币金融学名字是金融学，但是更靠近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是货币政策。真正和金融学直接相关的是金融经济学。按照互动百科的定义，金融经济学研究的是货币，股票，债券，还有金融衍生物等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典型的金融经济学教材会包括二期证券市场的基本模型和线性定价法则，公司财务的米勒一莫迪利安尼定理，资本资产市场定价模型和马克维茨证券组合选择理论，套利定价理论和资产定价基本理论，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理论等。在这个领域，黙顿米勒，马克维茨（1990），斯科尔斯，罗伯特默顿（1997），莫迪利安尼（1985）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我过去两年多的经济学学习中，真正上过的唯一金融课程并不是金融经济学，而是它的后续课程“风险管理和金融机构”。这门课是我过去两年考得最差，最不愿意回首的一门课，但是的确也是这门课将我领进了金融学这个大门。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不能说不好，只不过他上课东拉西扯，给的资料又云里雾里的风格实在让我无所适从，而我在这门课的基础又实在太差。这门课是在介绍银行业务，尤其是各种金融衍生物的基础上，介绍银行业常见的信用风险，运营风险，流动性风险，模型风险等的衡量办法，管制规定。我们的作业之一就是分析魁北克国民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我在这个专栏里曾经有一篇介绍国民银行的文章，其实就是这个作业的副产品。可惜那个作业老师给我的分并不高，老师认为我在为国民银行写PR稿。顺便说句题外话，上这种文科课，对我们这样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来说，最困难的大概就是琢磨老师到底想要什么，尤其是那些经常要做演讲，写文章的课程。移民学生在商科，文科领域的成就一般不如理工科，也是这个原因吧。
虽然这门课研究的对象是银行，但老师提到现在不少人在试图把这些理论应用到普通的企业管理中，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地方，甚至可以用到日常生活中，制定一些准则判断什么样的风险可以冒，什么样的不要冒，这会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实用的方向。
前面我说金融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很深，这主要是因为金融经济学研究的是不确定的环境下的资源分配，在金融的领域存在着太多的随机因素。要想把这些随机因素都引进模型进行分析，数学不好是万万不行的。比如我手里有一本写给物理学家的金融学读物，里面提到尖端物理学领域的混沌理论，分形理论如何应用到金融分析中。我自己是学电子工程背景的，我就发现当年学随机信号处理，噪声处理的许多知识都可以用到今天的金融分析中。
那么是不是说只有数学天才才能做好金融呢？上个星期我读了一本书，加拿大人Keith Mccullough的“一个对冲基金经理的日记”。我总结Mcculough从一个经济系学生成为华尔街顶尖金融高手的成长之路，第一，他冰球打得好，第二他冰球打得好进了常春藤的耶鲁，第三他在耶鲁冰球打得好被耶鲁冰球队的前辈带进了华尔街。在书里我没看出他对经济学有多大兴趣或者成就。真正让他出色的是打冰球造就的勤奋，不服输还有良好的关系网。所以我的结论是，想超好股票，心理素质大约比数学天赋更重要。学好经济不见得会炒股票。这便是我学了两年多经济学的一点体会吧。
其实在经济学的分支中，还有非常重要的计量经济学。这门学科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各个领域的基础，要想在经济学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就必须学好这门课。但是这个领域几乎是纯数学，我也就不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不同于研究如何确定GDP，价格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单个的生产者，单个的消费者，单个市场，研究价格体系如何影响有限资源的分配，并最后从个体进展到整体，研究社会选择。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生产理论，市场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社会选择等。用我们老师的总结是3个W和3个H，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如何分配，消费什么和谁来消费，市场经济下如何做出经济决策。
哈佛大学的Mas-Colell, Whinston和Green教授在他们那本被誉为微观经济学大全的教材中也指出，从固定的选择到需要通过博弈做出选择，从确定性的环境到不确定性，从个体的选择到社会的选择，从市场万能到市场失灵，从单个市场的瓦尔拉斯部分均衡到多个市场在不确定性下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就是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演进路线。
初级的微观经济学主要是靠图来说明，逐步引入生产可能边界，机会成本，边际成本，供给，需求，边际效用，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变动，供给和需求的均衡，生产剩余，消费剩余，福利损失，弹性，效用，预算线，无差别曲线，消费者均衡，生产函数，利润最大化条件，各种生产成本，完全竞争，垄断，寡头等微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并对博弈论，经济效率，市场失灵做初步的介绍。学完初级的微观经济学，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最好的经济效率，任何政府干预都会带来福利损失。我想这也是主流经济学最想传递给社会大众的，但是这个结论离不开理性经纪人的假设。而且，自由竞争下企业利润为零这也不符合社会常识。
中级的微观经济学重复初级课程的许多内容，一方面继续依靠图解，一方面引入了初等微积分来给出上述概念的数学描述。中级微观课程中引入的新概念包括偏好，收入提供曲线，恩格尔曲线，价格提供曲线，反需求函数，对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计算，希克斯和斯勒茨基替代效应，不确定性，期望效用和风险，长期供给曲线，经济租金，价格歧视，两部收费制，垄断竞争，寡头垄断的模型，古诺均衡，串谋，埃奇沃思方框图，帕累托有效率配置，瓦尔拉斯法则，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等。
上海交通大学费方域教授在给范里安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中文版第二版作序的时候这样总结微观经济学的发展：“第一个阶段，从古典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主要借助文字和图表，对供给，需求，分配，单个市场和多个市场的交换与价格决定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第二个阶段，到希克斯和萨缪尔森，主要运用微积分，对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等进行重塑和补充。第三个阶段，到阿罗和德布鲁，主要运营集合论和线性模型，在效用函数理论，竞争均衡和最优性问题，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均衡，投入产出分析和博弈论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如果说初级和中级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主要是介绍微观经济学发展前面两个阶段的成果，到了本科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和研究生阶段的微观课程，就主要进入费教授所说的微观经济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微观经济学差不多变成一门纯数学课程，比如用集合论来说明什么样的偏好可以得出效用函数，用大量的数学公式来重新说明希克斯和斯勒茨基分解，此外还要为以往提出的各种微观经济学概念给出严格的数学定义和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人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都是对这门学问的误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严谨，体系也非常完整而优美，只不过现实生活中微观经济学的许多数学假设很难成为现实，这才有市场失灵的问题，也才有微观经济学后来的发展。
本科的高级课程和研究生的微观课程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唯一的区别在于对数学运用的不同。许多在本科阶段不要求证明的东西到了研究生课程就必须要进行证明。相比初级和中级课程，高级的微观经济课程大量增加了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函数，风险函数，博弈论，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内容。所有这些内容中我最感兴趣也是至今并没有完全把握的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这条定理说，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成社会偏好。这条定理至今在政治学，经济学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阿罗不可能定理可以通过数学获得严格的证明，是不是有点觉得不可思议。肯尼斯阿罗和前面提到的约翰希克斯是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最后给阿罗不可能定理指出破解办法的是印度裔的经济学家Amartya Sen，他也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微观经济学领域另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是保罗萨缪尔森，他是1970年诺奖得主。还有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凭借不完全信息理论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奖。
个人感觉，要想学好高级的微观经济学，数学的基础一定要非常好，而且是像集合论，逻辑学这样的一些需要非常严谨思维的数学对学习微观经济学最有帮助。大概正是这个原因，我知道的从事微观经济学的华人学者似乎更多一点。下一篇文章，我会对微观经济学的几个重要分支，拍卖理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做一点探讨。

如同发展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的分支一样，微观经济学也有许多分支，而且在经济学的整个研究体系中处于非常活跃的地位。这些分支包括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拍卖理论，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等。在我们学校，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在本科高级阶段就有涉及，后面几项则是研究生阶段的选修课程。在过往两年的学习中，我仅仅对这些课程有一个初步的接触，只能说有个大概的了解。
产业组织学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存在信息不对称，市场准入限制，交易成本不为零等完全竞争不能实现的场合，关注垄断情况下的市场，企业，政府的相互关系。上篇文章我们提到初级的微观经济学强调完全竞争是最有经济效率的，但是完全竞争下厂商利润为零，这并不合常识。1936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H．Chamberlin等提出垄断竞争理论，指出现实中典型的市场竞争并非完全竞争，而是垄断竞争。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厂商具有一定的决定价格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垄断利润长期大于0。因此，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是不足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而必须由政府出面对垄断势力加以干预，才能确保市场的适度竞争。这些在初级中级的微观经济学都有涉及，也是产业组织学的主要内容。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还特别有政府的监管，市场监管这些章节。产业组织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意义，历史上对西方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产业管制政策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对当代中国，产业组织理论在经济学各学科中也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不仅1990年代的国企改革受这门学科影响重大，当前中国经济中的许多结构性问题，比如国企的垄断，比如普遍的价格战都能从这门学科中找到理论模型。产业组织理论对我来说，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能否利用这门理论研究买方垄断，而不是一般教材中讨论的卖方垄断。
我在研究生学习的这一年上了两门产业组织学的课，但是学的内容和上面讲的关系并不直接。我们课程的名字叫实验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特殊的非完全竞争经济——拍卖。拍卖理论始自1961年的威廉•维克瑞(Vickery, W.)。他分析了英国式拍卖、荷兰式拍卖、第一价格拍卖和第二拍卖等四种拍卖方法后，得出结论是在一些合理的约束条件保证下，采取这四种拍卖形式最终的收益应该是相等的。拍卖还可以分为类似艺术品拍卖的拍卖品价值认定大家互不知道的私有价值拍卖和类似海上石油片区拍卖的竞拍者对被拍品价值认定有共同认识的公共价值拍卖。我们整个两个学期的课程就是围绕各种实例，从数据分析中判断拍卖的形式认定，确定拍卖的进入条件，拍卖中是否有串谋等等。拍卖在现实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尤其是许多政府公共服务都是通过拍卖进行的。显然拍卖理论对于现实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不过这门理论背后是高深的统计学，博弈论还有计量经济的内容，如果不是教授在考察时要求较松，这门课真的很难通过。
同产业组织学一样，制度经济学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显学。这门起始自科斯Ronald Coase的经济学分支将主流经济学理论拓展到社会制度，法律规范层面。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被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替代，人可以是利他的，因此更符合实际。可惜我们一直没有老师开设这门课，只有与此相关的两门课，政治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并非国内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将博弈论用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用我们老师的话是策略沟通。比如我去旁听的有限几堂课里的主要概念“空谈”（cheap talk）还有“讨价还价”的理论模型。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还有1994年诺奖得主约翰纳什都对这个模型做出过贡献。
去年回中国，我特别买了一本北京大学汪丁丁教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回来后又去旁听了我们系的行为经济学课。汪丁丁的教学对象是双学位的本科生，主要是介绍知识和概念。他更多是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似乎给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比如他介绍的第一个模型，海纳Ronald Heiner模型的结论就是不确定性会导致行为的可预期，因为这个时候人会比较小心。我们系里的行为经济学课程重点是通过实验设计来研究人的行为，比如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研究人为什么会合作。2002年的诺奖得主弗农史密斯就是凭借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获奖的。2002年诺奖的另一位得主丹尼尔卡内曼被认为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前景理论研究的也是不确定条件下人的行为选择。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学中消费者的行为被认为是给定的，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正是消费者的行为是如何确定的。如今的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神经学，经济学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方向之一，已经衍生出行为金融学，行为博弈论等许多方向。虽然如此，上课的时候我还是经常觉得，有些研究过于迂腐，比如有一篇文章研究群体身份认知和社会选择，在我看来结论是无需验证的，方向也和经济学没有太大关系。对于远离社会现实的经济学研究我一向兴趣索然。
下一篇文章将是我关于经济学学习体会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内容会围绕金融经济学。

这一篇文章我们要讲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是笔者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尤其是在中国的思想界，许多人都成了所谓“小政府”的拥趸。可是，至少从中国的实践看来，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着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笔者一直以为，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政府的努力，经济发展是没有希望的。只不过问题在于，中国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对于经济过度干预带来很大的隐忧。政府干预经济的度在哪里？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努力的方向。
索洛模型的重要假定是技术增长是外生因素，也就是说经济体自身所无法决定的。为了确定技术增长的原因，196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典型的内生模型如1990年保罗罗默的模型，1992年Aghion 和Howitt基于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推出的毁灭式创新增长模型，1988年罗伯特卢卡斯的干中学模型等。最简单的内生模型则被称为AK模型，也就是生产函数Y等于AK。不同于索洛模型，这里资本回报是不变的，这也是内生模型的根本。所有的内生模型都强调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也看重政府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现实中，内生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增加对研发的投入一倍，无法换回相应的一倍经济增长。1995年斯坦福大学的Charles Jones据此发展了一个所谓的半内生模型。在他的模型里，长期的经济成长不再是内生的，政府对科技的补贴只是帮助尽快回到稳态增长上。
发展经济学近20年来的研究热点围绕着内生和外生两类模型的竞争。1992年曼昆等为索洛模型引入人力成本，改善了索洛模型的适用性。许多经济学家据此举出更多的例子试图说明索洛模型的正确。芝加哥大学Andres Rodriguez Clare教授称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他和同事试图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对比两种理论。与此相对，布朗大学的Oded Galor教授提出独特的统一增长理论，试图将内生和外生理论整合到一起。
在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上，此外还有哈佛大学教授Michael Kremer提出的强调协调工作的O Ring理论和芝加哥大学Murphy, Shleifer，Vishny 1989年在Rosenstein-Rodan 1940年代思想基础上发展的同样强调外部投资作用的大推进模型。前者很好解释了富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后者基于一个不完全竞争和比较小的国内市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协调各生产部门的关系，基于某种溢出效应，大量的投资可以促进一国的工业化。这个模型似乎可以部分解释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该模型对于政府作用的强调也是它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50年代的认为外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还有休克疗法的提出者，哥伦比亚大学Jeffrey Sachs教授的以“大推动”为名来消除贫困的思想，曾经受到纽约大学William Easterly教授的严厉批评。Easterly教授在在他的“经济发展的迷思”一书中指出一国政府必须努力避免通胀，黑市交易，高额赤字，高的负利率，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不足的公共设施等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走出贫困陷阱绝不是外国援助所能解决的。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负面作用，Murphy, Shleifer，Vishny在1993年还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讨论寻租对于经济发展的抑制。所谓寻租，就是任何形式的以剥夺社会资源，侵犯他人产权为目的的再分配。作者认为寻租会导致恶性循环，而且极大地抑制创新。
减少贫穷是经济发展永恒的话题。伦敦政经学院的Danny Quah 教授在1996年提出双峰理论，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可以实现从贫穷向富裕的转变，而有些国家却做了相反的事情。斯坦福大学的Robert Hall和Charles Jones在1999年针对上述问题指出国家制度，政府政策等组成的社会架构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定义了社会架构指数。关于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这是1990年代下半期以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理论，包括法律和宗教的影响，地理环境与贸易的影响，殖民传统的影响，国际环境，政治竞争等的影响等。林毅夫教授的赶超战略说也是这方面的理论之一，而且是比较少的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的理论。
1992年诺奖得主Gary Becker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包括人力成本理论，利用经济学理论讨论社会学课题，将利他主义引入效用函数等。他在1990年一篇文章讨论人力成本，出生率和经济成长的关系。这篇文章认为存在高出生率低人均产出和低出生率高人均产出两个平衡点，两个平衡点之间的转换需要机遇和促进转变的政策。他试图用此理论再次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先于欧洲发生工业革命。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还有不少是将人力成本，出生率，对外贸易，教育等作为内生因素去探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过在我看来，许多文章关心的问题，比如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期间的人口下降问题或者移民问题，在我看来都是一些数学模型问题。比如我们在课堂上研究过亚利桑那大学Lutz Hendricks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用移民在移民前后收入的增加为例说明曼昆1992的索洛拓展模型并不成立，不同国家不同的科技水平比个人人力成本更能决定个人收入。个人以为这类不用学习经济学也能得出的结论实在没有必要研究。这些原因当时差点让我准备放弃这个方向。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结论，同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国家都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应该首先致力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课题。

经济发展可以说是经济学理论里最迷人的领域之一。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曾经说过：“一旦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发展问题，他将很难再顾及其他问题。”
大约因为课时的原因，在初级和中级的宏观经济课堂上，经济发展都被当成了时间允许情况下的选讲内容。笔者真正接触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生学习开始的时候，而且因为课程安排的原因，跳过了基础课程而直接从阅读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开始学习。我们的任课老师是一位来自俄罗斯远东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的女老师，也是前面提到那位教授宏观经济学的“学生杀手”的夫人，也一向以教学严厉见称。其实在第一节课上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上来她就给我们展现一幅俄罗斯地图，让我们找她的家乡在哪里。说起来在全班同学中，家乡离她家乡最近的就是我了，这一下子让我对她有了好感。她说话很快，态度也很和善，看起来好好人的样子。可是一旦真的上起课来，我就不习惯了。和她先生一样，她的板书很难认，逻辑性也不强，东一块西一块。在我的经验中，科研水平比较高的教授通 常有这个问题，思想太跳跃，讲课总是缺乏条理，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对像我这样基础不好的学生不太合适。
讲经济发展，离不开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模型。基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索洛模型设定经济增长来自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在满足比较苛刻的条件下，认为实物资本的积累不同无法解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人均产出的不同，决定不同的是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初始期技术发展水平等的综合因素。索洛模型强调储蓄率，折旧率，人口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保持不变，其基本方程是资本演化与产出的关系。在该模型下，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无论其起点在何处，经济总会收敛于平衡增长路径。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是技术进步，储蓄率，天灾人祸等只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暂时效应。与新古典主义一脉相承的是，索洛模型认为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记得上课的时候，老师特别用这个模型说明前苏联在1930年代经济的快速成长只是强制积累带来的暂时高速发展，长久看不可能超过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中国今天的高速经济成长也不是可长久持续的。说起来我一直对这样的结论耿耿于怀。索洛模型提出是在1950年代，正是冷战高潮和苏联经济发展势头超越西方的时代。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无疑给西方各国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
一同其他宏观经济学理论意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也是有着很强的时代痕迹。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是18世纪英国人马尔萨斯的理论，认为人口数与生活水平从长期看是基本不变的；技术进步会带来人口增加，但不会带来生活水平提高；疾病，战争会带来人口大量减少，但却带来人均产出的提高。相反，人口的不断增多，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一结论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的这套理论很好适合了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却无法解释工业革命之后的场景。
哈罗德多马模型是索洛模型之前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型，也是索洛模型的基础。这个模型是在1940年代提出的，主要要解释的是1929年的大萧条，被认为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二战后劳动力充裕的经济增长。其主要结论是高储蓄率带来高增长，因此也是苏联式经济增长的很好注解。美国经济学家W.W.Rostow据此提出了所谓的五阶段的经济起飞模型，成为196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理论基础之一。
索洛模型的假设之一是储蓄率不变，后来的许多模型都试图对此完善。根据罗伯特巴罗的“经济增长”一书，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始于英国经济学家Frank Ramsey，他在1920年代的理论被四十年后的Cass-Koopmans模型所吸收，研究了一个可以无限期生存的家庭的储蓄率的确定。2010年诺奖得主Peter Diamond的基于Irving Fisher以及Maurice Allais和萨缪尔森等人工作的世代交替模型是另外一个研究储蓄率确定的增长模型。这个模型对于社会保险体制和公共债务问题有重要意义。由于引入了可变的储蓄率，Ramsey模型和OLG模型都可以引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购买可以投入公共消费或者公共投资中。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将会在下一篇文章里详细讨论。

网络名人任志强最近说：“当国资委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国资委的根本任务应该是把所有的国有企业消灭掉，因为把国有企业消灭掉就变成了市场经济。”相信这样的观点一定很容易得到附和，因为所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学证明了的最有效率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明，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一边倒支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
从前面的文章可以看到，现在大学所教授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凯恩斯以后的理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投资乘数这些都是凯恩斯的理论。货币需求理论等是芝加哥学派的货币经济学的内容。RBC模型及其他理性预期模型是1980年代以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凯恩斯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内容呢？
凯恩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指出他之前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利息和就业的分析，另一部分是货币和价格的分析。前者的代表Say定律认定供给创造需求。企业能生产多少，就能有多大的需求, 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后者以剑桥方程式和费雪方程式为代表，推论是货币供给量可以决定货币的购买力，其前提也是充分就业。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突然证明此前的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凯恩斯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这套理论认为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 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不一定等于总供给，而是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生产，就业和通胀。政府通过减息和公共投资能够拉动经济发展。一直到1960年代，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大获全胜，成了西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共同指导。从1930年代到1960年代，也是苏联公有制经济高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时期。很自然，西方经济学家需要从经济理论中找到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理由，需要找到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办法。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指导。
等到了1970年代，在凯恩斯经济政策指导下，西方各国相继陷入通胀和失业同时增长的滞涨。政府投资没有带来预计中的经济成长却带来通货膨胀，凯恩斯理论陷入了困境。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因此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救星。他因此获得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的理论主要是认为货币供给短期内对经济产出有主要影响，长期内会影响物价水平。政府通过央行的主要货币政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量。在他的著作“美国货币历史1867-1960”一书中弗里德曼写道“通货膨胀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货币现象。”他认为通胀主要是央行发多了钱，因此只要控制住央行发钞就可以抑制通胀。他甚至给出了一个货币供给的固定公式，从而不再需要央行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在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上。只不过凯恩斯偏重了货币价值的稳定，弗里德曼聚焦的是价格的稳定。对于1929年经济危机，弗里德曼的理论也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不是政府投资缺乏带来危机，而是货币供应收缩太厉害带来的问题。货币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同于凯恩斯学者的一个根本是他们认为只要没有货币供应的大波动，市场机制是内在均衡的。可想而知，这种从根本上肯定资本主义经济又能很好解释历史和当前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会大受欢迎。特别是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实践又大获成功之后。但是，货币主义理论并非没有问题。随着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无法用货币主义理论解释，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从我们学习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货币主义理论只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部分。西方各国政府在碰到问题时也不会单纯使用货币政策，正如同哈珀政府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举措。
与弗里德曼同时代，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由于他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强烈批判，成了苏东垮台后最受欢迎的政治经济学者之一。中国如今言不离市场经济的人们大多也都是哈耶克的拥趸。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是凭借他对经济危机周期理论的贡献。他认为经济危机是央行在信用扩张过程中刻意压低利率导致资本错误分配造成的。今天宏观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流是基于理性预期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的理论已经成了批评的对象，并没有进入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中。
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和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均属于宏观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学派。以1995年诺奖得主卢卡斯，2011年得主萨金特和诺奖潜在得主罗伯特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也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学派，他们的学说是高级宏观经济学的重点。这些学者认为个体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追求效益最大化，在特定时段，经济可以通过价格和工资的调整达到完全就业或潜在产出下的均衡。建立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外在的真实经济变量，因此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并非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凯恩斯之后也有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和更晚的新兴凯恩斯学派。前者以70年诺奖得主萨缪尔森，72年得主希克斯，81年得主托宾，85年得主莫迪里安尼为代表，他们的理论都反映在中高级的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后者以约翰罗莫，约翰泰勒（泰勒定律的提出者），斯坦利费雪，格里高利曼昆等为代表。同新兴古典学派一样，他们同样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不过引入了市场的不对称和价格，工资的粘性，称之为市场的失败。这派学者的结论是政府的投资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导致比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更有效的宏观经济。除了以上的新凯恩斯学者，还有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后凯恩斯学者，他们被认为更加接近凯恩斯的本来思想。部分后凯恩斯学者如海曼闵斯基更加强调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对经济的作用。
纵观经济学的历史，每一种主要宏观经济理论的出现，都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每一次之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当前的现实时，就会有经济学家出来对经济学理论更新，使之重新可以进行解释。西方的经济学者不会像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所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是在致力于让资本主义发展更加完善。2008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遇到了问题，经济学理论很可能又要更新了。

宏观经济学大概是经济学各个领域和人们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分支。人们每天看报纸，看电视，总要接触大量的宏观经济学词汇，比如GDP, CPI，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等。在我初学宏观经济学的时候，发现这门课虽然趣味盎然，但是相比微观课程来说，要背要记的东西更多，比较费解的地方也多，很多时候不仅要计算还要分析，想真正学好更难。
我们学习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从GDP的定义和测量讲起，然后从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模型引出经济周期，描述失业率和经济产出的Okun定律，进而解释投资的乘数概念，并以此解释政府调控经济的财务政策。第二部分围绕货币，银行展开。首先解释货币的功能，商业银行和央行的运作，进而引出货币供给和货币乘数的概念。接下来引入金融市场，解释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关系并给出政府支出增加会带来投资下降的挤出效应。下一步再引入汇率。就此我们有了从名义利率变化导致经济产出变化的引导机制，这也是接下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首先是将利率变化和通胀变化，经济产出变化联系起来的泰勒定律。然后是央行的各种常用调控手段比如隔夜利率的调整，公开市场的买卖等。有了对财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解释就可以对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做出解释。比如我在上课时，正赶上哈珀政府推出增加政府支出的经济挽救计划和美国的QE3，老师经常拿复印的报纸文章对照课堂上正在讲解的内容。宏观经济学还有很重要的两个分支，国际贸易学和发展经济学。前者讲解固定汇率制和活动汇率制的区别及对应的经济政策, 初级课程简要介绍了Mundell-Fleming模型。老师讲这部分内容时经常说到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曾经引起我很不满。至于发展经济学，以后的文章我会细谈。
中级的宏观经济学课程在初级基础上进一步将内容深化，细化，并大量采用了微观经济学中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生产函数，索洛余值，帕累托最优等概念。我们用的斯蒂芬威廉森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重点是经济周期理论。我们用两个学期学完这本书的大部分。第一个学期重点是封闭经济的一时期模型和二时期模型。封闭的一时期模型的三个参与者是典型消费者，典型企业和政府。这个模型可以说明，完全的市场经济可以导致最佳的效率。利用这个模型，也可以很好解释二战后科技进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还可以解释所得税收入和税率之间的拉弗曲线。二时期模型引入储蓄和投资。消费者需要在当期和未来的消费之间取舍。这里引出宏观经济学重要的李嘉图等价定理，也就是说在一定假设下，无论政府什么时候收税，对消费者没有影响。在以前的文章中，我曾经引用过这条定理批评哈珀政府的税收政策。不过现在看起来，李嘉图等价定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这只不过是个理想情况。引入投资之后，跨期的封闭经济模型包括了劳动力市场和当前商品市场两个均衡，可以用这个模型分析政府投入，技术变化，天灾人祸等各种情况变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第二个学期进一步引入货币市场，并介绍几个重要的理性预期理论下的经济周期模型，包括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分割市场模型，凯恩斯协调失效模型。在此基础上介绍基于黏性工资和价格的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第一个重要的概念是解释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费雪关系式。第二个是所谓的货币中性（仅对长期），既货币供给水平的变化只造成价格成比例变化，不带来实际经济量的变化。第三，在跨期模型之下，泰勒定理存在无效性。我们在讲授这些模型的时候由于教材避免使用数学公式，力图通过图解的方式进行解释，虽然直观，但是也并不容易理解，因此学得吃力，忘得也很快。在货币市场之外，开放经济的跨时期模型进一步引入汇率市场，让模型更加完善。除了经济周期模型，威廉森这本教材还介绍了解释银行为什么会发生挤兑的戴蒙得-迪布维格银行模型，失业的搜寻模型，效率工资模型，弗里德曼卢卡斯意外模型和描述总体经济和通货膨胀正向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等内容。这些内容都是教得简单，学得糊涂，忘得飞快。
本科阶段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前半段围绕经济发展理论，费雪的跨期消费模型，资产定价模型。后半段讲授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就业匹配模型还有有关银行风险的CSV模型。不同于中级课程，这门课的讲授已经全部是数学公式。老师也不太注意解释理论和现实的联系。等到了研究生的宏观课，就完全和现实没有对照。那个时候我经常觉得学到的东西还没有初级中级课程的内容多。研究生宏观教材就叫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的入门，可见其重点。我们的任课老师有着学生杀手之称，不苟言笑，从头到尾抄公式，上得真正很辛苦。现在回想这门课，似乎什么都还给老师了，除了Octave软件的使用还有求解动态规划问题的贝曼方程，对数线性方法还有点印象。重翻那时的笔记，这门课主要讲授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理论，二是RBC模型及动态规划求解方法，三是新凯恩斯的黏性价格模型。这些理论是最近一二十年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要解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根源问题，已经远离普通人的兴趣。不过，从这些理论的发生，发展，还是可以看出不少有意思的事情。下一次，我来尝试缕出上面这些学到的内容的时间脉络，看看西方一流的学者们究竟如何为资本主义辩护的。

从2010年9月入学学习经济学，到现在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现在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即将完成，有点时间来反思一下这两年我都学到了什么，还有哪些想学没有学到，写下来和对经济学有兴趣的读者商讨。
我在中国时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很多人因此问我为什么选择学习经济学。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从小到大，我对社会科学的兴趣至少和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一样大。高中时文理分科，我不想放弃继续学习物理化学的机会选择了理科。然后我在成为工程师的道路上一走走了十多年。可是在工作中我发现，我想做的科研现实生活中限于各种条件没有实现的机会，我被迫要做我并不擅长也并没有真正学过的电子线路设计。接下来我公司的老板发现了我的文科特长，调我去做市场，去做技术支持，这条路又走了十多年。做市场工作给我的收获是，我发现其实没有多少老板真正懂得市场和销售的区别。相比创造真金白银收入的销售，即便所谓名校MBA毕业的人也不那么看重要花钱，有时候还是大把花钱的市场工作。于是我的兴趣又转向，到底是什么能促进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真正的进步？我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政策，因为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常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深知国家的每一项政策都对我们企业，我们行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在报纸上，网上又经常可以读到，所谓的市场经济应该是尽量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实践充分验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不得不说，这触动了我强烈的探索的欲望。我想知道政府到底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在国内曾经去北邮试过考电信经济学方向的博士，可是偏偏在电信经济学这一科没有通过。从那个时候起，我开玩笑和自己说，有朝一日，我要重写电信经济学的教材，这也是后来我学经济学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来到加拿大之后，亲身观察加拿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运作。这时候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我很想知道加拿大或者西方社会的哪些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又有哪些教训值得中国吸取。于是我的探索可以上到一个更高的程度，政治经济学的程度。有时候遇到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我会回答，我想探索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玩笑话，也是真心话。经济从来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中国在走社会主义，魁北克社会也是在走另外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应该也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形式。我想研究的就是从小到大自始至终的问题，理想社会到底应该如何实现？以我的工科背景，直接学习政治学还有点困难，需要很好数学背景的经济学就是我最好的选择，虽说这可不是一个好找工作的方向。回国的时候曾经有朋友说读我的文章看得出我的心很沉得下来。我要说这是移民带给我的收获之一。感谢魁北克给我提供了衣食无忧又可以继续学习的环境，让我得以去研究大多数人认为很虚的问题。
由于完全零基础学习经济学，我选择了从本科开始念起。虽说一入学就有老师说我浪费时间，可我现在看并不吃亏。除了本科阶段成绩比较高有利于自信心的取得，从更多的基础学习也有利于开拓我学习经济学的思路。言归正传，说说我这两年到底学了些什么。首先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本科的初级，中级，高级加上研究生的第一级全部学了一遍。在经济学的专门方向上，首先是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然后是发展经济学，金融经济学，产业组织学，还去试了试博弈论，行为经济学，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之类的。在我们系所开设的课程中，我完全没有接触的就只有劳动经济学一个方向。有一次我去查维基百科的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条目，感觉上这些大经济学家获奖的内容有一多半我已经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接触到了。
中国人有出世和入世的说法。我自己评价自己，成为不了一个好工程师的原因是我自己太入世，安不下心来做科研。同样，在两年多的经济学学习中，我也感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看到讲课的内容远离现实，或者研究的问题过于理论化，都难以调动起我的兴趣，甚至一度让我感到经济学研究也不过如此的想法。好在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出世的学问，虽然现在不少经济学者想把它变成物理学那样的出世的学问，但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研究是离不开时代的环境，离不开政治的配合。现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向松祚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几乎所有经济学原理之成立，皆需给定人的主观态度、心理预期和价值取向。”我认为这段话应该写到所有大学经济学教材的扉页。这也是我两年多经济学学习最大的体会。所有的教材，所有的老师，都在把经济学当成物理学来讲，却没有告诉我们，课本上，论文里这些理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适用的，前提和假设是什么？（大学阶段的物理学会讲模型的适用范围）上中级宏观的时候，我曾经问老师，为什么不把课本上左一个又一个的理论模型的背景介绍出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些理论到底属于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什么？老师点头却没有说什么。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一个念头，有时间的时候把我学过的经济学知识梳理一遍。这个系列文章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敬请关注。

环球邮报最近有文章报道发生在民主刚果最新的叛乱。一个叫M23的叛军组织最近占领了民主刚果东北北基伍省的首府Goma，不久之后又主动撤出。环球邮报的文章说，就在叛军占领的当天，六辆满载“冲突矿石”的卡车从Goma开往临近的卢旺达。所谓“冲突矿石”指的是当地特产的有色金属矿石，在高科技工业里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当地盛产的钶钽铁矿石提炼的材料就是手机和手提电脑硅片上的重要材料。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地战乱一直不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各方都要争夺这些重要的矿产资源。环邮这篇文章说得也是这个事情。文章说卢旺达政府正是M23组织的后台。那些矿石都是通过卢旺达再进入国际矿石市场。
为了了解发生在民主刚果的这场战事，笔者上网去找相关的资料，意外地有了不少的收获。收获之一，民主刚果实在是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不说引发战乱的铜，钴，金，钶钽铁矿石还有钻石资源，在这个国家下刚果省境内的印加（Inga）水电站，其理论发电能力是三峡水电站的两倍还要多。民主刚果拥有水量全球第二的刚果河。这条大河奔腾辗转1700多公里后，在距大西洋近在咫尺的地方陡然收紧，集中了整条河的精华，造就了世界第一的印加水电站，理论发电能力达4400万千瓦。如发电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印加水电站所发的电可以满足整个非洲乃至欧洲南部和亚洲西部国家的用电需求。但目前印加水电站实际发电能力仅为170万千瓦，而且输出线路非常落后。收获之二，民主刚果是反殖年代的非洲英雄卢蒙巴的祖国。帕特里斯•卢蒙巴（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民主刚果的缔造者之一。1960年6月23日，他当选为独立后的民主刚果首任总理。可是就在独立之初，遭遇原宗主国比利时支持下的南方省份叛乱。处在美苏争霸格局之下的1960年代，手里没有掌握独立可靠的军队，缺乏经验的卢蒙巴叠遭政变，背叛，最后被叛军抓住处死。他的学生，当时的总参谋长，后来长期统治扎伊尔（今天的民主刚果）的蒙博托就是背叛他的人之一。卢蒙巴遇害之后，中国政府曾在北京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游行抗议他的遇害，并断绝与刚果（金）的外交关系。1961年2月位于苏联莫斯科的人民友谊大学被正式更名为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1961年3月，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宣布卢蒙巴为非洲英雄。
如今距离卢蒙巴被害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是这个拥有充足自然资源的非洲第三大国仍然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她的人民至今还在饱受战火涂炭，她的资源被邻国瓜分。这是为什么？环球邮报的文章最后描述民主刚果国内贪腐的严重。文章说，在这个国家，每一场战争都被看成一场生意。一次战斗之后总是会有军官又买新房。事实上，从事矿石走私的，不仅是叛乱分子，还有很多就是这个国家自己的官员，军官。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官员贪污成风，人民流离失所，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很难避免。结党营私的政客，自私自利的军阀，里通外国的买办，哪个国家也少不了。中国近代史上也曾经长时间处在这样的局面下。幸运的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的领导下，凭借一大批仁人志士的舍己为公，终于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走出了那样的困境。而对民主刚果这样的非洲国家来说，他们还要经历更多的困难。
卢蒙巴时代的民主刚果曾经酝酿和恩克鲁玛的加纳成立统一的联合国家。那个年代的人们，从不缺乏创造新时代的激情，可惜历史没有给他们更好的机会。随着中国的崛起，黑非洲人民也会迎来新的机会。
多年以前，一位想竞选魁省议员的女士告诉我，“你们中国人在非洲真得做得很出色，祝贺你们。”这位女士曾经在非洲从事扶贫工作十多年，她用亲身的体验看到了中国崛起给非洲带来的机会。也是因为查找民主刚果的资料，笔者访问了中国驻民主刚果使馆的网站和加拿大驻民主刚果使馆网站。中国使馆的网站满是中国对民主刚果的经贸合作介绍，前面的印加水电站资料也是在那里看到。中国为民主刚果首都金沙萨修建了新的医院，邮电中心，为民主刚果修建新的公路，中国还在这个国家派有维和部队，中国的商人开始越来越多出现在民主刚果。记得还在上次民主刚果内战之际，笔者一个同学本来要被派到民主刚果负责当地的电信合作，可是因为战乱终止了，现在战乱稍一平息，中国的电信厂商又来到了这个国家。相比中国使馆网站，加拿大政府的使馆网站简单得多，除了提醒公民不要前往这个国家，就是一些签证信息，在经贸合作领域都是空空的。实际上，加拿大在民主刚果和刚果两个国家是共用一个使馆。
民主刚果，对于加拿大这样的西方国家来说，是差不多被遗忘的角落，除了那里的矿石。而对中国来说，是片充满希望的市场，尽管还满布风险。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在非洲大陆上体现得特别清楚。

一天前，为赶写毕业论文忙得昏天昏地的笔者还是被一条加拿大新闻吸引。这条新闻正好为这周的专栏文章提供了素材。
新闻说的是47岁加拿大央行行长Marc Carney辞职要去英国当央行行长。Marc Carney被认为对加拿大经济经受住金融海啸的冲击作用很大。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要另谋高就，加拿大人当然深有感触。能找到的Marc Carney介绍说他出生于加拿大西北特区的Fort Smith，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校长。在他六岁时，全家又搬迁到阿尔伯塔。他的父亲成为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教授。Carney 1988年从哈佛经济系本科毕业，又转去英国牛津并先后在1993年和1995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转入公职之前，曾经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十三年之久。真正叫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位天才的离加而去，而是他去英国央行工作的动机。除了事业上更大荣誉，毕竟大英帝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比加拿大央行行长更有地位。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认可货币战争的理论，他去英国央行工作等于从加拿大军队总司令的角色转成了英国军队总司令。据说英国央行此前曾经长期向全世界征求行长的人选，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中国央行的周小川有机会到英国担任同样的角色。维基百科上关于Marc Carney的条目透露他有一位英国太太，是他在牛津时的同学，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太太要回娘家，这是不是也是吸引Carney去英国的一个理由呢？CBC新闻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也说Carney在英国有着广泛的人脉，足够胜任在英国的工作。新闻里说他的太太是英加双重国籍。在担任央行行长之后，Marc Carney也将被授予英国国籍。不过他需要通过一项考试，证明他对英国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
我在想，英国人把这样一份关系如此重大的工作交给一个外国人，有没有考虑到他同样也是向英女王宣过誓的人呢？这两天有听电台广播讨论哈珀政府是不是在提倡加拿大人忠于英国王室这方面走得太远。感觉好像阿尔伯塔那边加拿大西边的人对大英帝国的东西更有感情，更希望加拿大和英国这个昔日的宗主国走得更近。曾经看过几部反映加拿大在一战中的电影，比如去年那部战马，还有Passchendaele战役。电影中那些积极参军的人民也都是大草原地区的人们。上周的文章我不是还写到，加拿大人在一战之后还为英国人去俄罗斯远东干涉十月革命，加拿大出人，英国人出钱出枪。去年夏天，笔者曾经旁听过一次加拿大政治的课。一开始老师就告诉同学，“你们认为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政治体系中真的只是有象征意义吗？不，你们错了。”
据说魁北克人不少并不喜欢大英帝国，尤其是他们的皇家人物。毕竟这里是法国人后代的地盘。即便魁北克人自认是法国人的弃儿，可是历经四百年，他们对法国这个昔日宗主国的感情依然还在。君不见魁北克的省旗至今还带有法国王室标志的百合花，用的也是法国王室标志的蓝色。君不见50年前戴高乐在蒙特利尔一句自由魁北克万岁可以令无数魁北克人热血沸腾。
说来说去，加拿大还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没有足够长的历史凝聚人民，和昔日的宗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最大人口的英法两族都是这样，更何况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各个国家的新移民了。虽然生活中很多加拿大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加拿大人，他们对他们的欧洲祖先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可是内心深处一定还是有不少割舍不下的东西吧。几年以前，哈珀政府把加拿大海军重新改回叫加拿大皇家海军，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结的体现呢？
说句题外话，魁北克学生爱闹学潮也是和他们的法国亲戚异曲同工。新上台的魁人党政府已经答应不涨学费，可是学生们竟然变本加厉，再次上街要求大学教育免费。在我看来，这种诉求，理想可嘉，但是在现实中注定要碰壁。魁北克学生的浪漫，有多少来着他们的法国文化传统呢？

司马南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许多观点不仅不被时下很受宠的许多反政府人士所接受，经常受到咒骂，即便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主管部门，对他也不是很放心。他的博客，微博时不时被屏蔽。在当前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司马南选择了到美国观察美国大选，还跑到了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反华的美国之音电视台去参加讨论节目。这段节目的视频在网上一放出来就引起了支持双方人士的激烈讨论（许多是谩骂）。在我看来，司马先生勇气可嘉，而且这也是一个观察持不同政见人士见解的好机会。
司马南这次的辩论对手一共四人，包括VOA电视台主持人宁馨，VOA中文部主任龚晓夏，著名民运人士杨建利和胡平。辩论中司马南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改变，他的对手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一党专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必须改变。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能在理论上认真辩论一下，未尝不是好事。更何况参与辩论的五个人至少有三个人都是美国名校的文科博士，杨建利更是政治经济学博士兼数学博士。司马南自己也是一直以能言善辩著称。虽然如此，这场辩论远谈不上是一场好辩论。
我不想说后来被许多人诟病的互相抢话的问题，我也不想预设立场，我只想从辩论本身是否是一场好辩论来讨论。首先，我认为双方的基本观点在辩论中都清楚表达，司马南和胡平在最后的总结尤其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承认不承认中国当前的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第二，如何阐述及支持自己的观点上，双方限于时间表达的都不是很仔细。不过杨建利在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司马南总是将民主和社会动乱联系起来，总是认为普世的民主不立刻适用于中国，这是他强烈不认同的。我想这也正是双方分歧的根本。没有一方否认民主是中国的方向，分歧的是如何实现民主，以及怎样实现民主。这其实是这场辩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能让五位大学者充分发挥的地方，可惜在节目中讨论并不充分。第三，互相攻击对手的部分，四位民运人士对司马南的攻击超过了司马南对对手的攻击。首先是他们借司马南在国内微博被封嘲笑他也是中国言论不自由的牺牲品，指责他也不能参加中国的党代表选举。接着，杨建利又指责司马南认为共产党可以代表人民利益为不合逻辑。然后他们又攻击司马南对薄熙来的支持和对重庆模式的支持。可以看得出，司马南有时候说话不得不很小心，有些事情他自己恐怕也不好解释。不过，这些指责没有驳倒司马南，因为这些事情和根本政治制度的辩论其实无关。反倒是杨建利指责司马南的陈述没有逻辑那一段让我看不出这位数学博士的逻辑。本来是胡平先说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不可以代表全体人民，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司马南不同意这个观点，强调中国人民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可以一致。就在这个时候杨博士开始说司马南没有逻辑。西方的制度能否用到中国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因为西方的制度不合中国，就说司马南没有逻辑，似乎不太合适。对手在指责司马南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认为不可的问题就是以点概面。比如如何看待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国过去十年来的经济成就，能不能因为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就全面否定。胡平和宁馨都说，过去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建立在不公不义的基础上。我看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要首先解决个方法论的问题，然后辩论才有基础。看待一个人，一件事，到底是好是坏，不应该仅凭一个侧面就判断全局，不应先入为主地判断是非，而应该历史的，全局的去看待。在辩论的最后，龚晓夏举例说很多中国高官都在想把家人送出国，杨建利更念了一段顺口溜。在我看来，作为一场高水平的辩论，以没有证据的个人体验和明显玩世不恭的顺口溜来作为论据，在技巧上是有问题的。再比如，辩论开始时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的，这也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这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大课题。对司马南的指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喜欢代表中国人民，甚至代表世界人民。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讲话技巧的问题，也因为自以为可以代表更多人的人是因为他自觉处在一种道德优势。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其实无关辩论的根本。对司马南的这一点指责无损他的观点成立与否。
胡平先生在辩论的最后感伤地提到自己被作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敌对势力没有办法回到中国，没有办法在中国和平地提出自己的政见。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国家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这让我想起本地著名侨领李光华先生上个星期在本地一份中文报纸发表的纪念韩素音女士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那一代老华侨对祖国的热爱。韩素音本是中西混血儿，却把中国当成她的灵魂。他的第一任丈夫在国共内战中死去，可这没有改变她对新中国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她学贯中西，英语的运用能力举世公认，可这没有让她像她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敌视共产党和新中国。有时候，我经常想，老华侨们为什么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往往更加认同？这个问题或许留给司马南的反对者去想想更好。

又到一年一度的书展，又可以徜徉在图书和读书人的海洋里，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是只能一个人去逛书展。在蒙特利尔，法语好的华人朋友比比皆是，以往为什么看不到其他朋友关于书展的文章呢？
其实以笔者的法语程度，远不能自由地阅读书展上的各种图书。我愿意去看书展，更加是为了体验那种作者读者自由交流的氛围，体验魁北克人对读书的热爱。这种热爱你可以从买票入场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可以从排长队等候作者签名的大小读者，从满场的孩子们兴奋而又带着求知渴望的表情，轻易地感受到。蒙特利尔书展不仅是为成年人而设，更一直是小朋友的乐园，几乎一半的图书都是青少年读物。从小教育孩子读书，这是魁北克一个多么好的传统呀。我有时也会注意到那年龄各异的等待给读者签名的男女作者，他们中有些人还好年轻。无一例外他们在和读者交流时都是那么客气，他们的面庞洋溢读书人特有的气质。一个写作者受到充分尊敬的社会，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社会呀。
我的法语阅读水平仅属中等，读书的兴趣在这里又属于小众，虽然是来书展打酱油，但也不妨碍我在这里记录下一些让我感兴趣的图书和大家分享。
“从维多利亚到海参崴”，这是第一本引起我兴趣的书，一本有关加拿大干涉军在苏联远东和红军作战历史的书。1919年4月，包括女兵在内的4200多加拿大军人在海参崴加入苏联内战，支持高尔察克进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段历史以往很少被人提起，至今维基百科上俄国内战的条目并没有提到加拿大也在干涉军之列。作者Benjamin Isitt来自卑诗省维多利亚市，是一名历史学博士，他也认为这不是加拿大历史光彩的一页。我努力试图在他的书中查到加拿大军队的损失情况，但没有结果。倒是书上的许多插图里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的形象。至少在那个时候，海参崴还有很多中国人活动。作者在书中探讨加拿大国内的工人运动和这场战争的互动，他提到加拿大干涉军的主要经费甚至是英国政府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感兴趣。
“红线，写给被魁北克人收养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妈妈”，摆在一家出版社的魁北克文学之列。这本书记录了收养中国孩子的魁北克养父母和孩子在中国的生物学父母之间温情的互动。以往同国内的朋友谈这边养父母支持孩子学中文，甚至支持孩子回国寻亲的事情，很多国内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这种境界。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今年的书展，我一个目标就是找莫言的书，结果还真在一家法国出版社的展台找到。印象中除了丰乳肥臀，酒国，天堂蒜薹之歌还有几本我对不上中文名字的。在书的封面上出版商写上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字样。莫言的书进入书展，不再是那些伤痕文学家，这让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外能真正看懂这样的书。
说到伤痕文学，在美国的裘小龙应该算一个，他的几本书在书展里也找得到。裘小龙是上海人，1989年后留在美国念了一个比较文学博士，有不少作品都在中美两国出版。不过看他的个人介绍还是不能不提文革，我就不是很欣赏。什么时候当代华文作家可以不用说共产党的坏话可以写出受西方欢迎的作品，那个时候中国的软实力就强大了。
说起软实力，还不得不佩服达赖喇嘛。不仅他的传记大行其道，还有西方作者在自己的小说里配合主动配合他那一套说法。Eliot Pattison，美国律师和作家，他的Inspector Shan系列就以西藏为背景，当然你不要指望他为中国说什么好话。
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西方作家开始以中国为背景写作也是客观事实。Eric-Emmanuel Schmitt，作品最多人阅读的当代法国作家之一，他的2012年新书是围绕一个叫Ming的中国女性。最初知道这个作家的作品，还是几年前那部电影，Odette Toulemonde。
其他一些我感兴趣的书和作者包括：
李安执导的最新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Yann Martel的新书“Beatrice et Virgil”。Yann Martel父母都是魁北克人，他自己据说是近年来加拿大最成功的作家。
印第安阿贡岗人老酋长出书记录印第安人在过去几十年的不幸遭遇，他的书名叫“我们这些幸存者”。
我看到的最滑稽的封面，一群女性在金正日之后狂追，书名是“独裁者的女人们”。
Anne Perry，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据说自己最后也成了杀人嫌犯。
Gaston Leroux，剧院魅影的作者，此前我还真的不知道。

10月30日那天下午笔者参加了国际贸易部长Edward Fast有关加中促进投资和保护协定FIPA进行说明的电话会议。在此之前，笔者本来对这个协议一无所知。在会议上听到许多记者问起这个协议到底对加拿大还是对中国更有好处，也听到Fast部长问联邦反对党NDP为什么要反对这样一个协议。
在网上查对华FIPA知道这是哈珀总理和中国胡锦涛主席在刚刚举行的APEC达成的协议。虽然这不是中加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这个协议还是对中加之间的贸易有很大的好处。身为华人，似乎没有理由反对这个协议。但是听到Fast部长说，虽然这个协议铁定可以通过，但是还是反对党NDP的全力阻击。加拿大的媒体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协议的讨论也很多，其中不乏反对的声音。
在解释为什么要同中国签署这个协议，以及这个协议是不是对中国帮助更大的时候，Fast部长说，中加之间现在存在投资的不平衡，加拿大在华投资总额45亿，而中国在加拿大投资总额有110亿加元。在这样的情况下，FIPA的签署显然是个双赢的选择。另外，在此之前加拿大已经有了24个类似的协议，Fast部长质问，为什么加拿大就不能同中国签署一个？
MARGARET WENTE 在环球邮报最新专栏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中国人现在是加拿大人眼中的坏家伙。他们越资本主义化，他们就越会被妖魔化为共产主义者。NDP要反对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保守党。”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作为一个偏向劳工和社会底层，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政党，联邦新民主党，我一向对他们充满好感。可是这一次他们的表现却让我怀疑他们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是为了加拿大的前途，还是为了自身政党的选举前途？反过来，挑在协议铁定通过前一天特别面对华文媒体举行这样的电话会议，利用这个时机，让华人社会对反对党心生不满。联邦保守党这么做是不是也有私利在里面呢？记得联邦保守党在阿尔伯塔省有一个铁杆反华议员。我不知道这一次这位议员是否会投票支持对华FIPA。曾经激烈攻击中国的保守党人乐于推动这样的协议。一贯以进步形象示人的新民主党人却全力反对。我真的觉得，右派和左派，有时候是一样的。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志武在微博上说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对华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时候，保守的右派更加现实，更会妥协，理想的左派却经常囿于意识形态，更加教条。行文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看到奥巴马赢得选举胜利。未来的四年，我们有机会看到美国到底会向“社会主义”走多远。
言归正传，仔细看过网上反对同中国签署FIPA的意见。这些人最担心的是中国人今后可以更方便地投资加拿大，遇到问题还可以随时起诉加拿大各级政府。反过来，因为法制不彰，加拿大公司在中国会受到更多限制。这正是有传媒问Fast部长，对华FIPA协议会对中国更有利的背后理由。在我看来，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既高估了中国，又低估了加拿大。其实，对华FIPA协议是一份对等的协议。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投资要受到中国法律制约，中国企业到加拿大来同样要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相比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做的到的中国，到底是中国还是加拿大更加受到FIPA限制，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NDP看来，在许多加拿大记者看来，在不少教授学者看来，可能不那么清楚。这又是为什么？我只能说，他们太不了解中国。
渥太华国际贸易和投资咨询顾问Laura Dawson在31日Gazette报上一篇文章里开篇就说，“还记得1994年加拿大人怎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吗? 这么多年了，围绕在外资投资保护协议FIPA上的歇斯底里一直都没有改变。”当时许多人蛊惑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等于让加拿大向美国敞开大门，让美国人来夺走加拿大的医疗保障，教育甚至淡水资源。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加拿大人又失去了什么呢？
Laura Dawson在文章中称赞中国自从1999年加入WTO以来在遵守国际贸易协定方面的进步。在加拿大的传统贸易伙伴没有办法满足加拿大需要的投资，也没有办法满足加拿大产品出口的需求，那么为了加拿大的下一代，为加拿大寻找一个新兴市场有什么错呢？与其轻易地拒绝中国，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可以让双方交流的机制呢？
我不相信联邦新民主党里面没有能明白这些道理的领导人。只不过，大概他们现在不想明白这些道理，因为这对他们现在没有好处。今天看到新闻说，中海油投资加拿大石油公司Nexon的事情又要推迟一个月表决。我真的担心，政党利益高过国家利益会今后成为制约加拿大发展的一个瓶颈。

星期天一早在Tim Horton买热巧克力饮料喝的时候，一位乞讨者上来问谁能帮他买杯咖啡。站在我前面的男子直接拒绝了，乞讨者跳过我直接问我身后的人。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非常慈祥的声音，“别担心，我来帮你，你还可以要个donut圈。”过一会我注意到这是一位从里向外透着善意的老太太。在那一刻，我突然很有点感触。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像这位老人家一样愿意这样帮助一位乞讨者。我在想，有多少加拿大人是和这位老人家一样的？
这些天在网上看2007年日本NHK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为了纪念中日建交35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派遣演员关口知宏一行十数人沿中国铁路线旅行，沿途同普通中国民众展开交流。春天的旅行从拉萨开始，直到西安。秋天再从西安开始直到新疆喀什。关口的线路规划经过精心设计，春秋的线路各自可以用一笔画完，绝不重复。整个旅行历程36000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看惯了BBC拍摄的美丽中国，NHK拍摄的“中国铁道大纪行”在画面上并不那么出色。但我们却一定可以说，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纪录片。感动我们的正是素昧平生的人们之间平实而又友好的交流，那种不受国籍限制的交流，是蕴藏在中国人民深处的热情，淳朴和善良。在旅行中关口和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交谈，走访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是那么友善，许多陌生的中国人给他送来食物，送上礼物，热心给他讲解中国的文化。据说这部片子在日本播出后，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我相信，看过这部片子的日本人一定会对中国心生好感。而看过这部片子的中国人，一定会产生一种由衷的骄傲，为勤劳，质朴，热情的中国人民骄傲。
生长在人民中国的我们，对于人民这个词一点也不陌生。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人民的意义吗？到底什么是人民，其实这是困惑我好久的一个问题。小的时候，人民是教科书中的人民，老师总是说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长大后，人民的印象更多来自日常生活的感知，是那些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争先恐后的旅客，是那些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多花钱的商人，是那些报纸上屡见不鲜的不幸的人们，是微博上不动脑筋的跟风者，也可能是身边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们。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形容词不再都是那些美好的词汇，可能还要加上狡黠，加上粗鲁，或者加上愚昧，贪婪等等。这么多年来，这两个人民的意义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似乎只有在抽象的场合下，人民才重新变成教科书上的那种，而在具体的生活中，人民又经常失去了那些美好的意义。
一直到看到NHK的这部纪录片，让我突然重新找回了心中的那个人民。关口知宏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他那么友好，那么亲切。在他们面前，你不用再总是刻意提防什么，因为他们似乎就是你的亲人。有时候我也在想，中国人是不是只对外国人那么好，是不是因为有摄像机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一切一直都这样，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想着想着，我似乎能明白一点。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多面性，在外人面前，面对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善似乎更容易散发出来。而在和自己一样的人面前，在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人们面前，自私的一面，媚俗的一面可能更多显露。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一个好的社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善良的人，正如同我们在加拿大所看到的。如果多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的人民。我想Tim Horton那位老人家一定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里有机会同世界各地的人们打交道。我有时会问自己，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到底有哪些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没有深入的了解，很难能做出像样的回答。只有从千百万人，千百年来，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那种行为意识，那种思想着手，才是可行的方向。
人民是抽象的，一个词可以代表无数人。人民又是具体的，是千千万万个体的组合。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人民还是抽象的。是千百万人在历史长河中共性的代表。一国人民的属性，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琢磨。

网上关于中国式过马路习惯的讨论最近很热烈。我看到有文章说交通部门设置的绿灯通行时间太短，导致了中国很多人过马路时不愿意遵守绿灯通行的规定。这篇文章让我想起那次我在上海和同学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辩论。
我的观点是既然是规则，制订了就该遵守。同学的意见是，规则虽然是规则，有时候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不遵守也不要紧。这样的情况比如开车在没有很多车的路上换道似乎就不用再打转向灯了。我并非事事很刻板的人，自己也不敢保证永远在遵守各项规定，我可以认可同学的看法，但我担心的是，如果凡事总可以找到借口不遵守规定，特别是很多借口并非那么难找，违反规定又不会受到惩罚，那么规定还有人遵守吗？
在我看来，中国的许多问题，无论大小，都出在两点上，第一，总有变通的办法绕开规章制度。第二，违反规章制度的人不仅得不到惩罚，现实生活中还是这样的人得到更多利益。就拿中国内地的工商注册来说，政府为各类工商注册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说你要注册一家可以开广告发票的公司，你必须注册资金满足100万人民币以上，你要有一定面积的办公场所，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还有，如果你需要申请可以开办跨省业务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公司，你的注册资金要满足1000万人民币以上。我前面的文章论述中国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你看，在限制公司注册的条件上，就可以看出来。无论在香港，还是加拿大，公民注册任何经营内容的公司都没有这种注册资本的限制。好了，假设我们说，政府有理由设置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再看执行的情况又如何呢？政府规定，虚报注册资本属于违法行为。但恰恰现实生活中，我身边许多人注册公司的时候都是找人垫的资。往往出面垫资的是一些专门做这生意的人。每家工商局门口都有一大堆发名片的人号称可以包揽各种工商注册业务。更有甚者，我们那天去深圳某工商所的时候，门口的保安直接告诉我，他里面有人，可以帮我们加速办理，还立刻给我们打起电话，做起中介来。后来那个所谓里面的人还真给我们联系过，他的收费标准是注册一家100万注册资本的公司，不垫资收费5000，如果需要垫资收费1万左右。所谓垫资，就是他们借给你100万去注册，注册验资成功后立刻从你们账上把这笔钱转出去。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按照中国内地的会计规则，没有合同的大笔转账是要一直挂在账上的，而且银行在进行操作时往往也有限制。但事实就是，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畅通无阻。我不知道中国内地有多少家公司的注册资金经得起真实的考验，就像经常有人说，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到底有多少是廉洁的一样。
我不想去弄虚作假，但我为此就要遭受很多生意上的损失，更不用说机会成本的丧失。我有时候和朋友们抱怨这些事情，经常为此看到朋友们很不理解的微笑。我经常想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人大概是不是最好还是留在加拿大好了。和加拿大的政府对比起来，中国政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发展上，用在了招商引资，大兴土木上。在我看来，很多只要稍微认真起来都能做好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去做，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做。我们的同胞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在了如何规避规则上，而不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去寻求改变。在大兴儒学的今天，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传统中这些不够现代化的一面怎么去克服？
小时候看上海出的儿童时代杂志上，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所小学两个少先队的中队长，一个头脑灵活，一个为为人实在。冬天要来了，他们要带领同学为教室的房顶隔层填上稻草。灵活的孩子带着同学随便铺铺就干完了。实在的孩子则用了差不多多两倍的时间才做完同样的工作。到了冬天，两间教室的冷暖程度自然可想而知。结果孩子们为此受到教育，知道应该如何做人和做事。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会怎样呢？上中学的时候，记得有篇作文题目是评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今天的人们会怎样做这篇文章呢？

BIXI公共自行车系统令蒙特利尔人引以为荣，不仅是BIXI已经成为蒙特利尔旅游的一个标志，而且包括伦敦，纽约，芝加哥等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城市都已经或将会部署BIXI。正因为此，当我第一次在蒙特利尔的报纸上看到杭州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时就动起了比较之心。
BIXI刚引入的时候，我误以为首半个小时不用付钱，因此兴冲冲骑了几次。当时的感觉是车体有点大了，变速系统很好用。后来我看到信用卡账单，认识到用一次这个车比买地铁票还要贵。这成了至今我不能理解蒙特利尔人的一件事，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用BIXI，而不是去搭公车？在我看来，要不他们不在乎钱，要不他们太热爱自行车。
中国的公共自行车，我一次也没有机会用。我倒是仔细研究过杭州和深圳蛇口的系统，蛇口的那个系统是既找不到价格标准，也找不到联系电话。杭州的系统好像有提到用市民卡可以借车，但是市民卡办理的地方并不那么方便找到。
这次回中国，我看到江浙的好多城市都引入了公共自行车系统。我还了解到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常州永安，杭州金通，上海永久等多家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提供商，全国已经有61个城市引入了公共自行车系统。可是，这看似空前繁荣又不乏竞争的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却突然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一切都来自和BIXI系统的对比。BIXI在Montreal由一家市政府控制的名叫PBSC的公司负责。自从2009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BIXI至今还没有实现盈亏平衡。第一年的亏损是630万加元，第二年是690万，而2011年的亏损情况至今还没有公布，有估计是350万加元。为了维持BIXI运营，Montreal市政府已经为这家公司贷款1.08亿加元。为了偿还债务，BIXI最能盈利的海外系统销售业务还可能被剥离并出售。时至今日，关于BIXI财务情况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虽然蒙特利尔市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BIXI系统在使用率，海外营销上非常成功，也有不少人赞同政府为BIXI长期提供补助来维持运营的做法，但是关于BIXI是否该由纳税人的钱长期补助，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多伦多和渥太华，BIXI系统目前也是依靠政府补贴在运行。
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财务情况的任何报道。天涯上有一篇有关上海闵行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文章提到当地政府向公共自行车系统提供商上海永久的5年租金达到7800多万人民币，另外还要支付员工费用。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收入一是租车的费用，这通常很低。另一就是广告收入。当然最早开展公共自行车服务的杭州也像Montreal一样，通过出售整套系统获得收入。
乍看起来，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和BIXI的运营模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正是一些细节在注释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第一是政府的角色。BIXI在加拿大，尽管政府也在补贴，但是总的目标是补贴越少越好。在中国，似乎政府并不在意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收入，公共自行车系统对政府而言是一种福利，一个政绩。我在网上可以看到杭州，武汉等地公共自行车系统车辆坏损率很高，用户数也在减少的文章。在中国一个切身感受就是很少公共自行车的租用点会出现Montreal那样找不到车租的情况，广告情况也并不理想。在Montreal，游客是公共自行车系统一大客户源，但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根本不在乎这部分市场需求。我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到底如何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第一堂经济课上老师就说他反对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是现实生活中，类似公共自行车这样的东西，政府不介入又根本发展不起来，完全希望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北京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很不顺利就是个例子。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介入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想应该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中国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太深。程度之深已经令市场竞争变异。政府关系成了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而不再是产品和服务。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跟着政府走，跟着政策走而不是市场走，因为这个市场是政府决定的。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来说，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不靠创新，不靠做好产品，做好品牌去寻求发展的时候，当我们企业的销售额，利润全部来自政府的投入（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时，我们凭什么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第三点和前面两点也是相关的。在中国，政府的钱怎么花的这个问题通常还极度缺乏透明度。没有了透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失灵了。
公共自行车系统196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在中国的杭州。在北美BIXI差不多是唯一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商，但中国能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已经不止三家。可是，有了最大的市场，看似充分竞争的厂家，为什么BIXI能够卖到纽约，卖到伦敦，而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走不出国门？问题很简单吗？不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