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sliu

（接上期）共产主义的历史上曾经有多次发展高潮。从一开始，共产主义理论就是和被压迫人们的解放密切相关的。只要有不平等的土壤，就很容易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穷人中是最受欢迎的，而一旦人们的经济地位改变，对于共产主义提倡的暴力革命就很容易变得反感。Priestland的书中曾有这样的数据，1932年，当时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共产党党员中只有11%是有工作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二战后迎来新的发展高潮，是和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对反殖民主义斗争及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之路的指导价值密切相关的。1980年，仅在非洲，就有安哥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和索马里自称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几内亚比绍，利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其他9个国家部分采用社会主义政策。毫无疑问，共产主义在那个时代是占据了道德高地的。但是，随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政治上一系列失误，又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败。1970年代Mengistu在埃塞俄比亚的错误政策导致严重的饥荒。连绵不断的战争让这个国家迅速滑向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同一时代，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将成千上万的城市人口驱赶向农村，造成大规模的人口减少。在东德，政府为了监控民众，据说有60万秘密警察，而希特勒德国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也不过只有8万人。马克思曾经对德国革命报以厚望，但是革命却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发生。列宁曾经相信率先工业化的日本会出现革命，但革命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功。共产主义的历史上，革命能否成功并没有理论上的公式可以依据。教条主义者在这一点上犯过许许多多的错误。在现实面前，革命导师原来的设想许多都需要做出修改。巴黎公社的理想要求是取消工资差别，但1930年代访问苏联的罗曼罗兰却敏感地发现苏联正在形成新的精英阶层。Priestland教授在书中指出，共产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说明，在一个没有差距的社会中如何实现现代经济的管理。
“红旗”这本书用相当的笔墨描述了美苏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影响。二战之后，伊朗和希腊的共产党一度差点取得国家政权，但是由于斯大林在雅尔塔协议中和美国的协议，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革命都被镇压下去。战后，法国，意大利，芬兰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在大选中获得30%以上的选票甚至更多。但是在美国的强烈干预下，都没能更进一步。Priestland在书中写道，“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迫使西欧各国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偏向后者，它也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证明资本主义可以做出改变。（p226）”Priestland指出，马歇尔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捷克这样的苏联实力范围内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不得不放弃了和资本主义和平相处的幻想，冷战的序幕随后拉开。
1950年代的美国威斯康辛，右派组织曾经模拟共产主义革命在当地发生后的景象。他们告诫居民，和共产党上台对应的是物质凭票供应，特权阶级的形成，还有就是私有财产被没收。不能不说，美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更多是在这样的宣传中形成的。共产党人要埋葬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同样不允许社会主义的发生。在红旗一书中，Priestland教授没有讳言资本主义政府对于共产党人的历次镇压。1919年的匈牙利，1930年代的德国和西班牙，1970年代的智利，每一次共产党人都血流成河。在552页，他写道，“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垮台，西方各国政府和IMF很早就卷入进去。”
共产主义者一向自比为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是火在不同人的手里，能给人类带来光明，也能带来灾难。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了成千上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们起来反抗，争取自己更好的生活。可是在一些狂热的教条主义者那里，特别是在私欲驱使下，共产主义也给世界许多地方，许多人带来灾难。Priestland教授的“红旗——共产主义史”在记录共产主义带来的问题同时，深刻分析共产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这正是一个真正历史学者的价值所在。当今这个世界，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可能不多了。但是同样真心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终极的人也不会很多。我们这个世界仍旧充满不平等，共产主义并不会真正消亡。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类期待着新的理论带领我们走向那个大同世界。

去年圣诞期间，第一次在书店看到牛津大学现代史教授DavidPriestland撰写的这本“红旗——共产主义史”时，我对全书的结论印象极其深刻。Priestland教授认为，200多年的共产主义发展过程，充分说明教条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对人类社会的极大损害，但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恰恰是这种乌托邦理想产生的最好温床。当前的各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这两方面的教训。看一看这个世界至今无所不在的尖锐的贫富差距，看一看西方各国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狂热吹捧就知道了。正因为如此，当我不久前在大图书馆再次看到这本书时，毫不犹豫就把它借来。
2个星期的时间，不足以让我精读一部600多页的大部头历史著作。全书十二章外加前言，尾声，我读了80%多，其中不乏许多囫囵吞枣的地方。我也知道，这个年代，仍然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人可能不多。在西方社会，共产主义是个负面的词汇。曾经有一次上课时，一位同学指着我背的带有周恩来头像的书包说我是共产主义者。好心的老师马上帮我否认。
共产主义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人平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我曾经问一个美国朋友，为什么在他们眼里，共产主义是这么邪恶的概念。他当时有点不置可否。在Priestland教授的定义里，苏维埃式的共产主义意味着用不友好的手段实现普遍的友好社会；是一种打破不平等社会并实现现代化的手段；是建立在完全依赖于激进手段或者说革命来达到目的的世界观上（p571）。
在“红旗”这本书里，Priestland教授非常客观地回顾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200年的历史。令我特别欣赏的，每一章他都用那个年代代表性的艺术家的作品作为引子。这种写法不仅新颖，而且也更深刻地突出了共产主义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共产主义发展中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第三章，作者引用德国左派剧作家Bertolt Brechet的作品“The measures taken”描述共产主义组织内部的自我牺牲。暴力革命，自我牺牲，内部斗争，往往是共产主义运动最为人诟病的一面。Priestland教授并没有如同西方许多人那样的简单地以领导人个人品质来解释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大跃进等许多事件的发生，而是从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和历史沿革中去寻求根源。对无产阶级先锋性，纯洁性的过分追求，在早期共产主义的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对革命成熟条件的判断失误，造成过许多悲剧。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不可以理解的就是人性的变化。我不明白中国的文革中为什么冒出那么多野心家；我不明白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为什么昔日的好邻居一夜之间变成不共戴天的仇人。共产党宣言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今天加拿大的工人显然不会同中国的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主义。读红旗这本书，让我感受最深的，可能也是这一点：没有先天的革命者，也没有先天的反革命者，一切都在变化中。
Priestland教授在书中反复提及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对人的改造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这一点，共产党同西方各国的一般政党有着很大的不同。共产党号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因为如此，如何保持党员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锋队的性质就非常重要。同样，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新人，也需要对人思想的改造。这种改造，在某些时候是成功的，比如战争年代或者领导人有巨大威望的时候。在另外一些时候，却多数是不成功的，有的甚至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做的。纵观共产主义的历史，应该说没有发展出一套持续保持先进性的做法。而对人的改造，在许多方面是和趋易避难的人性相逆的。资本主义对普通人的吸引，正在于此吧。
红旗一书中用了很多篇幅介绍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左派力量的关系。第五章大众阵线就是代表。理论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力量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各国共产党一个重要课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对农民阶层的剥削成了各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大概也是共产主义最后失去人心的关键之一。实际上，共产主义的历史多次证明，每一次共产党人同其他社会所有进步力量组成统一阵线的时候，总是革命或建设取得更多成就的时候。（未完待续）

朋友邀请我去家里做客，并许诺给我一顿真正的魁北克式的晚餐。来魁北克这么多年，这好像还是第一次到真正的魁北克人家做客。此前也去过一些鬼佬朋友家吃饭，不过他们基本上和我一样也都是外国移民。[/font]
我可以轻易说出来中国各地饮食的差异，但要我立刻说出魁北克的饮食有什么特点，我真想不出。学法语的时候，接触过那著名的中国饼（Pate chinois），知道本地的特色肉汁土豆条Poutine， 春天去枫糖屋尝过特色的猪肉皮，夏天在Brome湖边吃过那里的鸭肉，在Gaspesie找过龙虾，在蒙特利尔下过几次馆子，我还去参加过Monteregie地区组织的特色饮食推广活动，对他们的一些小吃印象深刻。即便如此，我对魁北克的饮食特色还是感觉一片茫然，我隐约觉得法裔魁北克人在饮食的多样性上和中国人有的一比。移民融入，适应本地的饮食可能是真正的挑战。
星期日那天虽然风大雨大，朋友一家7口人还是早早就全家聚齐等着我们光临。一进屋，寒暄过后，就端出两道小吃。第一道是四种披萨的混合。主人特意说，披萨是黎巴嫩风格的，不算魁北克食品，但这也是蒙特利尔多元文化的体现。第二道是许多本地Party上常见的那种用牙签串起的小吃。一半是一种白色的我开始以为是蘑菇的乳酪，一半是迷你的西红柿。我虽然一向是不吃乳酪的，但入乡随俗，主人做了，就要尝尝。这种名字发音类似“不客气你”的乳酪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奶味或者臭味，入口没有任何特别的味道，除了软绵绵的感觉。
这两道小吃只是近3个小时漫长晚餐的前奏。大约六点钟，主人招呼我们上桌。作为开胃菜，是象征入秋的煮玉米和西红柿配黄瓜。由于胃不好，我一向不怎么吃玉米。这一次到人家做客，我就掰了半只玉米尝一尝，还学着主人的样子，抹上黄油，撒上盐。结果，我还出了洋相，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盐瓶子要旋转一下才能把盐倒出来。玉米的味道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不仅不硬，还软得很，甜得很。这让我想起中国许多麦当劳餐厅卖的那种玉米。另外一道西红柿配黄瓜就是简单把西红柿和黄瓜切片摆在一起，让我想起中国北方许多人爱吃的糖拌西红柿。
前菜过后就是主菜。主人端出的两道主菜一个是烤鸡腿和香肠，一个是烤土豆。说起来简单，其实香肠是用魁北克特色的枫糖烤出来，而土豆则有白和黄的两种，都是烤的外焦里嫩。我开始还以为黄的土豆是地瓜。和这两道主菜一起，主人提供了特别的烧烤酱供蘸着吃。我每样都拨了一点尝尝，我觉得那个枫糖烤出来的香肠很好吃，太太则觉得土豆好吃。与主菜一起端上来的那种切成片的法式长面包作为主食。还有当然是不能不提的乳酪。这一次的乳酪是Chedder，主人说这种Chedder曾经是二战时加拿大供给盟国的主要产品之一。我切了小小一块Chedder放到口里，令我很满意的是并没有异味。看来，今后我可以说，乳酪并不是我的最恨了。
主菜过后是沙拉，朋友笑着介绍说这是魁北克的大丰收。其实和中国的大丰收还是不一样，沙拉里面只有生菜和另外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叶子菜。吃的时候要自己撒上意大利醋和橄榄油。据说橄榄油沸点很低，不适合炒菜，用来拌沙拉是最好不过。而意大利醋则是拌沙拉的最好搭配。沙拉过后又是甜点。主人端上了苹果派，草莓派还有糖派三种，另外两盒冰激凌。其中枫糖冰激凌据说是来自Canton de l”est的非常著名的产品，另外一盒是香草冰激凌。主人特别说可以就着冰激凌吃苹果派，这让我觉得很新鲜。本来不习惯吃太甜的食物的我特别切了一块草莓派，又拿了一小份枫糖冰激凌来尝尝，结果还真是与众不同的感觉。把冰凉的冰激凌抹在草莓派之上，放到口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吃。
甜点还并不是最后一道，接下来还有咖啡或茶端上来。喝完茶，这整个的魁北克大餐才告结束，我们也才能发表致谢宣言。总结一下，第一，这顿魁北克晚餐看来是典型的魁北克式的家常菜。没有山珍海味，但是形式做足，分量也足，味道并不差。第二，西餐喜欢把调料和菜分开，不同于中餐把各种菜，调料全部混合到一起的做法，更适合于各取所需。第三，吃西餐要用的碗，碟，各种餐具种类很多。西方人发明洗碗机，大概也与此有关。
再次感谢朋友一家的盛情邀请。我终于知道魁北克人每天在家吃什么了，呵呵。

8月21日的下午，我骑车路过Chalevoix地铁站旁边的Center街，看到我们这个区新当选的新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TyroneBenskin先生的选区办公室开张。他的身边围了七八位争着和他说话的本区选民。当天正好赶上Center街上很多店家进行街边促销，教堂前还有人专门搭了个儿童游乐区，不远处传来街头艺人的歌声。明媚的阳光下，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扎着小辫子的Benskin议员神情专注地听着向他反映问题的民众的叙话。我驻足路边看着这一切，我在想，如果这一切要是发生在中国大陆该有多好，那该是一个怎样的和谐社会呀。
我们这个选区在这次选举之前的国会议员一直是魁人政团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的工程师背景曾经让我对他感起兴趣。那个时候每个星期我们都能收到从他的办公室发来的传单，印象中多是围绕本区的一些工程项目，或者解释魁人政团是如何代表魁北克人利益的。由于他已经连任多次，这次大选前我以为他肯定能再次当选。没有想到，竟然是黑皮肤的Benskin先生最后胜出。
选举前两天，我和房东太太聊天，说起即将到来的大选。房东太太似乎对这位Benskin先生印象很好。她用她特有的夸张语调说在工会工作的Benskin先生如何帮助她，而那位魁人政团的议员这些年什么都没有做。尽管如此，Benskin的当选还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次选举也让我对于加拿大的政治多了一些新认识。
回到家中，我翻出Benskin刚邮寄过来的宣传单，找出他在国会的第一次发言全文。在这首次发言中，Benskin谈的最多的是刚刚结束的邮政工人罢工。他说：“过去21年，我一直是一名邮政工人。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最近的六年里我们一直是没有退休金保障的临时工身份。以我49000加元的年薪，我2024年退休后大概每月可以拿到1391元。这些钱到时候可能连套公寓也租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接受会给我带来更多损失的集体用工协议？相比我们，加拿大邮政的老板Deepka Chopra的年薪可是65万加元。5月31日，当我们开始罢工的时候，资方立刻采取措施报复我们，包括冻结我们的医疗保障。我的一个患了动脉硬化的堂兄为此连药也拿不到。他现在瘫痪了。”在发言中，Benskin指质问保守党政府是否会对那些没有投他们票的人负责。他质问政府既然提倡民主，为什么却剥夺他们民主协商的权利。政府既然要发展经济，为什么却对影响如此多民众购买力的事情无动于衷。他说，“有句话说人们应该关心自己种下什么样的种子，本届保守党政府种下的是不满，信任缺失，冷漠还有对工人权利的蔑视。”他警告说，蔑视工人的权益，换来的将是更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对于罢工带来的不便，他指出，加拿大人会忍受一时的不便，去捍卫众多加拿大人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捍卫的劳工权益。
说实话，在读到Benskin先生的这一发言之前，笔者对邮政工人的罢工是有想法的。和许多中国新移民一样，我可能会觉得这些工人的待遇已经很不错。罢工无非是因为贪婪的工会想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可是在Benskin先生看来，贪婪的不是他们，而是政府和公司的高官们。他说，政府既然要降低成本，为什么不首先从那些高官降低退休金，放弃花红，减少工资开始。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人，工人和消费者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政府如果真的想帮助加拿大人，那么请从善待工人和消费者开始。我经常开玩笑说，加拿大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看看我们这位国会议员的发言，你会不会开始相信我说的话呢？
在发出这篇文章之前，获悉新民主党的党领，深受加拿大人爱戴的政治家Jack Layton先生去世。这篇文章也算对Layton先生的一份致敬吧。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st1\:*{behavior:url(#ieooui) } /* Style Definitions */ table.MsoNormalTable    {mso-style-name:普通表格;    mso-tstyle-rowband-size:0;    mso-tstyle-colband-size:0;    mso-style-noshow:yes;    mso-style-parent:"";    mso-padding-alt:0cm 5.4pt 0cm 5.4pt;    mso-para-margin:0cm;    mso-para-margin-bottom:.0001pt;    mso-pagination:widow-orphan;    font-size:10.0pt;    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fareast-font-family:"Times New Roman";    mso-ansi-language:#0400;    mso-fareast-language:#0400;    mso-bidi-language:#0400;}Cinema du Parc举办中国电影节。我特意挑了一部非主流的小制作“走路上学”去看。这个云南怒江边上那些依靠溜索上学的孩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一个叫娃娃的男孩子和姐姐兰香还有妈妈，中风的奶奶一家生活在怒江边上。姐姐每天一定要在奔腾的怒江上溜索才能到江对面的学校。妈妈几年前溜索时差点失手，不敢再溜，也不允许娃娃去溜。娃娃想上学，只有等出门打工的爸爸回来带他溜索才有可能，可是爸爸总也不回来。除了姐姐和一只狗，娃娃没有别的玩伴。聪明又调皮的娃娃背着妈妈自己溜索过江偷偷去看姐姐上学，恰巧被从深圳新来支教的聂老师发现。聂老师为学校每一个孩子从深圳的朋友那里募集来一双新鞋并亲自送到每家每户。在兰香家里，聂老师无意间说漏了娃娃溜索的事情，结果娃娃妈妈大发雷霆。最后姐姐以把新鞋送给娃娃为条件让娃娃答应再也不溜索。和姐姐感情极深的娃娃不忍心姐姐没有新鞋穿，又把新鞋子还给姐姐。同样心疼弟弟的兰香放学后想给弟弟买一双新球鞋，但是却没有钱。看到这一场景的聂老师掏钱买下新鞋送给兰香。可就是因为这双新鞋，兰香溜索时为避免新鞋滑入江中，自己失手跌落怒江。得知噩耗的娃娃从此变得沉默寡言，连爸爸回来带他溜索也不肯。善良的聂老师亲自上门给娃娃讲课，看到娃娃用粉笔画的她和姐姐两人手拉手从桥上走路上学的场景。六个月后，政府终于在娃娃家门口也修了过江的便桥，娃娃走路上学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可是姐姐却再也回不来了。
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很久以来，几乎没有哪一部当代中国的电影能让我真正感动。那些所谓的大片在我眼里多是东施效颦的劣作。“走路上学”这部电影感人至深的故事，清新自然的风格，让我重新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特别地，当我从网上查到这部电影的导演彭氏兄弟是自投资金进行拍摄，完全是为了理想进行拍摄，在没有任何院线愿意提供上映机会的情况下又是自掏资金到深圳各个中小学推广时，又让我感触良深。一部这么好的电影，一部获得国家电影大奖的电影，一部国际巨星成龙愿意无偿义演的电影，在偌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放映的电影院，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又多么令人感慨的一件事。中国很多人在追逐铜臭的路上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讲到这里，我深深地感慨加拿大人相比是多么幸福，加拿大的电影人是多么地幸运。加拿大的政府为文化事业投入大量的经费补助，让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那些满怀理想的电影人不仅能得到政府的资助拍摄，还可以找到Cinema du Parc这样的专门的电影院放映他们的作品。我所知道的魁北克两部著名的有关中国的纪录片的“归途列车”和“沿江而上”的导演范立新和张侨勇的拍摄工作都是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资助。在蒙特利尔，除了Cinema du Parc, At Water的AMC也是专门以放映艺术电影，国外电影等非主流电影为特色的。一个星期前笔者还在AMC看了李冰冰全智贤主演的“雪花秘扇”。另外一家类似的电影院是专门放法语艺术电影的Ex-centris。
Cinema du Parc的现任老板，Roland Smith是魁北克一位著名的艺术商人。在1960-80年代，他曾经拥有加拿大第一批艺术电影院，包括Verdi,Outremont, L’autre Cinema以及Le Laurier等。以Outremont为例，从1971年到1987年，这家电影院每年放映500部以上主流院线不放映的电影。1992年，他还参与策划了延续至今的第一届蒙特利尔奇幻电影节（本届奇幻电影节7日刚刚在Concordia大学落幕）。在蒙特利尔的图书，唱片，电影DVD发行市场，他也都有广泛参与。2004年，Smith先生重返电影发行市场，组建了“我的一生”和“今日”等公司。2006年8月，他从另一位著名的艺术商人Daniel Langlois手里接过Cinema du Parc的经营权。从2001年到2006年，Langlois曾经在Cinema du Parc投入50万加元以上进行装修，1300多部艺术电影得以在这里公映，并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观众。

3月12日星期六一早，刚打开邮箱就看到两封相关的邮件。一封是通知我从今年夏季学期开始，学费上涨，从每个学分69元涨到73元左右，其他杂费也有增加。另外一封邮件是学生会通知，这一天中午有各校学生大游行，反对省政府的涨价措施。这两封邮件突然让我明白过来，刚才在街上远远看到的游行队伍应该与此有关。涨学费毕竟与我也有关系，于是我决定出去观察兼声援一下。
等我赶到街上，我才发现，这不仅是学生的游行，而是魁省各大工会，左派的魁北克团结党，各大专院校学生会等联合组织的在省政府3月17日预算案发布之前一次集体示威行动。行动似乎很成功，有大约上万群众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从加拿大广场出发，沿Peel， St. Catherine大街一直走到Mcgill大学校门前。参加游行的群众举着各式标语，旗帜，沿路呼喊着要求停止增加学费，反对医疗服务私有化等口号。道路两旁还有不少人散发传单。游行组织者还准备了专门的歌曲向庄社理省长陈情。
根据我的观察，参加游行的人中有许多是工会成员，还有很多青年学生，因为他们都打着工会或者学生会的旗帜。许多人带着孩子，牵着狗，一边游行一边说笑。蒙特利尔的这类游行许多都有着类似嘉年华的效果。不过通常左派的游行，警察总是会比较紧张。记得几年前的五一大游行曾经酿成警民激烈冲突。这一次，我看到工会有专门的纠察人员在两边巡逻。每个路口都有警车把守，天上有直升机盘旋，有一段时间十多个骑警还出现在游行队伍外。在游行队伍里，明显有一些属于社会的闲散人员。他们看我这个旁观者的眼神充满了挑衅和警惕。
听着主席台上一位位集会领导者的慷慨陈词和台下群众的阵阵欢呼，我不知道我是否该赞成他们的这些主张。反对私有化，反对各种费用上涨，这些要求都很能打动我，尤其学费上涨还和我有直接利益关联。但另一方面，政府要这样做，是否有政府的道理呢？我想我应该能够理解，政府提出这些举措背后的原因，至少是表面的原因。面对魁北克的看病难，面对政府债务的节节提高，寻求解决方案是任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做的事情。但是反对者方面呢？除了反对，他们能够提出什么合理的建设性意见吗？我看到一份游行中无政府主义者发给我的传单。他们的确有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张，那就是直接民主，民众自治和不断抗争。但这是一个好办法吗？
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一个反对者，相比一个主张合作的人士，提别是在同政府的关系上，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掌声。这一点在中国更加明显，许多人以扮演政府的批评者为荣，但却提不出什么合理的主张。这两天看到叶檀女士指责那些反对房屋限购政策的人，说他们是以市场经济的名义维护一个严重不合理，充满泡沫的假市场。我觉得说得好极了。
回到蒙特利尔的大游行。我注意到，参加这次游行的似乎没有魁省官方反对党魁人党人的身影。我想他们一定不会反对这次游行能够把庄社理的声望拖下来。但是他们毕竟也有机会执政，他们不会给自己将来的执政制造麻烦。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
今天中午去参加负责魁省经济发展的国务部长Denis Lebel的新闻发布会。他代表外经贸部加农部长宣布哈珀政府将向社会各界就如何促进美加贸易以及边贸安全向全社会征求建议。哈珀政府今天实际上是在全国范围委托多位政府高官同新闻界会面高调宣布这一事情。我问Lebel部长，这样一个公众咨询，政府为什么要高调宣布，难道以前没有做过吗？他回答我说，哈珀政府是应对当前特殊的美加关系提出这一动议的，这也反映了哈珀政府对美加贸易，对民众意见的重视。对比自下而上的大游行，哈珀政府的这一举动，虽然有作秀的嫌疑，但是也未尝不是个收集民意的好办法。

星期日晚上收到中华文化宫发来的新闻简讯，中华文化宫的演员兼编导辜承考取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专业，未来说不定又是一位杰出电影人。这条新闻让我想到许多从这座城市走出去的华人电影人，艺人，作家，包括早期的香港演员钟丽缇，汤盈盈，歌手何韵诗，著名的作家应晨，还有这两年蜚声影坛的青年导演张侨勇，范立新。前总督伍冰芝女士曾经在蒙特利尔的一次讲话中称赞这里是加拿大的文化首都。光看这些星光熠熠的华裔演艺人员，已经知道此言很有道理。
同样从蒙特利尔走出去的还包括一位后来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发挥重要影响的体育明星杰基罗宾森。每年2月都是蒙特利尔的黑人历史纪念月。今年这一活动的最后一天，蒙特利尔市政府为已故著名美国黑人棒球运动员杰基罗宾森在蒙特利尔的旧居举行纪念牌揭牌仪式，并邀请了罗宾森的女儿Sharon亲自揭牌。美国驻加拿大大使David Jacobson也有出席。
杰基罗宾森其实在蒙特利尔居住的时间不长。1946年的夏天，罗宾森在隶属小联盟的蒙特利尔皇家队打球。这是他在进入大联盟比赛前的最后一段经历。罗宾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大联盟棒球比赛的黑人运动员。
Jacobson大使在致辞的时候说他是代表美国的首任黑人总统奥巴马来出席这一仪式。他说他要感谢蒙特利尔人对罗宾森所做的一切，不仅是为了棒球，也是为了所有美国人和所有北美人。
罗宾森的旧居是位于Jarry Park附近的一栋Duplex的二楼。这种房子在蒙特利尔比比皆是。在揭牌仪式上，还朗读了罗宾森的遗孀写来的一封信。信里描述了他们当时在蒙特利尔的愉快生活，她并称赞蒙特利尔人的热情，没有种族歧视。在那之前，罗宾森夫妇在美国曾经有着许多令人不愉快的遭到歧视的经历。当他们来到蒙特利尔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他们的邻居甚至主动带他们去买菜。
维基百科上对于杰基罗宾森一生的成就有着极高的评价。要想知道杰基罗宾森的影响，看看以下几点就知道了。2004年，大联盟将每年的4月15日设为杰基罗宾森日。正是在1947年的这一天，他首次登上大联盟的赛场。从1997年开始，大联盟还规定杰基罗宾森曾经穿过的42号球衣将永远不会再分配给任何新进球员，这是世界职业体坛史上空前的。
杰基罗宾森之所以受到如此高的评价，不仅在于他的球技精湛，更在于他是美国打破黑白藩篱的标志，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代表，是自强不息，忍辱负重的典范。杰基罗宾森小时候父亲离家出走，靠母亲做工养育他们兄弟姊妹。他凭奖学金进入加州大学就学，是该校当时唯一的棒球、美式足球、篮球、田径选手。身为第一个进入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黑人选手，压力之大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从队友对他的杯葛，对方球员故意伤害，警察威胁赶他出场，对手因为他扬言罢赛，到不能去白人餐馆吃饭，以致队友同情他，偷偷拿食物给他吃，到南方三K党扬言要枪杀他，他都忍下来并用成绩表现给世人看。许多美国南方的白人说这一辈子永远看不起黑人，但是看了杰基罗宾森在如此压力下，还能有如此杰出的表现，彻底的改变了他们对黑人的看法。
蒙特利尔能有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成为这所城市的居民，这是蒙特利尔的骄傲。为杰基罗宾森的旧居设立纪念牌，这是蒙特利尔市政府聪明的体现。没有什么能比一所城市的文化底蕴更能持久地吸引游客。巴黎之所以成为巴黎，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生活在巴黎的名人有关。蒙特利尔号称北美的巴黎，也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许许多多名人的故事。蒙特利尔的魅力，需要用心去体验。

说起蒙特利尔的航空工业，不能不提起CAE的名字。这家著名的飞行模拟培训服务公司不仅为包括中国几大航空公司在内的世界各地的民用航空用户提供服务，还是重要的国防订单承包商。这两天因为准备一个作业，去查了有关这家公司的资料，意外地有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第一个发现就是，关于CAE的创业者Kenneth Patrick的资料很少。像CAE这样规模的公司，其创始人的情况理应在网上能找到详细地介绍，可是恰恰相反。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很少。我们能看到的是，皇家加拿大空军军官Ken Patrick 1947年St. Patrick日那天在蒙特利尔St.Hubert机场的一处空机库创建了CAE公司。最开始的时候，这家公司只有18个员工。Kenneth Patrick把自己的目标设为利用加拿大经过战争考验的技术团队打造一些具有加拿大特色的东西。在开业的第一个星期，CAE就获得了加拿大空军的订单，协助空军在北极地区安装雷达侦查可能入侵的苏联飞机。这个订单的获得奠定了CAE之后在市场上成功的基础。1953年，他的公司已经发展到500人的规模。CAE开始在蒙特利尔的St. Laurent市建设一处新的工厂。这个时候CAE的业务已经扩展到飞行模拟领域。2002年6月1日，86岁高龄的Kenneth Patrick在卑诗省的维多利亚去世。CAE公司向这位创建者表示了最后的尊重。

第二个发现是，这家公司有40%多的股份所属找不到资料。从CAE的网站上看不到股份分配的资料。通过Google搜索，在一个名叫MonrningStar的网站上我找到这家公司60%的股份分配。大约6%的股份在基金公司手里，最大的持有者是Fidelity low-priced stock，拥有3.89%的股份。在其他机构投资者那里还有53%的股份，前三名是Fraser Jarislowsky有限公司12%， Greystone管理投资公司5%， Fidelity管理研究公司4%。本地的几大银行BMO, 皇家银行，还有魁北克的大众储蓄投资机构Cassie也在这家公司有股份。

第三个发现，CAE的董事会有许多前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我查该公司股东分配资料，就是想了解CAE的董事会的构成，但是似乎还是和股东结构对不上号。该公司的董事局主席Lynton R. Wilson 在加入工业界之前，曾经在安省政府的工业和旅游部担任副部长。在那之后，他先后在戴姆斯勒加拿大公司，蒙特利尔白糖制造商Redpath，贝尔加拿大母公司BCE和北电网络担任董事局主席。他也是McMaster大学的校董。Lynton R.Wilson本人是McMaster大学毕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拿到经济学的硕士。1970年代一直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任职。在CAE的董事会里，John A.Craig是渥太华大学心脏学院的董事局副主席。他此前在北电工作过33年，最高担任过北电CMO。H.Garfield Emerson是Canadian Tire董事，渥太华卡尔顿大学公共事务系高管。ANTHONY S. FELL 是皇家银行董事局的副主席，担任过多伦多证交所的高管。JAMES F. HANKINSON 是Maple Leaf的董事，也是安省电力公司的总裁。ROBERT LACROIX是蒙特利尔大学经济系名誉教授，是该校经济研究中心的主席，1998-2005年担任过蒙特利尔大学的校长。我罗列这个名单的主要想法就是从这个强大的董事会阵容找到这家公司成功的秘诀。

从以上的资料似乎可以得出结论，CAE公司已经和最初的创业者家族没有多少关系，而更是一个社会持股的公司。这家公司的股东阵容也保证了该公司可以获得政府订单。实际上从成立的第一个星期开始，CAE就得到了加拿大空军的订单。换句话说，从一出生，CAE就是衔着金钥匙的。

研究CAE这样的公司，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加拿大政府是如何扶持他们的高科技公司的。这两天看国内关于购房限购的辩论。反对限购令的经济学者们时刻挂在嘴边的就是如何落实完全的市场经济。初学经济学的我希望能够搞明白，政府能在市场经济中起到多大作用。从CAE的例子来看，政府的作用还是不能忽视。这几天油价高涨，我看CBC网上一些留言都在呼吁政府管制。在投机面前，到底怎样做才是最有效率的呢？

大学是社会的缩影，大学生是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许多当今加拿大各个领域的活跃人物都是当年各类学生领袖。我在哈珀总理的传记中就读到他在大学期间就是保守党的支持者。为了支持马尔罗尼的竞选，他甚至中断了学业两年多。
进入本地大学学习不到一年来，我也一直试图多一点了解这里的大学生，可是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很少有本地学生主动和你讲话。勉强能算往来的非华裔学生还是那些同样的移民学生。那天无意中拿起一份Concordia大学的校内报纸，让我对这所大学的学生活动多了一些认识。
蒙特利尔的大学生很善于游行示威。UQAM学生会的一位老兄曾经跟我说，这是法国带过来的传统。说起来，我来蒙特列尔第一天就碰上学生的游行。那个时候从刚从市中心的长途客车车站下车。一出街就看到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后来我知道，那一次他们是为了反对学费上涨。那一次学生最后胜利了。省政府同意暂时不上涨学费。不过，几年之后，政府铁了心要涨学费。学生们也再一次铁了心要抗议到底。
2月14日星期一那天中午，我刚从地下通道走进JMB大楼，就听到学生们的喧嚷。接着看到大批的学生喊着韵律感极强的口号从电梯上下来。说句题外话，这些抗议示威的口号写下来都是很押韵的，在我看来也是学习语言的好材料。看起来学生们也很喜欢这些口号。在游行的第二天我还看到有学生在和同伴聊起游行的口号。14日那天的游行据第二天的校内报纸说一共有897人参加，超过了在校本科生总数的2.5%。这次游行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叫鲸鱼, 是Wintry Hot Accessible Love-in for Education（WHALE）几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这其实不是一句完整的英语，大概意思应该是严寒中要为热爱可获得的教育机会兴奋。早在游行之前，就看到学校内的很多的关于这次游行的带有鲸鱼标志的宣传画。游行前几天，也有学生会的人在学生出没多的地方发传单。对于最后动员了897名学生参加游行，组织者们都表示了满意。有组织者说，在这样的恶劣天气里，还能有这么多学生出来，说明Concordia的学生对于政治并不冷漠。
说到冷漠这件事，我个人觉得2.5%多一点的学生参加活动就能令学生领袖们满意实在是个较低的标准。据说这次游行在谴责教育部涨学费的决定同时还达成另外一项动议，就是把参加活动的必须的学生比例从2.5%降低到1.5%。这个动议从侧面说明了学生参加学生会活动的热情之低。与这次游行同时，Concordia的文理学院学生会也在举行改选。也是据校内报纸说，今年的选举情况候选人很不踊跃，有些位置甚至只有一个候选人。如果不是看到报纸上说，我甚至不知道有这次竞选的存在。
对我来说，这里学生们的选举和我参加的中国人大选举有些类似。上一次做学生的时候，赶上所在地的区级人大选举。系里组织大家提名候选人，学校后来也在大礼堂播放了候选人介绍的录像。当时有同学说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候选人，有什么好选的。这一次校内选举，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校内报纸上说，学生候选人们的选举广告看起来像选美广告。好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学校墙报上贴的那些俊男美女是干什么的。
有Mcgill的学生报说Concordia的这次学生会选举还发生了违纪现象。有候选人因为利用所掌握的邮件地址资源进行宣传，被认为利用了别的候选人无法掌握的资源，有违选举公平。总结起来，Concordia大学的这些校园民主在形式上做得很完善，在宣传上不够脚踏实地。我问周围一些留学生同学，涨学费最受影响的是他们，可是他们怎么看这里的学生活动呢？他们告诉我，功课太忙，实在没有精力顾及这些学生活动。校园选举无法动员起最受益的群体来，这说明了什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校园的民主，我们是不是也能感受到西方民主的一些问题。

上周二的本地公报财经版发表专栏作者Jay Bryan的文章“可笑的减税辩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联邦保守党政府有意再度减税，而反对党却借此发作，并威胁不惜引发联邦大选这件事情。正好我的经济学学习最近也是到了有关减税政策分析的部分，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因此可以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
Bryan的文章中心就是无论保守党哈珀，还是自由党叶礼庭，他们对于减税政策的正反两方面都心知肚明，可是他们讲出来给民众的都是另外的观点。哈珀说减税可以有助于加拿大经济进一步复苏，有助于创造更多工业机会。叶礼庭则说减税实际上是保守党政府送给富人，大企业的礼物，损害的是加拿大穷人的利益和社会服务机构的效能。可是Bryan在文章中认为，减税到底能对经济发挥怎样的作用，这在经济学上已经有了许多讨论。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的哈珀还有当过大学历史学教授兼著名政治评论人的叶礼庭对此都清楚。首先，减税到底能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魁北克市Laval 大学的经济学教授Stephen Gordon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过往的减税政策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贡献非常有限。其次，把减税说成是给大企业的礼物并不合事实。企业税的真正承担人并不是企业主，而是消费者。另外，在加拿大率先引入减税政策的正是自由党人。11年前，时任财长的自由党保罗马丁将联邦税从28%减到21%。6年前当上总理的马丁又再次减税到19%。哈珀政府只不过是接着前任继续做而已。
我的宏观经济学课本上特别有一段讲述19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政策的效果。如果里根政府背后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减税能够带来GDP增长的理论能够成立，那么198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应该是在拉弗曲线（GDP随税率变化）的右侧。从事后的数据来看，当时的减税对于GDP的提升并没有直接的作用。关于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1974年提出的巴罗-李嘉图均衡定理特别指出，减税决不是免费午餐。政府今天减税，企业和消费者看来得到好处。可是这些未来都要有所付出。
相信这些写在经济学课本上的东西我们的政治家们不会不知道。Jay Bryan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政治家们不仅不准备把真正的东西告诉民众，而且他们还要利用民众去达成自己的政党目标。Jay Bryan认为这样的辩论是可笑的。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成熟的民主制度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们的政治家们需要的是民众的选票，而不是民众的智慧。那么民众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社会的政治生活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前不久CBC有一个节目去采访一些加拿大普通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国内主要政治家的名字，结果竟然很不理想。或许有人说，民众远离政治，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因为政府运作良好，不需要民众参与（还是参与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众成了政党斗争的工具。这到底是因为政治本身黑暗，还是民众自己甘心成为工具呢？
相比联邦政府的减税风波，我更关心魁北克城兴建体育馆迎接NHL球队那件事情。虽然NHL球队进驻的事情还没有明确下来，但是魁省政府，尤其是魁北克市政府都下定决心要动用政府资金来兴建这座体育馆。这件事情遭到了许多魁省民众的强烈反对。我看CTV上投票反对政府投资兴建体育馆的比例占到了将近8成。罗伯特巴罗2年前在华尔街日报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同他当年说减税不是免费午餐一样，这一次他说政府投入也不是免费午餐。巴罗写那篇文章的批评对象是刚刚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我相信反对这件事的魁省民众的出发点和经济学家巴罗的出发点并不一样。让我好奇的是，无论经济学家的反对，还是民众的反对，很多事情最后都被证明不见得正确。减税政策在世界各国的实践中证明还是有其效果的，而政府投资的拉动作用至少在中国是卓有成效的。这背后到底有怎样的经济学观点，正是下一步我要去研究的内容。

我家门前的地铁站前不久有一幅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个广告是要求乘客到地铁公司的网站去为STM即将采购的新车厢选择外观设计。等车的空闲，我曾经仔细研究过那里画出的三种设计图。因为这个原因，我对那个位置的地铁广告特别关心。这几天我发现那个广告突然取消了，而且也没有更换新的广告。在那个广告位旁边原来还有一个Vox电视台的广告，最近突然被换成一个什么演出的广告，而且看起来是那种几十年前的东西。

说起来，对蒙特利尔的地铁广告，我是实在不敢恭维的。刚到蒙城的时候，因为看不懂法语，根本不知道地铁站台里那些广告都宣传的是什么。后来慢慢知道很多都是一些电影，演出，还有公益活动的广告。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广告图看起来都那么陈旧，一点都没有在其他地方，尤其是香港地铁广告那么光鲜。有些站台上的广告，明明是最新的，看起来也像许久没有更新过了似的。特别是在冬天阴郁的氛围里，蒙特利尔的地铁似乎和这个城市一样暮气沉沉。

上个星期看见英文公报上有一条关于本地地铁公司STM的新闻，说的是今年STM准备努力扩大广告收入，几年内将广告收入增加到5000万加元，而现在STM一年各类广告的收入是大约1500万加元。地铁公司扩大广告收入的一个具体措施将是征集赞助商，并授权他们在带有各类STM标志的地方发布广告。STM预计此项业务一年能带进额外的1500万加元收入。

以前在国内做市场的时候，我曾经接触过一次北京地铁的广告代理公司。正因为如此，我对地铁广告的运营一直有些兴趣。1500万加元，折合人民币也就是1个亿不到。在我看来，现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地铁广告的收入都能超过这个水平。我和北京那家广告公司谈的时候，北京地铁还只有1号和2号线，不过30多个站。广告价格最低的几千块钱，西单，西直门这些客流多的站广告价格则要5，6万人民币以上。这么算来那个时候北京地铁光站台广告的收入一年也能接近千万加元的水平。这差不多是15年前的事情了。网上能找到的一份中国内地地铁广告市场的报告显示，2006年广州地铁的广告收入就达到2亿元。而上海地铁2005年的广告收入就达到2.91亿元。除了站台广告，中国内地各地铁公司还普遍通过地铁视频，车厢广告，站台商铺租售，地铁报，地铁物业，电信服务等方式等进行多种经营。

世界各地的地铁我乘过很多。令我印象深的除了东京地铁的庞大，波士顿地铁的老旧，纽约地铁的脏乱，最好的地铁还要算香港的地铁。香港地铁和铁路公司的列车不仅运行准时，而且车厢极其整洁，服务周到，几乎所有的站台都非常光鲜，充满动感都市的活力。仅仅拿地铁来对比，很想想象移民到这里的香港人如何习惯这里的地铁，是不是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慨。香港地铁的十年盈利据说超过700亿港币，是全世界盈利最好的公用公司之一。

虽然说增加收入上不擅长，蒙特利尔地铁公司在某些方面还是很擅长的，那就是年年涨价和为员工提供的高福利待遇。自从我来到蒙城，地铁月票的价格每年都以2元的速度在上涨。至于说待遇，这里地铁普通员工的收入在香港大概可以做大学教授了（香港各大学的待遇属于世界最好的之列）。

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这些外来者能够轻易回答的。一句感慨，西方社会的富裕生活并不是完全建立在西方社会自身的效率之上的。蒙特利尔的政治家，投票的民众，学者，有识之士都应该认真反思这个问题。三十年前中国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改革的对象正是国有公司的低效。在资本主义的蒙特利尔，是什么造成这里的地铁公司放着赚钱的机会不用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更加是社会主义者吗？

今年1月20日是CTV蒙特利尔电视台(前身是CFCF电视台)成立50周年的纪念日，CTV电视台为此连日来不断播放一些以往节目的片段。CTV是笔者最喜欢的本地英语电视台之一。该台的新闻节目，大量的美国电视节目，自办的舞林争霸节目，质量都很高。说起和CTV的交道，因为CTV在2008年3，4月间的对华报道失实问题，笔者曾参加过本地华人到CTV门前的抗议。那一年8月，CTV的用工多元化被联邦政府劳工部表彰，笔者当时也曾前往CTV演播大厅进行采访报道，并和该台的日裔女主播高桥睦美有过几句交流。也是移民后代的高桥女士告诉笔者她在CTV工作已经有快30年了。
关于CTV在蒙特利尔的历史，本地自由撰稿人Steve Hatton在他的博客中有比较全面的介绍。1958年，刚刚创建的加拿大电信广播监管部门CRTC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为CBC引入竞争。CFCF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和全国其他7家地方电视台先后创建的。CFCF正式开播于1961年1月20日。最初的演播厅是利用位于拉丁区的 Laurier街215号的Avon剧场临时改建的。当时演播厅的楼上是一间舞厅，每到周末舞厅的音乐就会传到CTV的演播厅来。好在没过多久，他们就搬到Park Extension社区的Oglivy 405号，并在那里一直呆了40年。2003年，CTV蒙特利尔迁入现在唯一Papineau大街1205号的地址办公。
CFCF最早的创立者是英国人拥有的加拿大马可尼公司。早在二战以前他们就开始申请广播牌照。CFCF的意思就是来自加拿大最早的广播电台，代表加拿大第一家，加拿大最好的。由于加拿大政府后来规定电视台不能由外资所有，1972年，CFCF的控制权转到Bronfman家族（经营酒业的犹太商人）拥有的多重接入公司，一家计算机和通信公司。1978年，多伦多的John Basset（他的父亲曾是蒙特利尔公报的出版人）有意代表Baton集团收购CTV。但是加拿大电信广播管制当局CRTC以不符合公众利益为由否定了这一收购。一年后魁北克传媒大亨Jean Pouliot（他也是TVA的创办人）买下CFCF, 并在1986年创办法语的TQS台作为CFCF的姐妹台。但是由于TQS的盈利不佳，Pouliot不得不用CFCF的盈利来弥补TQS的运作亏损。
进入1990年代，CanWest/Global传媒集团注资进入CFCF，同时要求CFCF引入Global电视的节目。由于税务问题，Global当时没有进入魁北克。1995年以后，CanWest联手TVA在魁北克申请成立独立的Global电视台。感到威胁的Pouliot决定出售他在CFCF的股份。此举震动了当时的魁北克电视工业，因为CFCF还同时运营TQS以及有线电视CF频道。TVA的所有者Videotron通过竞标收购了CFCF，但是由于他们和Global电视的关系，CRTC不允许他们同时拥有两家英语电视台。最后，Videotron又将CFCF出售给同时在安省和卑诗运营电视的WIC公司。也在这个时候TQS被出售给Quebecor集团。2000年，WIC又被CanWest传媒集团收购。由于Canwest在蒙特利尔另外拥有CKMI电视台(Global电视台，1997年迁入蒙特利尔)，CFCF面临再次出售。这一次的新东家是CTV的母公司Bell Globemedia。从这次出售以后，CFCF多年来与CTV时好时坏的关系才彻底稳定下来。CTV Montreal开始取代CFCF成为新的台标。
作为加拿大现在第二大的电视广播网络，CTV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各地电视台的合作组织。当年多伦多电视台牌照竞标的失败一方Spence Caldwell联合刚刚成立的7家私营电视台创立了一个叫独立电视机构ITO的组织。那个时候多伦多的John Basset刚刚获得CFL的转播权，他也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电视网协助播出。通过和Basset的协商，1961年10月，Caldwell正式创立了加拿大电视网络公司，也就是CTV的前身，包括了全国8家新建电视台，其核心电视台是Basset拥有的多伦多CFTO台。但是Caldwell无法完全控制这些电视台，很快CTV就陷入财务危机。1965年，Caldwell黯然离去。CTV开始由下属的各电视台合组的公司进行运作。随后的几十年里，CTV在全加拿大进行更多的扩张。与此同时，多伦多的Baton广播集团慢慢接管了整个CTV的控制权。1998年，Baton广播公司正式改名为CTV公司。2000年，贝尔加拿大收购了CTV公司，并与汤姆森家族的环球邮报合组CTV Globalmedia公司。这之后贝尔加拿大一度放弃对CTV的所有权，2010年他们又重新购回CTV。

Vincent Lacroix, 前魁北克Norbourg信托基金公司的创始人，因为涉嫌金额高达1.15亿加元的投资欺诈，两年前被判罪名成立而入狱13年。27日星期四那天，在仅仅15个月的监狱生活之后，他就假释出狱了。不过这次他的假释还不是完全的假释，是所谓的白日假释(Day Parole)。根据网上找到的材料，这个白日假释是1970年代逐渐引入加拿大司法实践的，在服刑期满六分之一刑期的时候可以执行。白日假释，意味着Lacroix每天晚上还是要回到监狱里。他被监禁的地方在蒙特利尔西北的Saint-Anne-des-Plaines。那座监狱号称是加拿大保安最严密的监狱。不过由于那个地方距离蒙特利尔市中心比较远，Lacroix可能不需要每天回到监狱，而是回到一个中间地点。（所谓的halfway概念我还是不太懂）。Lacroix正式完全假释的时间要到2014年2月。
对于Lacroix的假释，假释委员会给出的说法是“让他去进行更多的社区工作，更多地服务他人，服务社会，现在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假释委员会为此特别驳回了Lacroix原来要求在假释地点继续读书的要求，而要求他多从事社会服务。
Lacroix被指控的罪名多达200多项，受害人达到9200名之多。据称这些受害人最终都能从魁北克证券委员会，魁省税务局以及破产清理中拿回自己的损失。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对于Lacroix的假释，这些人可能还不会有太多意见。否则，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面对Lacroix的出狱持什么样的心情。这几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关于财务欺诈案件的报道多了起来。魁北克有，多伦多也有。我真的怀疑是不是所有这些投资人的损失都能从政府那里拿回来。
学法语的时候，听老师也谈过魁北克这个假释的问题。在魁北克，即便杀人犯，也可能只要在监狱里呆几年就能放出来。这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再说到死刑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一再问我们，你们认为人死了，就能解决问题吗？他对他的中国学生们清一色赞成死刑感到也是不可思议。说到文化差异，这件事情也算个典型。不过，就看Vincent Lacroix这个例子，坑了这么多人，中间许多还是吃退休金的老人家，最后只在监狱里呆一年多就能出来，造成的损失还有政府埋单。这种好事情天下是不是在哪里都不多。
加拿大的政府不仅对自己人好，对外国人也不差。这几天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也影响到这里。该国逃亡的总统的一担挑Belhassen Trabelsi持加拿大的枫叶卡乘私人飞机来到魁北克。尽管加拿大政府随后以不符合枫叶卡管理规定为理由吊销了他的枫叶卡。但是30日星期日一早，联邦政府外交部长Cannon已经正式表示，Trabelsi已经申请以难民资格留在加拿大。换句话说，一场旷日持久的难民官司又要开始了。另一方面，突尼斯政府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向加拿大提出了引渡的要求。
网上对这件事情的评价看起来还是反对的居多。CBC新闻上的一条评论说：“这些人对待加拿大就像一个大旅馆一样。他们利用了我们来到这里，接下来他们又用我们纳税人的钱利用我们的律师继续浪费我们的钱。可以想象，今后二十年，他都可以舒舒服服在加拿大过日子。”有人质疑当Trebelsi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加拿大的时候，哈珀政府难道提前不知道吗？海关官员难道没有上飞机检查吗？难道查不出他们任何不合法的地方吗？不过也有人持支持态度。一个评论这样写道：“我们可以给那些斯里兰卡船民难民资格，我们很早就知道他们要来这里。相比他们，Trebelsi不仅有很多钱可以支付移民官司，他也没有什么恐怖嫌疑，为什么不能将他和那些斯里兰卡人同等待遇呢？”

Griffintown对于蒙特利尔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在这片地方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要的事件。
1850年6月15日，在Nazareth街和渥太华街交口的地方，一场大火令三分之一的Griffintown毁于一旦。这差不多是历史上蒙特利尔最严重的火灾之一。2年后发生在蒙特利尔东区的另一场大火令当年全市五分之一的人口失去一切。
1861年4月14日，Griffintown又遭到一场大水灾。整个Griffintown差不多陷入水里。随后的几十年里这里经常遭受类似的水灾。1886年1月的一次水灾让Grand Trunk的仓库浸入三米深的水里。
1879年6月26日发生在William街242号的Mary Gallagher被朋友Susan Kennedy砍头的恶性案件至今仍为蒙特利尔的鬼故事提供着素材。据当事人的描述，杀人者足足用了十分钟砍下朋友的头，恐怖吧。Susan Kennedy被描述成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女子，经常酗酒。有时候发起酒疯来两个男子都无法制服她。她后来在时任总理Macdonald的干涉下被判16年收监。案发时她大约在26岁。Susan Kennedy死于1916年。
1944年4月25日，一架从Dorval机场起飞的四引擎B-24轰炸机在起飞后不久就失控冲入Griffinwotn的居民区中。这是蒙特利尔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难。也是整个二战期间蒙特利尔人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体验。
19世纪60，70年代，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斗导致同样在Griffintown造成分裂。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历史上长期受到作为英国国教的新教的压迫。一直到19世纪初，北美各地针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歧视性政策才逐步取消。天主教和新教的冲突，也是爱尔兰独立和北爱尔兰多年冲突的根源之一。
Griffintown作为加拿大最早的工人区还标记着一位理想主义者的名字。这个人叫做Herbert Brown Ames，是一位关心工人疾苦的资本家，社会活动家。他的那本“山下的城市”一书用大量的第一手数据描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Griffintown工人生活的真实场景。更难得的是，Ames还身体力行改善那里工人的居住环境。他相信资本家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和获得盈利并不矛盾。1897年，他在现在William街和Colborne街交口的地方建起一幢可以提供39间房的四幢工人宿舍（Diamond Court），可惜的是没有什么资本家响应他的号召。Ames后来进入了政界，并曾担任国联的财政官员。
1929年的经济危机曾经令Griffintown陷入极度困难的时期。但是随后爆发的二战让人们重新有了工作。年轻人奔赴战场，当兵可以比他们在工厂打工赚更多的钱。战争期间许多妇女成为工人的主力。没有想到的是，1945年二战的结束却让Griffintown陷入一场更严重的生存危机。
先是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逐步搬离Griffintown。他们开始搬迁到西边的Point-St Charles还有Verdun地区，甚至更远。Griffintown地区的公共厕所尽管在1930年代就开始逐步消失，但是热水提供还没有普及，人们洗澡还需要到公共浴池去。许多老房子的取暖仍然是大问题，许多男人不得不在夜里经常起来给炉子填柴。冬天里人们不得不让自来水一直在流以免水管上冻。(这一切听起来多像许多北方中国人在几十年前所经历的) 在战后崇尚新潮的社会大氛围下，Griffintown的这一切显得落伍了。更重要的是，从1960年代开始，蒙特利尔市政府开始有意地让Griffintown衰败下去。
随着静静的革命上台的Jean Drapeau市长开始大兴土木，迎接1967年的蒙特利尔世博会。一心一意要蒙特利尔旧貌换新颜的Drepeau市长把目光瞄准了Griffintown（有谣言说他要打击他的以Griffintown为依托的竞争对手）。1963年他的政府将整个Griffintown规划为工业区，禁止当地居民维修住房。1965年为建设通向南岸的高速路，市政府征收了Griffintown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土地。这里的学校也被拆除了，学生要坐校巴到另外的地方上学。1970年，Griffintown已经只剩下1500多人口。那一年的6月15日，作为Griffintown标志的St. Ann教堂被推土机拆除了。作为一个居民区，Griffintown已经不复存在了。
今天的Griffintown不仅没有居民，也没有什么大企业。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日新月异建设的中国的人们，很难想象在蒙特利尔的市中心有这么一大片地方被几乎废弃。这几天坐车从那里路过，看到Griffintown开发的广告牌已经树立起来。还有多久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全新的的Griffintown呢？

1642年5月17日，de Maisonneuve最初建立Ville-Marie的地方实际上离今天的Griffintown很近。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今天Lachine运河的附近有一条小溪，小溪和圣劳伦斯河连接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Point Callier博物馆的地址。法国殖民者最初建设的城堡最西边是今天的Mcgill街。Mcgill街西边，也就是今天的Griffintown地区属于六大天主教会之一的圣母会。1654年8月8日，蒙特利尔的另一创建人Jean Mance修女在当时被称为Nazareth封地（今天还有Nazareth街，这应该是Griffintown的第一个地名）建设了Hotel-Dieu医院。1663年以后Sulpice修士会取代了圣母会获得这片土地。很长时间里这里都是教会控制下的一片荒地。1760年英国人统治蒙特利尔后，一些富裕的上层人士开始陆续进入Griffintown地区租赁土地，包括后来Mcgill大学创立者苏格兰人James Mcgill以及前文提到的Thomas Mccord。1792年，Mccord从教会手中获得现在Griffintown大部分土地的99年使用权，开始在这里建设他的庄园。
有意思的是Griffintown的得名和Mccord并没有关系。由于Mccord的生意失败，他在1796年回到爱尔兰，而把Griffintown这片地方交给侄女婿Patrick Langan代理。后者则试图侵占叔父的这些财产，私自把Griffintown部分土地卖给在现在的威灵顿街一带开设肥皂厂的Mary Griffin夫妇。正是这对精明的夫妇注意到Griffintown成为一个工人聚居区的潜力。1804年，教会同意了他们对Griffintown 改造计划。Griffin夫妇邀请专家对这片地方重新进行规划，今天的Prince, King Queen街等名字正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McCord在1805年回到蒙特利尔，并通过打官司重新夺回Griffintown的土地使用权，但是他已经无法改变Griffintown的命名权了。
尽管最初Griffintown地区被有钱人当做建立庄园的地方，但是差不多从18世纪末开始这里就是贫困的爱尔兰移民聚居的地方。特别是1820年代Lachine运河工程的开工，更是奠定了Griffintown未来100多年发展的雏形。我们华人常说华工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奠定了加拿大国家的基础。如果我们看到爱尔兰工人在19世纪初一系列运河工程中的贡献，我们也许要说爱尔兰人同样对这个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想到这里，我突然在想，今天的法裔魁北克人也许不应该把魁北克只看成他们自己的。
到1825年，Griffintown地区已经拥有了包括制砖，酿酒，皮革制造，造船在内的13个工业行业。聚居在这里的爱尔兰工人越来越多。但是这里的人们生存状况也越来越糟糕。流经这里的那条小溪早已变成垃圾沟。这里不仅没有供水系统，也没有人回收垃圾。绝大部分房子都是用最便宜的木头建造的，随时都有火灾危险。为了改善生活，许多人还在房前屋后养鸡养猪，更让这里的卫生状况恶化。正由于卫生不好，经常造成恶性传染病爆发。这里还是酒类非法销售猖獗的地方，治安状况也非常不好。
恶劣的生活环境，低得不能再低的工资，也激起了爱尔兰工人的愤慨。同那个年代欧美许多地方的工人抗争一样，Griffintown地区的工人也在组织抗争，罢工一场接着一场，但是多数被统治阶层镇压了下去。Sharon书中描述道，1843年6月的一天，1000多工人在示威中遇到了50多名步兵，30多骑兵的镇压。那场屠杀震惊了全蒙特利尔。
从1851年到1861年，蒙特利尔的人口从57715人增长到90323人。爱尔兰人的比例则从原来的五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超过一半的爱尔兰人居住在Griffintown地区。1851年，Griffintown地区有大约64家工业企业，而且工厂的数目还在迅速增长中。Griffintown地区已经成为加拿大最重要的工业区。
在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Griffintown地区工人的生活条件在缓慢改善着。爱尔兰人在这里有了自己的教堂，自己的学校，自己的曲棍球俱乐部。1854年，St.Anne天主教堂开工建设，随即成为整个Griffiintown的社区中心。早在17世纪时，法国人就在差不多同样的地方建立过一座也叫St.Ann的教堂。圣Ann其实并不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崇拜的对象，而是法国天主教徒的崇拜对象。在爱尔兰社区建立起一幢以法国的圣徒命名的天主堂也算是魁北克的特色。这座圣Ann教堂在1970年代随着Griffintown的衰败而被拆毁，现在在威灵顿桥东口还可以看到 遗址公园。

元旦假期，抽空翻译了上个学期在UQAM学法语时的阅读作业，法国作家Jean Giono的短篇小说“种树人”。小说描述了一个具有愚公精神的牧羊人几十年如一日在阿尔卑斯山区种树，终于将一片荒凉之地改造成迦南之地的故事（参见我的博客）。尽管这只是作者虚构的故事，但我想无论中西文化有多大差距，关于美德的认识往往是共同的。这篇小说首尾两段，其实很有点毛泽东表扬张思德那个意味。
那天重看古天乐李若彤版的神雕侠侣最后一集郭靖守襄阳，突然在想，西方人是否能真正理解中国人讲的这种侠义精神，这种为国为民不惜自我牺牲的忠义。上个学期在学习国际政治中的解构主义理论时，老师组织大家讨论的就是东亚人为什么这么强调舍生取义。当时很多同学就都不是很能理解。
虽然扯得远了一点，但是讲得都是中西文化的异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文章长篇累牍，中国人研究西方呢？来到加拿大以来，一直都有个想法就是，能否从加拿大，魁北克政治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实践中找到当代中国的发展可以借鉴的东西。
Sharon Driedger的“An Irish Heart How a Small Immigrant Community Shaped Canada”（爱尔兰心脏，一个小移民社区对加拿大的影响）一书为我的探求提供了很好的素材。这本书讲述的是Griffintown的前世今生。出生在Griffintown的作者曾经是麦克琳杂志编辑。她的这本书也是在麦克琳杂志一篇文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400页的内容讲述了不仅是Griffintown的发展，也是加拿大和魁北克社会的发展缩影。
Griffintown是位于蒙特利尔市老港西边，高等工科学校南边，Lachine运河两岸的一片地区。历史上这里是爱尔兰移民最早落户的地区，是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蒙特利尔的贫民窟。二战以后，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居民逐渐减少。现在这片地方已经几乎没有居民，也没有太多工商业，一直处在半荒废的状态。2009年市政府曾经连同一家地产开发公司准备重建这一地区，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这一开发计划的规模大大缩小，直到今天也没有正式动工。
讲Griffintown，离不开爱尔兰人的苦难史。爱尔兰心脏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讲述的就是爱尔兰人离乡背井来到北美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北美最初的艰苦生活。在北美的这么多年，我已经能分辨出很多带有爱尔兰特点的名字。直到看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真正关心这个民族。爱尔兰人虽然讲的也是英语，但是在大英帝国里长期扮演的也是被压迫者的角色。同法裔魁北克人一样，北美许多地方的爱尔兰人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英国上层贵族，资本家的压迫。同波士顿，纽约等地一样，蒙特利尔资本主义工业的最初发展离不开爱尔兰底层劳工的贡献。
早在17世纪，爱尔兰人就随当年英国船队来到北美。他们最初主要从事捕鱼等季节性工作。新法兰西在17世纪末的25000多人口中已经有100多爱尔兰人。18世纪随着新法兰西易手，英国政府鼓励更多的爱尔兰人移民北美，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尤其是移民主力。和Griffintown后来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Thomas McCord的父亲也是这个时候来到魁北克的。进入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更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来到魁北克。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许多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无法像早期移民一样获得土地分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只能讲爱尔兰语。在他们的家乡，由于大饥荒，早已是饿殍满地。Sharon在她的书中描述的悲惨场景就差没有人相食了。移民北美，成了那个时候许多爱尔兰人能活下去的唯一选择，而等待他们的同样是艰苦的生活。
Griffintown由于紧靠当时的市中心，又处在通向进入加拿大西部的Lachine地区的必经之路，成为爱尔兰移民最早的落脚点。聚居在Griffintown地区的爱尔兰人越来越多。1897年的一次人口调查显示当时蒙特利尔42%的人口是法裔，33%是爱尔兰裔，只有21%是英裔。当时的爱尔兰人中大部分居住在Griffintown地区，只有一小部分成功人士搬离了这个地区。（未完待续）

2011年1月2日，历时三天，我终于翻译完这篇小说。阅读这篇小说并回答相关的问题，是这学期在UQAM学习法语的LAN3602课的内容之一。上课的时候太忙没有仔细看。趁着元旦假期有机会再看一次，翻译出来。说实话限于我的法语水平，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完全理解。请看到这篇译作的读者多多指正。这本小说的法语原版可以在蒙特利尔的很多图书馆借到，网上也有相关的动画片。

种树人 （L'Homme qui plantait des arbres）

原著Jean Giono
Jean Giono （1895年3月30日-1970年10月8日），法国作家，编剧。他的作品大都和普罗旺斯省有关。1929年他的第一部小说Colline出版后，他辞掉了银行的工作成为专业作家。种树人是他在1953年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在法国以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Giono授权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这部作品，无需版税。
根据作者在1957年一封信，Elezard Bouffier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他只是希望藉此提倡人们多种树。

1 一个人的性格如果要真得能显示出真正特别的地方，需要有一个机会经年累月地进行观察。人们要看这个人的举动是不是完全摒除了自私，其背后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无私的，是不是完全不求报偿，至多是想在世界上留下一点标志性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完全做到这样，我们可以没有风险地说，这一定是一个非凡的人。
2 大约四十年前，我在阿尔卑斯山里通向普罗旺斯省的一个旅行者罕至的古老山区长途步行。
3 这片地区东南和南边是Durance河流域Sisteron和Mirabeau两市之间的地方；北边是Drome河流域地区，一直到其在Die的源头；西边是Comtat Venaissin高地以及Ventoux丘陵山区，包括整个下阿尔卑斯北部地区，Drome河南边以及Vaucluse谷地的一部分。
4 在我所经之地，到处是1200米到1300米的荒凉山地，山野间只有野生的薰衣草。
5 三天之后，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我宿营的地方是一个已经废弃的山村。自从前一天晚上，我就没有水喝了，附近也找不到能喝的水。我本来以为，在这蜂窝一样的废墟中能找到一口井或者一眼泉。泉倒是有一眼，但早已干涸。五六间房子在长期的风雨侵袭下早已经没有了屋顶。这些房子，还有村里教堂的钟楼，还像以前一样排列得整整齐齐，只是已经找不到一个活物。
6 六月天，太阳很大。在这无遮无挡的高原上，风吹得很厉害。风呼啸着刮过这片废墟的声音就像野兽在食物面前的嚎叫。
7 该启程出发了。走了五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水，我都快绝望了。到处都是一样的单调，一样的荒凉。突然我似乎在远处看到一个小小的黑色的身影。那不过是一棵树罢了，这样想着，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向那个方向走去。这是一位牧羊人，附近他的羊蜷缩在滚烫的地上休息。
8 牧羊人把他的水壶递给我解渴。接着他又把我带回他在这片大山里的家中。他从一个很深的天然泉眼中用一个很原始的绞盘打水。那个水好喝极了。
9 这个人话很少，但却给人一种可信赖的感觉。这是一种这个国家久违的感觉。虽然在深山之中，他的房子一点都不简陋，而是一幢真正的石头房子。看得出来主人来到这里之后做了很多打理的工作。房子的屋顶非常结实，也不漏水。大风吹过屋瓦的声音就像海水冲刷岸边一样。
10 所有的东西都放置得井井有条，碗碟洗得干干净净，地板扫过了，猎枪上过油，火上有热汤在煮。我还注意到他的胡子刮得很净，扣子扣得严严实实，他的衣服用心修补过，一点都不露痕迹。
11 他让我喝他的汤。我递给他我的烟斗，不过他说他不抽烟。他的狗，和他一样安静，表现得一直很和善。
12 他早已做好了让我在那里过夜的准备。离这里最近的一个村子也要再走一天半才能到。我对这片地方的荒凉了解很深。在这片荒凉的山区分布着四到五个小村子，每个村庄都在公路尽头的矮矮的橡树林中。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主要是靠烧木炭为生的樵夫。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苦。这里的夏天和冬天一样难过，大自然的残酷迫使人们一家家紧靠在一起在与世隔绝中艰难求生。人们想的只是如何能早一点逃离这个地方。
13 男人们有时候会开着卡车将木炭送到城里去卖然后再回来。在这样的像苏格兰冷热水浴一样的考验下，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到挫折。妇女们同样有怨气。无论是出售木炭，还是在教堂中争夺座位，男人女人们总是在明争暗斗。在这样的氛围下，自杀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发疯，而且总是很厉害那种。
14 不抽烟的牧羊人找出一个小包，并从里面倒出很多种子到桌子上。他开始仔仔细细查看起这些种子，把好的和坏的分开。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试图提供帮助。但是他说这是他的事情。实际上，看他检查种子那份精细，我也就不再坚持了。我们之间再没有交谈。牧羊人在挑出好的种子后，又把挑选出的种子分成十个一组，再去掉那些较小的，表面有轻微裂纹的。他挑得那么仔细，一直到他在面前找出100个他认为完美的种子才停下来，肯去休息。
15 和牧羊人的交往让人感到很平静。我向他请求让我在他家再休息一整天。他很自然地同意了。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什么能打扰他的平静。其实我并不是一定要再休息一天，而是我很好奇，想知道牧羊人更多的事情。第二天一早，牧羊人赶着羊群去牧场。在出门之前，他把昨天晚上挑好那些种子浸泡到一个水桶中。
16 我注意到他带了一根拇指粗，一米五长的铁棍当做拐杖。牧羊人走后，我悄悄地跟在后面在远处观察他。他的牧场在一个背斜谷里。他让他的狗看着那些羊吃草，自己却走向我这个方向。我担心他是过来责备我，但是并非如此。他请我走近他，如果我没有其他事情好做的话。他爬到一个两百米高的山坡上。
17 等到了他的目的地，牧羊人开始用他的铁棍在地上钻出一个洞来，再把他准备好的种子放进去。接下来他再把土填上。他种的是橡树。我问他这片土地是否属于他。他说不是。我再问他是否知道这片土地属于谁。他还是说不。他说这里应该不是私人的地方，或者是有主人但得不到关心的一块地方。牧羊人显然对于这个地方属于谁并不感兴趣。他只是非常认真地把他的一百颗种子种下去。
18 午饭后牧羊人又开始挑选种子。我开始锲而不舍地向他提问。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这里种树有三年了。他已经大约种了十万颗树，其中两万棵已经发芽。这两万棵中，有一半成活下来，其他也许是被动物吃掉或者什么其他原因没有长成。在这片以前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十万课橡树已经成长起来。
19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牧羊人的岁数。他很明显已经五十开外。他告诉我他已经五十五了，叫做Elzeard Bouffier。他曾经在平地上靠种田为生，但是他仅有的儿子还有妻子都先后去世了。他重新变得孤单。他喜欢这种和他的羊还有狗相依为命的慢悠悠的日子。他觉得这片土地因为没有树才这么没有生机。他说自己没有太重要的工作，他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这里光秃秃的面貌。
20 以我自己孤独的体验，尽管我还年轻，我能体验到孤单的感受。然而，我犯了一个错误。在我的年龄，我总是梦想未来我会是什么样子，怎样找到我的幸福。我和牧羊人说，三十年后，这十万棵橡树将是好一大片树林。他回答得很简单，如果上帝能让他活得更久一点，再有三十年，他会再种很多很多的树。这十万棵到时候就会像大海中一滴水一样。
21 他已经开始考虑得更远。在他的房子旁边，他开辟了一块苗圃，在那里种了许多山毛榉树的苗。为了防止他的羊去啃这些小苗，他还在苗圃周围搭起了篱笆。除了山毛榉，他也考虑在地下几米处有湿土的地方种白桦。
接下来的一天，我告别牧羊人重新上路了。
22 第二年，1914年的战争爆发了。五年里，我作为一名步兵在战争中无暇想起牧羊人和他的树。说实话，我觉得牧羊人种树就像那些集邮的人一样只是出于爱好。我并没有往心里想这件事，基本上都忘了。
23 战争结束后，我领到一笔微薄的退伍费。出于呼吸新鲜空气的强烈愿望，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想法，我准备重新到我曾经去过的那片荒凉的山区旅行。
24 那片地方开设并没有太大变化。突然，在那个废弃的村庄之下，我发现远处山上一大片模模糊糊像地毯一样覆盖在山上的东西。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我已经在想起牧羊人和他的树。我对自己说，十万课橡树，实在是好大一片地方呀。
25 五年的战争里，我见到了许多人的死亡。我没有想到Elzeard Bouffier会死。对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人来说，活到五十多岁的人也差不多不会死了。他果然还在，还是那么健康，他不再是牧羊人了，羊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蜂箱。为了不对那些树构成危害，他处理掉了他的羊。他对我说，他一点都不关心那场战争，他依然在继续种树。这一点我也看到了。
26 1910年种下那些树已经有十年树龄了，已经长到比我们都高。我已经找不到文字来形容这片树林的壮观。Bouffier还是没有话说。整个一天我们都在这片森林中渡过。森林分成三段，有十一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3公里。当我们想到整个这么一大片树林都是靠一个人手工完成，完全没有现代技术的帮助，我们会想这个人在某些方面会和上帝一样有创造力。
27 他一直在按照他的想法工作。那些山毛榉已经长到人的肩膀高了，一眼望不到边。橡树林已经密得不再怕小动物的啃咬。即便神的旨意，要想毁掉这片人造的树林，只有求助飓风了。他还带我去看那已经有五年历史的白桦林，这就是说，5年前我还在凡尔登前线战斗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适合种白桦树的土地，那里有适合白桦树生长的土壤。这些白桦树就像少年人一样嫩弱却充满坚定。
28 Bouffier种的树都是在山里。他并不关心这一点，他只是固执地继续种下去。当我们回到村里，我看到在我记忆里早已干涸的小溪重新有水在流。这大概是他让我看到的最伟大的变化。这条小溪在很古老的时候曾经有水。我在文章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的那些村子有些就是建在高卢罗马年代的历史遗迹附近。考古学家曾在那里找到鱼钩。而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仅仅凭着蓄水池人们才能有一点水。
29 不少的种子随风而散。不仅是小溪重新有了水，柳树，草场，花园都重现在这片昔日的荒凉之地。在这里定居的人也开始增多了。
30 但是这里一切的变化都是慢慢进行的，以至于没有引起人们的惊讶。跟着野兔和野猪来到这里的猎人们看看这片新生的树林还以为是大自然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Bouffier的工作一直没有受到打扰的原因。如果有人发生怀疑，早有人出来阻碍他了。细想想也是，这里的村民还有政府，能有谁能有这样宽广的胸怀呢？
31 从1920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都来拜访Bouffier一次。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看到他心生动摇或者怀疑。我想即便上帝也不过如此。我没有数他遇到多少次困难。要想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不战胜困难是做不到的。他要不断和失败做斗争。有一年，他种了一万棵枫树都死了。第二年，他就重新开始种山毛榉。这种树不仅比枫树，而且比橡树都长得更好。
32 我们在赞叹Bouffier取得成就的同时，不要忘了这么多年来他都是一个人在过的。如果他这辈子一直这么孤单下去，他可能连话都不会说了。或者说，他还有必要说话吗？
33 1933年，Bouffier受到了一位当地森林管理官员的访问。这位官员是来告诉Bouffier不要在野外生火以免破坏这片“天然”林。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告诉这位天真的官员这里有一大片“天然”林，他简直都看得惊呆啦。实际上，到这个时候，Bouffier种的树已经到了离家12公里以外的地方。为了避免走冤枉路，他考虑在种树的地方再建一个石头屋。这幢房子在第二年就建好了。
34 1935年，一队政府人员来检查这片“天然”林，包括了森林与水资源部的官员，技术人员还有当地政府官员。这些人说了很多无用的话。他们说要在这里建这建那，幸运的是，他们最后什么几乎也没做，除了一件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把这片树林归到政府森林与水资源部下管理，禁止人们进入烧炭。这片新生的森林是如此郁郁葱葱，她的迷人让官员们也无法不折服。
35 政府访问团中一个成员是我的朋友。我后来把这片森林背后的故事告诉了他。一个星期后，我们两个人独自去拜访Elzeard Bouffier。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在距离上次政府访问团来访的地点20公里以外的地方劳作着。
36 我的这位森林部的朋友很聪明，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他什么也没说。我们两个人一边吃着我带来的几个鸡蛋当午餐，一边默默注视着眼前这片森林，整整三四个小时都注视着。
37 我们来的路上已经满是六到七米高的大树。我回想起1913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满眼荒凉的景象。平和的有规律的劳作，高山上清新的空气，充实的心灵，给了Elzeard Bouffier健康的身体。他简直就是上帝选出来的运动员。我问我自己，今后他还想种多少树呢？
38 临走之前，我的这位朋友提出了关于这片地方该种什么的一点简单的建议。不过他并没有坚持。他后来和我说，“老人实际上比我知道得多。”在回去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后，他似乎想法已经很明确了。他又说，“关于这片土地，老人比全世界的人知道得都多。他找到了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
39 由于我的这位朋友，这片森林和Elezard Bouffier都得到了保护。他任命了三个森林保管员，并警告他们，无论那些伐木人如何贿赂他们，都不许他们进入这里烧炭。
40 1939年战争的爆发曾经给这片森林带来了一次风险。那时候汽车很多都烧煤气，木材不足。人们开始砍伐1910年种下的橡树林。但是由于这些橡树林离公路太远，砍伐树木的公司看不到盈利前景，都放弃了。这一切牧羊人什么都不知道，他还在30公里以外的地方继续着他的工作。这场战争就如同1914年那场一样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41 1945年6月，我见了Elezard Bouffier最后一面。他那时候已经87岁高龄了。我走的还是当年我第一次走的那条路。但是这次，尽管战争已经让这个国家的满目疮痍，还是有公车从Durance河谷通向Bouffier家。车子开得太快，我差点都认不出这条路了。这条路两边的景观差不多都是全新的。我需要知道我要到的地方的名字才能证明我以前来过这里。我下车的地方叫Vergons。
42 1913年的时候，这个小村子有十几间房，只有三户居民。他们曾经过着很原始很不愉快的生活。他们徒步追踪猎物，差不多和原始人一样。他们的房子周围到处是荨麻。那里的生活似乎看不出希望，人们每天只是在等死。
43 这一次来，一切都变了。以前肆虐的狂风变成了带着花香的和风。耳边是潺潺的流水声，林间刮着微风。令我更惊奇的是，我看到一大片池塘。那里以前只是一个干涸的泉眼。池塘的边上一棵已经四岁的椴树长得已经很大，显示着这里无可争辩的生机和活力。
44 在Vergons, 到处都是生机重现的迹象。废墟被清理了，人们重建了五间新房子。小村子里已经有28户人家，其中四户还是刚搬来的。新涂的房子四周围整整齐齐种着各色蔬菜和花朵，有甘蓝，有玫瑰，有龙头花，有芹菜，还有小葱和银莲花。这里已经成了一个人们乐于生活的好地方。
45 从Vergons村开始我就又步行了。一路上可以看到，刚刚结束的战争还没有让生活重新富裕起来。但是Lazare（基督教新约中死而复生的人物，耶稣的朋友）肯定又复活了。从山上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成片的大麦田和黑麦田。在山谷的尽头，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的庄稼。
46 不到八年的时间这里的人们就过上了健康富足的生活。1913年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而现在这里到处是整洁的农庄，一切都标志着快乐和满足。靠雨水和雪水提供源泉的小溪又开始流动起来，河道也被重新疏通了。农庄的周围，在枫树林中，池塘边长着新鲜的薄荷草。一个又一个村庄被重新建立起来。来自平原和富裕地区的人们开始到这里定居，为这里带来活力，青春。路上我不时可以看到营养健康的正在野营的大人和孩子。即便过去那些最老的居民，他们也早已摆脱了困苦的生活。差不多有一万多人要感谢Elzeard Bouffier为他们带来的这一切。
47 当我想起一个人孤单地，过着最简朴的生活，将这片荒凉之地改造成迦南之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尊敬的人。他的信念是多么的坚韧，他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这是一位值得我们付出巨大尊敬的老人家，他像上帝一样给了人们这片森林。
Ellezard Bouffier 1947年在Banon的医院里平静地去世。

12月23日星期四，阴，天气不冷，出去邮寄明信片临时决定走得更远一点，去城里的书店看看。
本来是想看看有没有下学期英语课指定的英语搭配辞典可以让我翻阅，但是这家位于Saint Catherine和Stanley交口的CHapter书店似乎没有字典卖。于是我就随便翻了一翻最近新出的一些书。相比几年前我逛这家书店的时候，这一次书店里和中国有关的书似乎更多了。东亚历史和社会方面的书除了一本是印度当代史，其他全部都是围绕中国的书。我在那翻阅的时候还听到有人专门来找中国当代史的书。在杂志那一边，无论是英语的还是法语的，关于中国的杂志都有好多本。最新一期的Wilson Quarterly和法国的Courrier International杂志整个杂志全都是中国的内容。还有一本由俄罗斯人编辑的英语的远东评论杂志，内容页主要是中国。当然还有中国自己出版的两本英语杂志（今日中国和中国新闻），也摆在显著的位置。
今天让我感兴趣的最重要一本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学者David PreistLand的The Red Flags，共产主义史。厚厚的一本书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写到当前。把法国大革命当成共产主义史的一部分，有点新奇，其实也不太新奇。马克思主义三个起源和法国大革命其实也有扯不断的关系。
我还没有一目十行读英文书的本事。为了能迅速把握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我翻到最后一页，看作者的总结。我记得作者这样写道，共产主义给当代留下的两大教训是，第一，一个教条主义的乌托邦能是什么样子。第二，社会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能有多大的危险。这一点在当前依然有意义。现在的世界大国们并没有从其中吸取什么教训。关于这本书，纽约时报有一个书评（http://www.nytimes.com/2009/12/09/books/09book.html?_r=1），不过这个书评作者对于共产主义更多的是否定的态度。但是他也不得不引用PriestLand提到的两个教训。
同样从这个书评，可以看到最近一两年还有另外两本关于共产主义史的书，同样都来自牛津的学者。西方学者似乎已经在为共产主义盖棺论定了。
今天从工商时报的社论中，我还注意到另外一本书。Paul Pierson 和Jacob S. Hacker的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 （赢者通吃的政治，华盛顿如何拒绝中产阶级，让富者更富）。Paul Pierson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曾经在哈佛任教多年。Jacob Hacker则是耶鲁的政治学教授。如果我们将这本两位顶尖名校政治学者关于美国政治的最新分析对比上面那本书，是不是很有意思一件事。

12月21日，小雪，上个星期刊登在Metro报上有关Lise Watier女士陪同谭保利市长走访她投资创建的一处妇女中心的照片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我对化妆品一向没有研究，但我还是知道Lise Watier是一个魁北克本地的品牌。Metro的照片让我将这个品牌同一个具体的人联系起来。这让我想去前不久放映的反映法国时装名人香奈儿女士的传记电影。在魁北克，在我们的身边，似乎也有一位这样的时尚女王。
网上能找到的Lise Watier的资料并不是很多。在Lise Watier公司自己的网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Lise Watier首次进入美容界要追溯到1960年代。那个时候她刚刚凭借在加拿大电视网上主持一些女性节目崭露头角。她独特的美容想法，特别是她一些有见地的评论，她的迷人风姿和自信，为她吸引了一大批忠实观众。这些女观众喜欢向Lise Watier询问有关美容护肤的建议和看法。正是这些观众的鼓舞让Lise Watier动起了创业的念头。1968年她在Sherbrooke街上开设了Lise Watier公司，专门从事美容课程，个人形象设计方面的服务。这一工作让Lise Watier认识到她和她的企业的核心商业价值所在，帮助女性完成她们更加美丽，更加自信的目标。1972年，Lise Watier正式创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如今在这一品牌下已经有350多种香水和护肤产品。Lise Watier的产品在全加拿大1300多个销售网点有售，更远销到法国，美国，沙特，阿联酋，西班牙，日本等国家。（Lise Watier的产品在中国通过网络代卖也有一定销路。）Lise Watier公司现有员工175人。
Le Devoir上曾经有一篇Lise Watier的访问。根据这篇访问的描述，Lise Watier 1942年出生在蒙特利尔Maisonneuve街上一户人家。她的父亲是汽车销售员，母亲则是卖服装的。小的时候她对音乐很着迷，也喜欢数学。她曾经想过去蒙特利尔理工上大学。她的父母那个时候很宠她，不让她从事一些剧烈的运动。回忆起童年，Lise Watier总是充满怀念。
她说，自己成为主持人是因为一次阴错阳差的机会。那个时候她到电视台去等一个朋友，无意中被电视台工作人员发现并进入电视圈。她还记得那个时候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女士，如果你想吃这一行饭，你的脸上一定要多一些笑容。”
年轻的时候Lise Watier的偶像是Helena Rubinstein，波兰裔的澳大利亚女商人，慈善家。在20世纪初，Rubinstein在墨尔本开设了一个免费的美容沙龙，并出售她从波兰带来的产品。在读过Rubinstein的传记之后，Lise Watier想到自己为什么不走同样的路。
通过自己开设的美容学校，Lise Watier开始接触到许多美容品供应商。也在这个时候她想要有供应商能为她开发是一种不会遮挡皮肤本色的淡淡的产品，一种符合她个人品味的产品。在遭到许多次拒绝之后，终于有一位叫Cyrille Corbeil的蒙特利尔化学家答应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很快，第一批开发出来的产品被她的学生一抢而光。Lise Watier和Cyrille Corbeil又把目光瞄上了下一个产品。那个时候Lise Watier有一位墨西哥的未婚夫。通过他的关系，Watier和Corbeil对墨西哥的芦荟发生了兴趣。他们在加拿大最早开发了基于芦荟提取物的化妆品。
尽管在产品开发上初步取得成功，但是那个时候Lise Watier的商业前途还很不明朗。许多人看不上一个年轻女孩创造的这个生意，预言她几个月就要关门。许多商业银行不愿意给她贷款，也没有商家愿意销售她们的产品。好不容易，魁北克市的一家Sears答应可以让她的产品销售，这才开创了随后Lise Watier品牌的辉煌。不过，Lise Watier的创业并不是始终一帆风顺。1990年的一场大火差一点烧掉了她的全部希望。
2007年初，Lise Watier将公司大部分股份出售给安省的帝国资本公司ICC，出让价格达到了数千万加元。Lise Watier和夫婿Serge Rocheleau随后过起了半退休的日子。今年3月，由于CEO Anne Martin-Vachon的离职，Lise Watier需要重新回到前台工作。她说，自己的梦想还远没有实现。她说，“在我开设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将是属于全世界的一个品牌。”
Lise Watier的第一段婚姻带给她两个女儿，Marie-Lise和Nathalie，都从HEC毕业，也都是律师。

12月12日，大雪，上午大雪纷飞，下午却下起了冻雨，温度上升到了零度以上。我在后院试图堆个雪人，但是堆到一半，手就冻得受不了了。下次下雪再继续吧。
因为圣诞邻近的关系，电视台反映的电影比较多。昨天晚上无意间看到两部电影，主题竟然都是婚外恋。不知道两家电视台为什么不约而同选择这个主题的电影。
TeleQuebec的“Un baiser, svp”（我们能接吻吗？）是2007年的法国电影。讲述的是一男一女互有好感，男的在告别前问女方能否亲吻她一下。女的却意味深长讲了一个有关接吻的故事。Nicolas和Judith是少年好友，Judith嫁个以往药剂师，Nicola却一直找不到女友，而且最近还似乎对女性兴趣不大。于是Judith愿意帮助Nicolas, 用自己的身体帮助他恢复对女性的兴趣。可是两个人却假戏真做，有了感情。为了能让Judith的现任丈夫知难而退，两个人竟然动员Nicolas的正牌女友，当空姐的Catherine去到Judith丈夫常去的咖啡馆勾引他。而这个女孩也真答应了。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丈夫提前发现了真相，痛快地选择离开。而Judith和Nicolas也负疚不已。讲完这个故事，前述的一男一女还是以拥吻为告别手段，似乎在说尽管结局难测，他们还是难以抵挡诱惑。本片有着法国电影那种特有的浪漫和温馨，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很曲折动人。
Radio Canada的Elegy是一部美国2008年的电影。讲的是一位70岁的大学文学教授迷上了自己20多岁的古巴移民的学生，并开始勾引她，最后引诱成功，又要面对复杂的情感折磨。这部电影我没有仔细看，只是有时被女主角吸引。这位出身在西班牙的美女让电影充满了异国情调，但电影总是很沉闷。