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星期天一早在Tim Horton买热巧克力饮料喝的时候，一位乞讨者上来问谁能帮他买杯咖啡。站在我前面的男子直接拒绝了，乞讨者跳过我直接问我身后的人。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非常慈祥的声音，“别担心，我来帮你，你还可以要个donut圈。”过一会我注意到这是一位从里向外透着善意的老太太。在那一刻，我突然很有点感触。我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像这位老人家一样愿意这样帮助一位乞讨者。我在想，有多少加拿大人是和这位老人家一样的？
这些天在网上看2007年日本NHK拍摄的系列纪录片“中国铁道大纪行”。为了纪念中日建交35周年，日本NHK电视台派遣演员关口知宏一行十数人沿中国铁路线旅行，沿途同普通中国民众展开交流。春天的旅行从拉萨开始，直到西安。秋天再从西安开始直到新疆喀什。关口的线路规划经过精心设计，春秋的线路各自可以用一笔画完，绝不重复。整个旅行历程36000公里，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大陆。看惯了BBC拍摄的美丽中国，NHK拍摄的“中国铁道大纪行”在画面上并不那么出色。但我们却一定可以说，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纪录片。感动我们的正是素昧平生的人们之间平实而又友好的交流，那种不受国籍限制的交流，是蕴藏在中国人民深处的热情，淳朴和善良。在旅行中关口和火车上遇到的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交谈，走访一个又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是那么友善，许多陌生的中国人给他送来食物，送上礼物，热心给他讲解中国的文化。据说这部片子在日本播出后，受到了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我相信，看过这部片子的日本人一定会对中国心生好感。而看过这部片子的中国人，一定会产生一种由衷的骄傲，为勤劳，质朴，热情的中国人民骄傲。
生长在人民中国的我们，对于人民这个词一点也不陌生。可是我们真的了解人民的意义吗？到底什么是人民，其实这是困惑我好久的一个问题。小的时候，人民是教科书中的人民，老师总是说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长大后，人民的印象更多来自日常生活的感知，是那些在各种交通工具上争先恐后的旅客，是那些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多花钱的商人，是那些报纸上屡见不鲜的不幸的人们，是微博上不动脑筋的跟风者，也可能是身边那些打工仔打工妹们。用在他们身上的那些形容词不再都是那些美好的词汇，可能还要加上狡黠，加上粗鲁，或者加上愚昧，贪婪等等。这么多年来，这两个人民的意义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去，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似乎只有在抽象的场合下，人民才重新变成教科书上的那种，而在具体的生活中，人民又经常失去了那些美好的意义。
一直到看到NHK的这部纪录片，让我突然重新找回了心中的那个人民。关口知宏所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他那么友好，那么亲切。在他们面前，你不用再总是刻意提防什么，因为他们似乎就是你的亲人。有时候我也在想，中国人是不是只对外国人那么好，是不是因为有摄像机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如果这一切一直都这样，这个世界该有多么美好。想着想着，我似乎能明白一点。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着多面性，在外人面前，面对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普通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善似乎更容易散发出来。而在和自己一样的人面前，在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利害关系的人们面前，自私的一面，媚俗的一面可能更多显露。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一个好的社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善良的人，正如同我们在加拿大所看到的。如果多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加拿大人民是怎样的人民。我想Tim Horton那位老人家一定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里有机会同世界各地的人们打交道。我有时会问自己，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到底有哪些不同？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答案。没有深入的了解，很难能做出像样的回答。只有从千百万人，千百年来，从内心深处散发出来的那种行为意识，那种思想着手，才是可行的方向。
人民是抽象的，一个词可以代表无数人。人民又是具体的，是千千万万个体的组合。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人民还是抽象的。是千百万人在历史长河中共性的代表。一国人民的属性，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琢磨。

网上关于中国式过马路习惯的讨论最近很热烈。我看到有文章说交通部门设置的绿灯通行时间太短，导致了中国很多人过马路时不愿意遵守绿灯通行的规定。这篇文章让我想起那次我在上海和同学关于遵守交通规则的辩论。
我的观点是既然是规则，制订了就该遵守。同学的意见是，规则虽然是规则，有时候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不遵守也不要紧。这样的情况比如开车在没有很多车的路上换道似乎就不用再打转向灯了。我并非事事很刻板的人，自己也不敢保证永远在遵守各项规定，我可以认可同学的看法，但我担心的是，如果凡事总可以找到借口不遵守规定，特别是很多借口并非那么难找，违反规定又不会受到惩罚，那么规定还有人遵守吗？
在我看来，中国的许多问题，无论大小，都出在两点上，第一，总有变通的办法绕开规章制度。第二，违反规章制度的人不仅得不到惩罚，现实生活中还是这样的人得到更多利益。就拿中国内地的工商注册来说，政府为各类工商注册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条件。比如说你要注册一家可以开广告发票的公司，你必须注册资金满足100万人民币以上，你要有一定面积的办公场所，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还有，如果你需要申请可以开办跨省业务的互联网增值业务公司，你的注册资金要满足1000万人民币以上。我前面的文章论述中国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你看，在限制公司注册的条件上，就可以看出来。无论在香港，还是加拿大，公民注册任何经营内容的公司都没有这种注册资本的限制。好了，假设我们说，政府有理由设置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再看执行的情况又如何呢？政府规定，虚报注册资本属于违法行为。但恰恰现实生活中，我身边许多人注册公司的时候都是找人垫的资。往往出面垫资的是一些专门做这生意的人。每家工商局门口都有一大堆发名片的人号称可以包揽各种工商注册业务。更有甚者，我们那天去深圳某工商所的时候，门口的保安直接告诉我，他里面有人，可以帮我们加速办理，还立刻给我们打起电话，做起中介来。后来那个所谓里面的人还真给我们联系过，他的收费标准是注册一家100万注册资本的公司，不垫资收费5000，如果需要垫资收费1万左右。所谓垫资，就是他们借给你100万去注册，注册验资成功后立刻从你们账上把这笔钱转出去。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按照中国内地的会计规则，没有合同的大笔转账是要一直挂在账上的，而且银行在进行操作时往往也有限制。但事实就是，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畅通无阻。我不知道中国内地有多少家公司的注册资金经得起真实的考验，就像经常有人说，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到底有多少是廉洁的一样。
我不想去弄虚作假，但我为此就要遭受很多生意上的损失，更不用说机会成本的丧失。我有时候和朋友们抱怨这些事情，经常为此看到朋友们很不理解的微笑。我经常想像我这样不合时宜的人大概是不是最好还是留在加拿大好了。和加拿大的政府对比起来，中国政府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发展上，用在了招商引资，大兴土木上。在我看来，很多只要稍微认真起来都能做好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去做，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做。我们的同胞把太多的聪明才智用在了如何规避规则上，而不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去寻求改变。在大兴儒学的今天，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传统中这些不够现代化的一面怎么去克服？
小时候看上海出的儿童时代杂志上，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所小学两个少先队的中队长，一个头脑灵活，一个为为人实在。冬天要来了，他们要带领同学为教室的房顶隔层填上稻草。灵活的孩子带着同学随便铺铺就干完了。实在的孩子则用了差不多多两倍的时间才做完同样的工作。到了冬天，两间教室的冷暖程度自然可想而知。结果孩子们为此受到教育，知道应该如何做人和做事。这样的故事放在今天，会怎样呢？上中学的时候，记得有篇作文题目是评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今天的人们会怎样做这篇文章呢？

BIXI公共自行车系统令蒙特利尔人引以为荣，不仅是BIXI已经成为蒙特利尔旅游的一个标志，而且包括伦敦，纽约，芝加哥等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城市都已经或将会部署BIXI。正因为此，当我第一次在蒙特利尔的报纸上看到杭州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时就动起了比较之心。
BIXI刚引入的时候，我误以为首半个小时不用付钱，因此兴冲冲骑了几次。当时的感觉是车体有点大了，变速系统很好用。后来我看到信用卡账单，认识到用一次这个车比买地铁票还要贵。这成了至今我不能理解蒙特利尔人的一件事，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愿意用BIXI，而不是去搭公车？在我看来，要不他们不在乎钱，要不他们太热爱自行车。
中国的公共自行车，我一次也没有机会用。我倒是仔细研究过杭州和深圳蛇口的系统，蛇口的那个系统是既找不到价格标准，也找不到联系电话。杭州的系统好像有提到用市民卡可以借车，但是市民卡办理的地方并不那么方便找到。
这次回中国，我看到江浙的好多城市都引入了公共自行车系统。我还了解到在这个市场上已经有常州永安，杭州金通，上海永久等多家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提供商，全国已经有61个城市引入了公共自行车系统。可是，这看似空前繁荣又不乏竞争的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却突然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一切都来自和BIXI系统的对比。BIXI在Montreal由一家市政府控制的名叫PBSC的公司负责。自从2009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BIXI至今还没有实现盈亏平衡。第一年的亏损是630万加元，第二年是690万，而2011年的亏损情况至今还没有公布，有估计是350万加元。为了维持BIXI运营，Montreal市政府已经为这家公司贷款1.08亿加元。为了偿还债务，BIXI最能盈利的海外系统销售业务还可能被剥离并出售。时至今日，关于BIXI财务情况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虽然蒙特利尔市政府和民众普遍认为BIXI系统在使用率，海外营销上非常成功，也有不少人赞同政府为BIXI长期提供补助来维持运营的做法，但是关于BIXI是否该由纳税人的钱长期补助，还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在多伦多和渥太华，BIXI系统目前也是依靠政府补贴在运行。
我没有看到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财务情况的任何报道。天涯上有一篇有关上海闵行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文章提到当地政府向公共自行车系统提供商上海永久的5年租金达到7800多万人民币，另外还要支付员工费用。中国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收入一是租车的费用，这通常很低。另一就是广告收入。当然最早开展公共自行车服务的杭州也像Montreal一样，通过出售整套系统获得收入。
乍看起来，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和BIXI的运营模式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正是一些细节在注释着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第一是政府的角色。BIXI在加拿大，尽管政府也在补贴，但是总的目标是补贴越少越好。在中国，似乎政府并不在意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收入，公共自行车系统对政府而言是一种福利，一个政绩。我在网上可以看到杭州，武汉等地公共自行车系统车辆坏损率很高，用户数也在减少的文章。在中国一个切身感受就是很少公共自行车的租用点会出现Montreal那样找不到车租的情况，广告情况也并不理想。在Montreal，游客是公共自行车系统一大客户源，但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根本不在乎这部分市场需求。我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最大的困惑就是到底如何理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第一堂经济课上老师就说他反对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是现实生活中，类似公共自行车这样的东西，政府不介入又根本发展不起来，完全希望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北京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很不顺利就是个例子。现在的问题是政府介入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我想应该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中国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太深。程度之深已经令市场竞争变异。政府关系成了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而不再是产品和服务。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中，企业跟着政府走，跟着政策走而不是市场走，因为这个市场是政府决定的。对于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来说，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的企业不靠创新，不靠做好产品，做好品牌去寻求发展的时候，当我们企业的销售额，利润全部来自政府的投入（政府的钱从哪里来？）时，我们凭什么相信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第三点和前面两点也是相关的。在中国，政府的钱怎么花的这个问题通常还极度缺乏透明度。没有了透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失灵了。
公共自行车系统196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但是今天世界最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在中国的杭州。在北美BIXI差不多是唯一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发展商，但中国能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已经不止三家。可是，有了最大的市场，看似充分竞争的厂家，为什么BIXI能够卖到纽约，卖到伦敦，而中国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却走不出国门？问题很简单吗？不见得。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触动我发出这样的感慨是因为那天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件小事。9月19日晚我从丹东去北京，因为时间紧没有买到卧铺票，只有在硬座车厢对付一夜。上车的时候我注意到几个胸带像章的人正在和一位坐在座位上的旅客争吵。因为这像章的原因我猜他们一定是朝鲜人。争吵的原因大概是那位中国旅客的座位是这几名朝鲜人中的一位的。朝鲜人急得不断地辩解，但是一直都是用朝鲜话。那位中国旅客很不耐烦地叫着听不懂，这座他先占了，就是他的，他要先坐一会儿。在场的朝鲜旅客一共三位，其中还有一位女士，但似乎谁也不能说中文，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正从他们身边路过的笔者有心帮这几位朝鲜旅客，但是考虑到我也听不懂朝鲜语，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当时觉得，不论如何，中国乘客占了人家的座位不让，这是在欺负人，尤其对方还是外国人。这种情况下至少列车员应该出面解决。要知道没有座位在拥挤的火车上熬过一夜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但是在那关头，似乎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出面帮助这几个朝鲜人。这样的情况让车厢里另外一个外国人，也就是我，感到一点不舒服。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变得会这样待客？这个客人还来自号称与中国有着鲜血凝成的友谊的邻邦。如果那几个人不是北朝鲜人，而是南朝鲜人，或者是我们加拿大人，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直想知道这几个朝鲜人后来怎样了。不知道他们是下车还是换了车厢，反正车开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没有再看到他们。
这不是这次回国第一次遇到北朝鲜人。那天在丹东的鸭绿江边，遇到对岸巡逻的橡皮舟开过来。正在岸边洗澡，聊天的的中国人中，不少人立刻开始大呼小叫。记得有一位大喊“前轱辘不转后轱辘乱转”来冒充是朝鲜话，其他人喊得也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在极尽本事嘲弄对岸的人们。我不知道橡皮舟上的朝鲜人知不知道这些中国人在喊什么，反正他们也招手示意。这让我想起来高中时班里组织来丹东，我们的游船开到距离朝鲜岸边很近的地方，对岸的一些朝鲜人也在向我们招手示意，难道那些人那时候也在骂我们？
还有一次遇到朝鲜人是在上海交大的校园里。我带朋友去交大留学生宿舍办事，恰巧碰到两个穿着极其简朴的中年男子走进来，样子十足像中国许多地方的民工。等到他们从我身边经过径直走进宿舍管理员办公室，我注意到他们胸前的像章才知道他们也是来自北朝鲜。他们从我身边过的时候碰了我一下，但是丝毫没有表示歉意的意思，让我略微感到一丝不快。我同宿舍的保安聊起这些朝鲜学生，他提起他们的时候嘴角多少带着一丝轻蔑。
因为父亲住的地方离边境很近，他们甚至有机会划船到对岸去站一站。据父亲的朋友说，只要给朝鲜的边防官兵带一些易拉罐，最便宜的中国烟之类的，他们也不会怎么干涉。在丹东一带，流传着许多关于朝鲜人穷苦的笑话。一些丹东朋友直白地告诉我，丹东当地人并不喜欢北朝鲜人。
可是不管怎么说，丹东这座城市的名字是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紧密相连的。这里的鸭绿江断桥，抗美援朝纪念馆至今还在向我们述说着60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丹东本地的经济发展也同朝鲜的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丹东号称中国最大边境城市，可是这些年由于朝鲜经济困难，丹东经济发展也乏力，在最新出台的辽宁省各市居民收入排名中，丹东排名倒第一，甚至低过地理条件远不如丹东的朝阳一带。朝鲜的金正恩上台后，流露出一点经济开放的迹象。特别是最近中朝间第二座鸭绿江大桥的开工建设，还有朝鲜黄金坪经济特区的开设，都让丹东感到了希望。在最新的丹东新区规划中，丹东市把新的市政府放到了邻近鸭绿江二桥和黄金坪开发区的地方。许多人都说，朝鲜一旦改革开放，丹东新区的地价就会坐地上升。
我念大学的时候，同学中曾经有几个朝鲜留学生。他们和我们接触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们的质朴，对他们领袖的热爱。当时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也都很照顾他们。我不知道今天的北朝鲜人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人。可是我知道今天的中国人能用友好的眼光去看待北朝鲜人的已经不多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于北朝鲜这样的穷亲戚是不是巴不得他们离得远远的呢？可是，他们实在是我们的邻居，和我们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朝鲜不好，中国一定可以好吗？至少丹东的发展要打个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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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去最痛快的事情莫不是可以去吃到许多心仪好久的好东西了。虽然人们总是诟病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可是对于我们这一年难得回去一次的游子来说，顾不得那么许多了。而且我一贯的主张就是，即便是地沟油，只要技术上检测不出和普通食用油有什么区别，那理论上它就是安全的（不过这次回去听说有检测办法了）。中国许多好吃的东西，不用油就少了那份味道。
和一般回国的人不同，我生在东北，求学在江南，工作在深圳，同学朋友遍布中国各地，每次回中国，我总是会从南跑到北，从东跑到西。虽然这次回去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西部地区，但是光是从南到北的美食已经让我回味无穷了。
回国的第一站总是香港和深圳。虽然时下许多香港人反对港深融合，但在我看来，这是不会以这部分港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香港和深圳只会日益融合。我身边的深圳朋友不少已经拥有香港身份证，有位妈妈更是每天一早过关送小女儿去香港的幼稚园。香港号称美食天堂，不过便宜好吃的东西还是不如大陆多。这些年回国一般都只是到香港机场，也就在机场吃份云吞面而已。记得当年在中文大学做交换学生的时候，沙田有一家餐馆做的云吞面的鲜劲令我终身难忘。在广东生活久了，口味也越来越广东化。许多广东家常菜就成了我回国最先想寻找的食物，比如咸鱼茄子煲，比如炒花甲，还有客家的煎酿三宝，炒大肠之类的。有意思的是我这次是在上海的一家港式茶餐厅吃到茄子煲和花甲，除了份量带着上海人的精细，味道还不错。这两年茶餐厅已经流行到上海一带，不过客家菜就没那么普及，还是要在广东才吃得到。
其实这次回国，我在江南一带盘桓的时间比在深圳还多。回国第二天我就直飞了南京。同学聚会的晚宴上为了要喝酒，饥肠辘辘的我赶紧吃了几碗面条和几个红烧狮子头。记得当年学校食堂里的狮子头每个卖5角5分，总是那么好吃。这些年自己想做怎么也做不出那个味道。红烧狮子头据说是淮扬菜的特色菜之一，还是在南京一带才吃的正宗。说起南京的美食，最让我怀念的还有小笼包和鸭血粉丝汤。小笼包是那时肚子没油的我们解馋的最爱，鸭血粉丝汤则因宿舍门口一位摆摊卖这个的美丽女孩而成了同学们共同的回忆。南京的狮子桥一带如今已成了美食一条街，这里有一家店24小时不休息，专卖鸭血粉丝汤。这个东西可是南京的特色，比盐水鸭还要南京。
在南京的第一个早晨，我因为睡不着就去逛了一次菜市场。没想到我竟然在那里被感动了一把。感动的我不是什么好人好事，而是无比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那里的藕又白又嫩有大，比起我们这里的卖相不知有多好，还有那里的黄瓜全部都是顶花带刺，那里的水蜜桃据说是无锡的特产，个个都是粉红粉红的，又大又圆。当然还有时鲜的莲蓬和菱角。这一切立刻让我感到“祖国”二字竟然同这些食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这个北方人，其实不太会吃莲蓬这类东西，还是太太在武汉买了教给我怎么吃。说起武汉的美食，我能想到的第一就是莲藕排骨汤。不过这个季节不是吃这个的好时候，尽管如此，在武昌南湖一家餐厅，我们点的莲藕还是足够粉，这也只有武汉一带才有这样的藕。武汉还有一种特色的东西“藕夹”，据说是莲藕的茎。这次吃没有去年5月份来的时候好吃，有点变酸了。武汉的特色小食当然还有豆皮，热干面之类，不过我总觉得不如煎饼果子之类的好。现在想起来有点奇怪，在武汉似乎没看到煎饼果子这个流行全中国的美食，或许武汉人太爱他们的热干面了。在武汉的鲁巷广场，我倒是见过一家卖长沙臭干子的，说是味道不正宗包退。朋友告诉我，真正好吃的臭干子还要到长沙，真正的外焦里嫩，地点就在坡子街美食坊的那个小坪里。
这些年随着国内人口的迁移，一些适合大众口味的特色菜遍及全国，诸如川菜湘菜和东北菜之类的。离了本土的这些地方菜在我看来经常不那么好吃，比如这次在无锡吃的湘菜，在上海吃的东北菜都不好吃，倒是肯德基入乡随俗卖起中式快餐，那个鳗鱼饭看起来还不错。在绍兴那一天，我到处想去找一家可以卖茴香豆和霉干菜炖肉的地方，结果却只是看到盱眙的小龙虾。在无锡的时候，曾沾同学的光去吃小龙虾。据说现在好的小龙虾一碗可以卖到500元，价格超过魁北克的大龙虾。据同学说，小龙虾咸鱼翻生，同当年盱眙的主管官员会做市场大有关系。他到南京五台山举办小龙虾之夜，到场市民人手一袋，小龙虾就此声名鹊起。
现在在中国，要想吃到正宗的东西，大概少不了朋友的引荐。在南京的时候，同学请我去吃江鲜，饭店并不起眼，但是菜色却不平凡。这里我平生第一次吃河豚。同学说要裹着鱼皮一起吐下肚子，因为鱼皮很不光滑，不好嚼。我硬着头皮吃了几块，虽然鲜但并不至于是难忘的味道。还有一种我忘了名字的江鱼，长长的尖嘴据说可以壮阳，不知是真是假。
吃面是北方人的特色，但南方人并非不会吃面。在苏州观前街的朱鸿兴，我就吃了一碗著名的鳝糊面。虽然现在都说鳝糊不能吃，但忍不住还是想尝一尝，这样搭配毕竟只有南方才有。对于北方人来说，好吃不如饺子。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旁边，有一家沈阳的老边饺子馆。老边是沈阳两大传统美食品牌之一，我妈妈曾经教过的学生中就有这家店的传人。据说这里的饺子之所以好吃同包好后放置一个晚上，等到油都凝结了再去蒸有很大关系。老边是东北人的美食，可是和我一起去吃的陕西来的弟妹，坚持说他们的酸汤水饺才是水饺的吃饭，我无语了。说起饺子，在丹东我还吃了用鲅鱼和蚬子做馅的饺子，那个味道的鲜美也不下于广东的海鲜云吞了。丹东是吃海鲜的好地方，这个地方的特色是黄蚬子，个子大的一般人不一定敢吃。
各地都有各地骄傲的美食，不过这话放在石家庄就好像不对了。我在石家庄的同学开着车满大街带我找能代表当地特色的美食，结果最后还是只能到西北特色的莜面馆解决问题。据说能代表石家庄的地方菜只有保定菜，其特色的驴肉火烧去年回来我就尝过了。
走遍大江南北，吃遍山珍海味，其实最爽口的往往是家乡小菜。9月25日的晚上，我一个人在深圳著名的面点王叫了两个小菜告别这次中国之行，一个东北的凉拌干豆腐丝，一个西北的荞麦饸饹。有时候看似简单的东西也许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