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一天前，为赶写毕业论文忙得昏天昏地的笔者还是被一条加拿大新闻吸引。这条新闻正好为这周的专栏文章提供了素材。
新闻说的是47岁加拿大央行行长Marc Carney辞职要去英国当央行行长。Marc Carney被认为对加拿大经济经受住金融海啸的冲击作用很大。这样一位杰出人才要另谋高就，加拿大人当然深有感触。能找到的Marc Carney介绍说他出生于加拿大西北特区的Fort Smith，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校长。在他六岁时，全家又搬迁到阿尔伯塔。他的父亲成为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教授。Carney 1988年从哈佛经济系本科毕业，又转去英国牛津并先后在1993年和1995年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转入公职之前，曾经在投资银行高盛工作十三年之久。真正叫我感兴趣的还不是这位天才的离加而去，而是他去英国央行工作的动机。除了事业上更大荣誉，毕竟大英帝国的中央银行行长比加拿大央行行长更有地位。可是，如果我们真正认可货币战争的理论，他去英国央行工作等于从加拿大军队总司令的角色转成了英国军队总司令。据说英国央行此前曾经长期向全世界征求行长的人选，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敢想象中国央行的周小川有机会到英国担任同样的角色。维基百科上关于Marc Carney的条目透露他有一位英国太太，是他在牛津时的同学，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太太要回娘家，这是不是也是吸引Carney去英国的一个理由呢？CBC新闻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也说Carney在英国有着广泛的人脉，足够胜任在英国的工作。新闻里说他的太太是英加双重国籍。在担任央行行长之后，Marc Carney也将被授予英国国籍。不过他需要通过一项考试，证明他对英国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
我在想，英国人把这样一份关系如此重大的工作交给一个外国人，有没有考虑到他同样也是向英女王宣过誓的人呢？这两天有听电台广播讨论哈珀政府是不是在提倡加拿大人忠于英国王室这方面走得太远。感觉好像阿尔伯塔那边加拿大西边的人对大英帝国的东西更有感情，更希望加拿大和英国这个昔日的宗主国走得更近。曾经看过几部反映加拿大在一战中的电影，比如去年那部战马，还有Passchendaele战役。电影中那些积极参军的人民也都是大草原地区的人们。上周的文章我不是还写到，加拿大人在一战之后还为英国人去俄罗斯远东干涉十月革命，加拿大出人，英国人出钱出枪。去年夏天，笔者曾经旁听过一次加拿大政治的课。一开始老师就告诉同学，“你们认为英国女王在加拿大的政治体系中真的只是有象征意义吗？不，你们错了。”
据说魁北克人不少并不喜欢大英帝国，尤其是他们的皇家人物。毕竟这里是法国人后代的地盘。即便魁北克人自认是法国人的弃儿，可是历经四百年，他们对法国这个昔日宗主国的感情依然还在。君不见魁北克的省旗至今还带有法国王室标志的百合花，用的也是法国王室标志的蓝色。君不见50年前戴高乐在蒙特利尔一句自由魁北克万岁可以令无数魁北克人热血沸腾。
说来说去，加拿大还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没有足够长的历史凝聚人民，和昔日的宗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最大人口的英法两族都是这样，更何况来自世界各地其他各个国家的新移民了。虽然生活中很多加拿大人告诉我们，他们是加拿大人，他们对他们的欧洲祖先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可是内心深处一定还是有不少割舍不下的东西吧。几年以前，哈珀政府把加拿大海军重新改回叫加拿大皇家海军，是不是也是一种心结的体现呢？
说句题外话，魁北克学生爱闹学潮也是和他们的法国亲戚异曲同工。新上台的魁人党政府已经答应不涨学费，可是学生们竟然变本加厉，再次上街要求大学教育免费。在我看来，这种诉求，理想可嘉，但是在现实中注定要碰壁。魁北克学生的浪漫，有多少来着他们的法国文化传统呢？

司马南在中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许多观点不仅不被时下很受宠的许多反政府人士所接受，经常受到咒骂，即便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主管部门，对他也不是很放心。他的博客，微博时不时被屏蔽。在当前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司马南选择了到美国观察美国大选，还跑到了意识形态上强烈反共反华的美国之音电视台去参加讨论节目。这段节目的视频在网上一放出来就引起了支持双方人士的激烈讨论（许多是谩骂）。在我看来，司马先生勇气可嘉，而且这也是一个观察持不同政见人士见解的好机会。
司马南这次的辩论对手一共四人，包括VOA电视台主持人宁馨，VOA中文部主任龚晓夏，著名民运人士杨建利和胡平。辩论中司马南的中心观点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容改变，他的对手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一党专制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必须改变。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能在理论上认真辩论一下，未尝不是好事。更何况参与辩论的五个人至少有三个人都是美国名校的文科博士，杨建利更是政治经济学博士兼数学博士。司马南自己也是一直以能言善辩著称。虽然如此，这场辩论远谈不上是一场好辩论。
我不想说后来被许多人诟病的互相抢话的问题，我也不想预设立场，我只想从辩论本身是否是一场好辩论来讨论。首先，我认为双方的基本观点在辩论中都清楚表达，司马南和胡平在最后的总结尤其讲得很清楚。这就是一个承认不承认中国当前的基本政治制度的问题。第二，如何阐述及支持自己的观点上，双方限于时间表达的都不是很仔细。不过杨建利在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司马南总是将民主和社会动乱联系起来，总是认为普世的民主不立刻适用于中国，这是他强烈不认同的。我想这也正是双方分歧的根本。没有一方否认民主是中国的方向，分歧的是如何实现民主，以及怎样实现民主。这其实是这场辩论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最能让五位大学者充分发挥的地方，可惜在节目中讨论并不充分。第三，互相攻击对手的部分，四位民运人士对司马南的攻击超过了司马南对对手的攻击。首先是他们借司马南在国内微博被封嘲笑他也是中国言论不自由的牺牲品，指责他也不能参加中国的党代表选举。接着，杨建利又指责司马南认为共产党可以代表人民利益为不合逻辑。然后他们又攻击司马南对薄熙来的支持和对重庆模式的支持。可以看得出，司马南有时候说话不得不很小心，有些事情他自己恐怕也不好解释。不过，这些指责没有驳倒司马南，因为这些事情和根本政治制度的辩论其实无关。反倒是杨建利指责司马南的陈述没有逻辑那一段让我看不出这位数学博士的逻辑。本来是胡平先说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一个政党不可以代表全体人民，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司马南不同意这个观点，强调中国人民的意愿和中国共产党的意愿可以一致。就在这个时候杨博士开始说司马南没有逻辑。西方的制度能否用到中国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因为西方的制度不合中国，就说司马南没有逻辑，似乎不太合适。对手在指责司马南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认为不可的问题就是以点概面。比如如何看待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如何看待中国过去十年来的经济成就，能不能因为存在许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就全面否定。胡平和宁馨都说，过去中国的经济成就是完全建立在不公不义的基础上。我看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要首先解决个方法论的问题，然后辩论才有基础。看待一个人，一件事，到底是好是坏，不应该仅凭一个侧面就判断全局，不应先入为主地判断是非，而应该历史的，全局的去看待。在辩论的最后，龚晓夏举例说很多中国高官都在想把家人送出国，杨建利更念了一段顺口溜。在我看来，作为一场高水平的辩论，以没有证据的个人体验和明显玩世不恭的顺口溜来作为论据，在技巧上是有问题的。再比如，辩论开始时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的，这也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到底有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这本来就是可以讨论的大课题。对司马南的指责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喜欢代表中国人民，甚至代表世界人民。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讲话技巧的问题，也因为自以为可以代表更多人的人是因为他自觉处在一种道德优势。能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其实无关辩论的根本。对司马南的这一点指责无损他的观点成立与否。
胡平先生在辩论的最后感伤地提到自己被作为中国大陆政府的敌对势力没有办法回到中国，没有办法在中国和平地提出自己的政见。看得出来，他对自己的国家也是有着很深的感情。这让我想起本地著名侨领李光华先生上个星期在本地一份中文报纸发表的纪念韩素音女士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那一代老华侨对祖国的热爱。韩素音本是中西混血儿，却把中国当成她的灵魂。他的第一任丈夫在国共内战中死去，可这没有改变她对新中国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尊敬。她学贯中西，英语的运用能力举世公认，可这没有让她像她同时代许多人一样敌视共产党和新中国。有时候，我经常想，老华侨们为什么对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往往更加认同？这个问题或许留给司马南的反对者去想想更好。

又到一年一度的书展，又可以徜徉在图书和读书人的海洋里，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是只能一个人去逛书展。在蒙特利尔，法语好的华人朋友比比皆是，以往为什么看不到其他朋友关于书展的文章呢？
其实以笔者的法语程度，远不能自由地阅读书展上的各种图书。我愿意去看书展，更加是为了体验那种作者读者自由交流的氛围，体验魁北克人对读书的热爱。这种热爱你可以从买票入场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可以从排长队等候作者签名的大小读者，从满场的孩子们兴奋而又带着求知渴望的表情，轻易地感受到。蒙特利尔书展不仅是为成年人而设，更一直是小朋友的乐园，几乎一半的图书都是青少年读物。从小教育孩子读书，这是魁北克一个多么好的传统呀。我有时也会注意到那年龄各异的等待给读者签名的男女作者，他们中有些人还好年轻。无一例外他们在和读者交流时都是那么客气，他们的面庞洋溢读书人特有的气质。一个写作者受到充分尊敬的社会，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社会呀。
我的法语阅读水平仅属中等，读书的兴趣在这里又属于小众，虽然是来书展打酱油，但也不妨碍我在这里记录下一些让我感兴趣的图书和大家分享。
“从维多利亚到海参崴”，这是第一本引起我兴趣的书，一本有关加拿大干涉军在苏联远东和红军作战历史的书。1919年4月，包括女兵在内的4200多加拿大军人在海参崴加入苏联内战，支持高尔察克进攻布尔什维克政权。这段历史以往很少被人提起，至今维基百科上俄国内战的条目并没有提到加拿大也在干涉军之列。作者Benjamin Isitt来自卑诗省维多利亚市，是一名历史学博士，他也认为这不是加拿大历史光彩的一页。我努力试图在他的书中查到加拿大军队的损失情况，但没有结果。倒是书上的许多插图里可以看到不少中国人的形象。至少在那个时候，海参崴还有很多中国人活动。作者在书中探讨加拿大国内的工人运动和这场战争的互动，他提到加拿大干涉军的主要经费甚至是英国政府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让我很感兴趣。
“红线，写给被魁北克人收养的中国孩子的中国妈妈”，摆在一家出版社的魁北克文学之列。这本书记录了收养中国孩子的魁北克养父母和孩子在中国的生物学父母之间温情的互动。以往同国内的朋友谈这边养父母支持孩子学中文，甚至支持孩子回国寻亲的事情，很多国内朋友都觉得很难理解这种境界。如果有机会，我很愿意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更多的朋友。
今年的书展，我一个目标就是找莫言的书，结果还真在一家法国出版社的展台找到。印象中除了丰乳肥臀，酒国，天堂蒜薹之歌还有几本我对不上中文名字的。在书的封面上出版商写上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字样。莫言的书进入书展，不再是那些伤痕文学家，这让我觉得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外能真正看懂这样的书。
说到伤痕文学，在美国的裘小龙应该算一个，他的几本书在书展里也找得到。裘小龙是上海人，1989年后留在美国念了一个比较文学博士，有不少作品都在中美两国出版。不过看他的个人介绍还是不能不提文革，我就不是很欣赏。什么时候当代华文作家可以不用说共产党的坏话可以写出受西方欢迎的作品，那个时候中国的软实力就强大了。
说起软实力，还不得不佩服达赖喇嘛。不仅他的传记大行其道，还有西方作者在自己的小说里配合主动配合他那一套说法。Eliot Pattison，美国律师和作家，他的Inspector Shan系列就以西藏为背景，当然你不要指望他为中国说什么好话。
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西方作家开始以中国为背景写作也是客观事实。Eric-Emmanuel Schmitt，作品最多人阅读的当代法国作家之一，他的2012年新书是围绕一个叫Ming的中国女性。最初知道这个作家的作品，还是几年前那部电影，Odette Toulemonde。
其他一些我感兴趣的书和作者包括：
李安执导的最新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Yann Martel的新书“Beatrice et Virgil”。Yann Martel父母都是魁北克人，他自己据说是近年来加拿大最成功的作家。
印第安阿贡岗人老酋长出书记录印第安人在过去几十年的不幸遭遇，他的书名叫“我们这些幸存者”。
我看到的最滑稽的封面，一群女性在金正日之后狂追，书名是“独裁者的女人们”。
Anne Perry，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据说自己最后也成了杀人嫌犯。
Gaston Leroux，剧院魅影的作者，此前我还真的不知道。

10月30日那天下午笔者参加了国际贸易部长Edward Fast有关加中促进投资和保护协定FIPA进行说明的电话会议。在此之前，笔者本来对这个协议一无所知。在会议上听到许多记者问起这个协议到底对加拿大还是对中国更有好处，也听到Fast部长问联邦反对党NDP为什么要反对这样一个协议。
在网上查对华FIPA知道这是哈珀总理和中国胡锦涛主席在刚刚举行的APEC达成的协议。虽然这不是中加自由贸易协议，但是这个协议还是对中加之间的贸易有很大的好处。身为华人，似乎没有理由反对这个协议。但是听到Fast部长说，虽然这个协议铁定可以通过，但是还是反对党NDP的全力阻击。加拿大的媒体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协议的讨论也很多，其中不乏反对的声音。
在解释为什么要同中国签署这个协议，以及这个协议是不是对中国帮助更大的时候，Fast部长说，中加之间现在存在投资的不平衡，加拿大在华投资总额45亿，而中国在加拿大投资总额有110亿加元。在这样的情况下，FIPA的签署显然是个双赢的选择。另外，在此之前加拿大已经有了24个类似的协议，Fast部长质问，为什么加拿大就不能同中国签署一个？
MARGARET WENTE 在环球邮报最新专栏文章里面有这样的话，“中国人现在是加拿大人眼中的坏家伙。他们越资本主义化，他们就越会被妖魔化为共产主义者。NDP要反对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以石油工业为基础的保守党。”我觉得这段话说得特别的好。作为一个偏向劳工和社会底层，更加具有理想主义的政党，联邦新民主党，我一向对他们充满好感。可是这一次他们的表现却让我怀疑他们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们到底是为了加拿大的前途，还是为了自身政党的选举前途？反过来，挑在协议铁定通过前一天特别面对华文媒体举行这样的电话会议，利用这个时机，让华人社会对反对党心生不满。联邦保守党这么做是不是也有私利在里面呢？记得联邦保守党在阿尔伯塔省有一个铁杆反华议员。我不知道这一次这位议员是否会投票支持对华FIPA。曾经激烈攻击中国的保守党人乐于推动这样的协议。一贯以进步形象示人的新民主党人却全力反对。我真的觉得，右派和左派，有时候是一样的。耶鲁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志武在微博上说罗姆尼当选美国总统可能对华政策更有利于中国，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时候，保守的右派更加现实，更会妥协，理想的左派却经常囿于意识形态，更加教条。行文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看到奥巴马赢得选举胜利。未来的四年，我们有机会看到美国到底会向“社会主义”走多远。
言归正传，仔细看过网上反对同中国签署FIPA的意见。这些人最担心的是中国人今后可以更方便地投资加拿大，遇到问题还可以随时起诉加拿大各级政府。反过来，因为法制不彰，加拿大公司在中国会受到更多限制。这正是有传媒问Fast部长，对华FIPA协议会对中国更有利的背后理由。在我看来，持有这样观点的人，既高估了中国，又低估了加拿大。其实，对华FIPA协议是一份对等的协议。加拿大企业到中国投资要受到中国法律制约，中国企业到加拿大来同样要遵守加拿大的法律。相比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做的到的中国，到底是中国还是加拿大更加受到FIPA限制，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NDP看来，在许多加拿大记者看来，在不少教授学者看来，可能不那么清楚。这又是为什么？我只能说，他们太不了解中国。
渥太华国际贸易和投资咨询顾问Laura Dawson在31日Gazette报上一篇文章里开篇就说，“还记得1994年加拿大人怎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吗? 这么多年了，围绕在外资投资保护协议FIPA上的歇斯底里一直都没有改变。”当时许多人蛊惑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就等于让加拿大向美国敞开大门，让美国人来夺走加拿大的医疗保障，教育甚至淡水资源。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加拿大人又失去了什么呢？
Laura Dawson在文章中称赞中国自从1999年加入WTO以来在遵守国际贸易协定方面的进步。在加拿大的传统贸易伙伴没有办法满足加拿大需要的投资，也没有办法满足加拿大产品出口的需求，那么为了加拿大的下一代，为加拿大寻找一个新兴市场有什么错呢？与其轻易地拒绝中国，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可以让双方交流的机制呢？
我不相信联邦新民主党里面没有能明白这些道理的领导人。只不过，大概他们现在不想明白这些道理，因为这对他们现在没有好处。今天看到新闻说，中海油投资加拿大石油公司Nexon的事情又要推迟一个月表决。我真的担心，政党利益高过国家利益会今后成为制约加拿大发展的一个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