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周六晚上搭公车。在某一地铁站，突然上来几个年轻人。每一个都是满脸满身的血迹，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乍一看，这些人肯定是遇到什么意外。我当时在想，怎么小悦悦的事情也发生在魁北克。为什么这些人上车后司机，乘客都不问一下？难道这里的人也担心惹祸上身？在魁北克看病不要钱，也没听说谁会故意讹人吧。一连看着3个这样的人走过，我才明白过来，这些人是化了妆。他们身上还有一些铁钩子之类的装饰，明显他们是准备去参加Party的。只是距离万圣节还有一个星期，这么早就有人化上鬼妆让我意想不到。看着这些血肉模糊的假鬼，我心里在想，其实对中国人来说，不化妆这些人也是鬼子。为什么一定要化上这么丑陋的状呢？难道西方人的鬼里就没有聂小倩那样的有情有义又漂亮的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在网上找到加拿大作家John Robert Colombo的“加拿大的鬼故事”一书，翻译两段出来，也给万圣节增添一点气氛。

会说话的人头
Jean de Saint-Pere（1618-1657）是一个来到新法兰西帮助向印第安易洛魁人传教的法国人。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据说还是Ville-Marie 法院的第一个书记员，当地第一个公证师。因为他的出色工作，当时的总督Maisonneuve还特别慷慨地在他结婚时封了他一大块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657年10月25日，正在修建房屋的Saint-Pere被突然来袭的易洛魁人杀死，并被割下头颅。据说，印第安人那样做就是看中了他的一头金发。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颗被砍下的头突然会说话了，而且说得一口流利的易洛魁话。这可是Saint-Pere从来没有学过的。只听得Saint-Pere的头责备那些印第安人说：“你们杀了我，你们如此残忍地对待我们，你们想消灭所有的法国人，但是你们不会成功。总有一天，法国人会成为这里的主人，你们要听从他们的话。”听到这颗被砍下的人头滔滔不绝的指责，这些印第安易洛魁战士被吓坏了。他们想了各种办法让他住嘴。可是无论是扔掉它，埋在土里，那个声音还是在他们耳边响起。后来，易洛魁人把头皮割下来，只把头发留下来做胜利品，可是从头发里还是会发出微微的声音。直到今天，这个故事还在Oneida印第安人中流传。

Peggy Green的故事
在风景如画的魁北克东部城镇，流传着关于Peggy Green的故事。在Cookshire镇东部一个叫做Island-Brook的地方，在老墨西哥路上，有一处爱尔兰人的坟地。在那里，有一片小土丘被人用墙围起来。当地人说那是Peggy Green的坟。大约在1880年代，当地人突然发现他们的奶牛不产奶了。人们相信这是中了什么咒语。为了破解咒语，人们用陷阱抓住一只大兔子，把这只兔子的耳朵割下来后放走了它。可是奶牛不产奶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不久之后，当地一户罗马天主教徒农夫的妻子突然死了。人们注意到她的耳朵也有那个兔子一样被割过的痕迹。她的名字叫Peggy Green。她被埋在那片爱尔兰人的坟地。人们开始怀疑是Peggy Green的鬼在诅咒当地人。于是，人们用墙把Peggy的坟围起来，以限制她的鬼跑出来。这下子，奶牛又开始产奶了。据说，这个被围起来的坟直到今天还能见到。当地人还说，在月圆之夜，到十字路口去丢几块黑鸡的骨头，你就能看到魔鬼。

经过11年漫长的旅行，走坏了54双鞋，走过了75500公里，56岁的蒙特利尔人Jean Beliveau 10月14日星期日一早终于跨越连接Laval和蒙特利尔岛的Lachapelle铁桥，回到了他出发的地方。在亲人和支持者，还有记者的簇拥下，Beliveau踏上他回家的最后一段路。未来的十年，他说自己还要继续为全世界儿童的和平生活而努力。
3年多前，我还在做社区记者的时候，曾经把Beliveau的故事做了整整一版的报道，特别是围绕他在中国大陆旅行的故事。记得那个时候，他正在中国大陆穿行。因为临近北京奥运，他最后没有去成北京，从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到上海，再前往日本。因为这次报道，我还结识了Beliveau先生的太太Luce。那一次，我联系Luce说想把报纸送给她做纪念。她很热情地回信说，她会把我的报道剪下来扫描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后来，为了想知道Beliveau先生更多的故事，我还专门在唐人街金丰酒家请Luce喝早茶。印象中Luce的穿着很简朴。她的家本来离唐人街就不远。那一天她是走路过来的。她很安静，吃的也不多。一边吃还一边称赞金丰是个好地方。她没有多谈自己。她讲给我的Beliveau先生的故事许多在其他人的报道中也见到。我问她最多的是她为什么会让Beliveau先生去做这次旅行。记得Luce告诉我，Beliveau先生做那个决定很突然。开始她也想不通，后来觉得还是应该让Beliveau先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一次，Luce问了我不少关于中国人的事情。因为在那之后不久，她就要飞到台湾，去陪Beliveau先生走一段路。那次见面之后，我再也没有联系Luce。时不时倒是收到她发来的介绍Beliveau先生行程的电子邮件。
其实那一次我说请Luce吃饭的时候，开始我并没有想到她会来。她的欣然赴约倒也有点让我意外。不过，有了这样一次见面，也让我更多地了解了这对夫妻。我经过过他们的家，很显然他们不是富贵之人。正因为如此，Beliveau先生在旅行中经历了很多艰难。正因为如此，Luce 十几年如一日支持丈夫做这样的旅行，着实令人佩服。
每一个听到这对夫妻故事的人，或许都会问这样一个抛妻弃子去追求个人想法的人是个好丈夫吗？Luce又是为什么要长年累月的支持丈夫做这样的傻事？坦白讲，至今我也无法真正理解Beliveau夫妇谈到这次旅行动机的所谓中年危机是什么。真正让我感动的是，Beliveau夫妇的那份坚持。
一位叫Papertaker的读者在CBC关于Jean Beliveau的报道之后留言说，“致那些所有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愿意离开家庭11年，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在背后支持，耐心等待他的回来的人们。这实在是一个非凡的故事。我不认识Beliveau其人，但是我在想，在他的旅行背后一定有着某种想法，还有深深的爱。在一个婚姻和家庭如此轻易容易破裂的时代，这个故事是如此感人至深。”
我无法想象我自己是否也能做这样一次疯狂的旅行。我无法想象我的亲人届时会怎样对待我。我无法将我的人生同空洞的所谓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我只能说，在Beliveau夫妇面前，我只是个俗人。或许，我连在街上露宿一个晚上，去为无家可归者募捐的勇气都不一定有。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多年以前在白宫门前见到的那个常年在那里露营抗议美国对外政策的老太太。写到这里，我也突然想起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到的“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无论如何，Jean Beliveau夫妇的这段传奇故事，都让我对魁北克，对加拿大有了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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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那里借来的GPS不能工作，街道图书馆借来的地图不全面，于是突然并道，跨越实线，犹豫不前加上太太的埋怨这样的事情就难免发生。在Verrazano-Narrow桥上，我对于走上层还是下层一下犹豫不决，后面的女司机就开始按喇叭。开始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她在提醒我。结果却是她怒气冲冲地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在连接斯坦恩岛和新泽西的另一座桥上，我也是判断失误走错路，结果要付两次过桥费。收费的大姐毫不客气地说，走错路不是她的错，12美元过桥费一分都不能少交。虽然经历这些事情，也不能说纽约人都不友善。在长岛的107公路上，我又是走错路要问人。正在我拿着地图不知道问谁的时候，一位老人主动过来告诉我该怎么走。在Albany一间加油站，店里的黑人营业员拿出他们在卖的地图详细告诉我该怎么走，虽然不肯把那个地图给我看。
这次去纽约，纽约市的5个区走了四个，加上新泽西和长岛，就是曼哈顿没有去。结果是纽约标志性的地方一个都没有看到，让我多少对第一次到纽约的太太感到遗憾。不过，这次来纽约，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走访了普林斯顿大学。周六晚上我们借住的朋友家离普林斯顿大学只有10几分钟车程，主人便带我们去这常春藤名校走一走。相比我去过的哈佛，MIT还有斯丹佛，加州理工，普林斯顿的校园都更有特色。很多时候我感觉走在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里面。同美国很多学校都不一样，非常重视本科教育的普林斯顿让大部分学生都住在校园内。于是我们在校园内遇到最多的就是学生宿舍，而且这些建筑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大陆会议就在这里的拿骚堂举行。整个普林斯顿校园充满了一种传统，怀旧的氛围，少有的几幢现代建筑也都尽量和那些古建筑的风格融为一体。徜徉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和那些幸运的学子们擦肩而过，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是他们其中一员。普林斯顿据说和哈佛并列是美国最难进入的名校，但这里并不乏华裔学生。在一处学生宿舍前，我们就看到许多华人面孔的学生在开Party。由于适逢十月一日，我们就在想他们都是留学生们。在另外一个学生会一样的建筑前，我们还看到有人悬挂出一幅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紫荆花区旗。华人学者中，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加州理工校长田长霖都是出自普林斯顿。在这样的地方多走走，人的境界也能提高一些。
和姐姐姐夫开玩笑说让外甥到这里看看，早一点树立目标考到普林斯顿来。可是，这个明显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想法在90后的外甥身上到底有没有用，我有点怀疑。15岁的外甥走过的国家比我都多许多，来到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他似乎没有任何不适应，甚至都看不出有多少新鲜感。跟着同学去了一次纽约市区回来说还是上网和国内同学聊天更好玩。据他借住的人家说，他也有好奇的时候，一次是看到主人用洗碗机，一次是听说有中国菜可以吃，还有一次是看到主人在烤蛋糕。可是每次他都只是问了一下就退回一边上网看电视了。老实说，对这样的宅男一代，未来到底怎样肩负起父辈的期待，我真得有点不好说了。
在纽约的最后一站，我们去了皇后区的新唐人街——法拉盛。在报纸上多次读到这个地名，我于是慕名前往。从495公路24口一下，就可以看到有中国字的招牌，华人面孔开始增多。有意思的是，我一连问了两个操台湾口音的华人，去唐人街怎么走，他们都把我们指到曼哈顿的老唐人街。他们说这里是法拉盛，不是中国城。而且，在他们嘴里，这里的华人商店区其实很小，只有几条街。等到我们真的站在法拉盛的中心，我不得不惊叹，天哪，这里到底是纽约，还是香港。对面卖新疆烤羊肉串的小车散发出的烟味，似乎只有在中国能闻到。街上走来走去的人几乎99%都是华人面孔，时不时还可以听到有人操着东北话，上海话，福州话，当然还有广东话聊天。除了大，法拉盛给我们的印象还有就是饭菜便宜。这里的青菜水果价格其实和蒙特利尔相差不多，但是快餐的价格却真的很平。一家很大的台湾人开的大排档，一份三菜一汤的快餐只要4.95美元。我们最后是找到一家开业第一天的上海菜馆吃饭，开始我还担心端上来的菜不要也是上海那样的小分量，结果一份4.95美元的三黄鸡明显分量十足，这里到底还是纽约呀。
星期日的晚上快12点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加拿大海关璀璨的灯火，回家的感觉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